有一年，有个将军误砍了唐太宗陵墓上的柏树，狄仁杰上奏罪该免职，唐高宗认为太轻，叫马上处死那人。狄仁杰说此人罪不当死。高宗生气了，旁边的人示意狄仁杰赶快走开，狄仁杰不理睬，冒死继续他的慷慨陈词：“无期徒刑、流放刑、死刑，都得按照罪行大小轻重来判处，哪有所犯罪并非死罪，就叫判处死刑？
刑法就无常规，教万民如何是好？”高宗终于听进了狄仁杰的意见，那个人也因此得以免死。后人因此编写了《狄公案》一书，来歌颂他，此书曾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二十、法不容情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当初，朝廷的一名官员杨汪杀了张审素以后，就改名万顷。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和张踊年纪都还小，也获罪被流放五岭以南的地方。不久，两个人又逃了回来，计划等待时机报仇。三月十一日，他们亲手在都城杀死了杨万顷，并把状子挂到斧头上，说明自己父亲死得冤枉，结果被官府抓获。
这件事一时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大家都认为他们的父亲无罪而死，这两个小儿年纪尚小却忠孝刚烈，能够为父亲报得大仇，应当怜悯宽恕。丞相张九龄也想救他们一命。而裴耀卿、李林甫则认为，如果这样，就会破坏国法。玄宗也认为是这样的，并对张九龄说：“孝子的感情，为了义而不顾一死，但杀死了人却赦免他，这种风气不能开啊！”于是玄宗下令说：“国家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希望禁止杀人。各人都去申明作为儿子的大义，哪一个又不是遵守孝道的人呢？如此辗转复仇，冤冤相报，又哪里会有尽头呢？咎繇在虞舜时代做掌管刑法的官，有法必依。就是孔子的学生曾参杀了人，也不能被饶恕。应该交付河南府杖杀。”尽管民众都为他们的死而惋惜，但法律却是不能容情的。
二十一、不赦故吏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山东莱州挖出了一个贪污犯，此人就是担任莱州刺史的叶仁鲁。他曾在周太祖身边做官，和太祖有一定的交情。可他徇私枉法，巧取豪夺，共贪污丝绢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犯了大罪。周太祖闻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他忆起叶仁鲁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是他的老部下，是有一定的功劳啊，如今违犯刑法，罪孽难逃，是姑息包庇呢，还是严肃纲纪呢？周太祖权衡再三，决定赐他自杀。他指派朝廷官员送去酒和食物，并说：“你自己触犯了国法，我也没有办法救你。你家中的母亲我会关照抚恤的。”对此，叶仁鲁感动得哭了。周太祖不念旧情，执法如山，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二十二、大义灭亲
这是一个发生在五代十国南唐时的故事。当时后周大举进攻南唐，寿春城危在旦夕。主管防务的刘仁赡请求让大臣边镐守城，自己率众人与后周决一死战，齐王李景达不允许，于是便忧愤成疾。他的儿子刘崇谏深夜乘船准备渡河到淮北去叛变，被军中的一个小官抓住了。此事如何处置，关系到军心的稳定与否和寿春城的存亡。刘仁赡命令部下将儿子腰斩，他左右的人都不敢去救。
一名叫周挺构的军宫大哭着向刘仁赡求情，他坚决不答应。这时，周挺构派人向夫人求救，夫人深明大义，坚决支持丈夫的做法，并说：“我不是不爱我的儿子，但军法不可徇私，名节不能损害，如果宽恕了他，那么刘氏就成了不忠之家，我和刘公有何面目去见将士呢！”她催促命令腰斩刘崇谏，然后收尸埋葬完成丧事。刘仁赡夫妇大义灭亲，使将士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二十三、守法拒礼
清朝乾隆间，江西广昌县的黄静山在河北永年做官，他主办刑事案件，为老百姓着想，事以法理，勤奋不懈，殚思极虑地处理了各种冤案、假案，为许多投入监狱的人平反昭雪，洗却罪名，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信赖，称他是为民办事的大清官。
一天，有一名广东客人，特意找到他的住处，给守门人送了一张名帖，说要见黄大人，因不认识他，就将来人报告给黄静山。
此时，黄静山正在休息，就招呼让其快进来。见面后，黄静山开门见山地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何事干。那人就说今世又获新生，全凭大人的恩惠。另有一件很大的冤狱之事，非大人出面不可，要不就死路一条了。随即那人拿出一盒珠宝献给黄静山，定让他收下才是。并连声说：“谢公大德，谢公大德，我今世不忘您的恩情。”
黄静山听后大怒，声色俱厉地说：“我作为刑官，知法守法，是我应尽的职责。我不能和你相比，如果我收了你的礼，那不是污染了我的名声了吗？公事公办，你还是把东西拿走吧！”那人听后大为惭愧，最后什么话也没说，就悄悄溜走了。
二十四、对友人执法
东汉时，有个叫苏章的官员，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
汉安帝时，因举贤良被任命为武原令。汉顺帝时被升为冀州刺史。
在他管辖的一代郡县中，有一位清河太守陈平，是他的老朋友。有一次苏章在巡视冀州辖区内各郡县情况时，收到了不少检举揭发他老朋友贪赃枉法的罪状。对陈平的问题怎么处理呢？若看在老朋友的情面上包庇他，把这些事情掩盖起来，还是把他的罪状向朝廷奏明，对陈平依法治罪？苏章考虑再三，认为还是要公私分明，友情归友情，公事公办，不能含糊。
于是，一天晚上，苏章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老朋友来家叙旧。清河太守来后，苏章热情款待，亲自为他把盏劝酒，和老朋友开怀畅饮。他讲起了他们当年的友谊，又畅谈了阔别后的经历，说得兴高采烈。陈平见苏章对他如此友好，便放了心，他欣慰地说：“人们都只有一个天，唯独我有两个天，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好朋友。”苏章见老朋友忘乎所以，就严肃地对他说：“你我是老朋友了，今天晚上我请你来喝酒，这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但是，明天我要以冀州刺史的身份办公事，却不能因为朋友就不讲法纪原则啊。对朋友也还是要秉公执法的。”
苏章说到做到。不久，他就把清河太守的不法行为如实向朝廷报告了，要求依法惩办。陈平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二十五、痛斩顺和
1929年冬天，杨虎城（1893-1949）率领暂编21师进行整顿。
规定的纪律中有一条：严禁吸鸦片。九团副官主任刘顺和觉得自己和杨是同乡，杨年幼时吃过自己母亲的奶，两人一块长大，情同手足，所以他不管这一套。夜里，杨虎城巡视中闻到烟味，喝问：“谁在抽大烟？”刘顾和不敢吭声。杨说：“部队禁止吸食毒品，你带头抽，怎么去教育士兵？”当即命令逮捕了他。当夜，杨虎城回忆着刘顾和同自己生死与共的情义，但又想到，假若这次不按军法办事，今后将如何带兵打仗？经过激烈思考，他亲笔起草了一个“告示”。第二天清晨，在全体官兵面前，宣读刘的罪状，然后沉痛地说：“我是长官，没有管好部下，责任首先在我。但是刘顺和带头破坏军令，罪责难赦，立即枪决！”刘顺和被拖走时，杨虎城悄悄抹去了滚出眼眶的泪水。
事后，杨虎城派人给刘顺和的家属送去一份优厚的抚恤金，又给刘顺和的母亲送去养老金，对刘的家属进行了妥善的安置。
二十六、严治内弟
有一年暑假，李大钊（1889-1927）回到河北省乐亭县老家探亲，正巧他的内弟赵晓峰也从天津回家来了。赵晓峰一见李大钊，又是握手又是寒暄，又是倒茶，又是点烟，真是格外亲热，因为李大钊是他的“保人”。
在旧社会，要想找到工作，往往需要委托一位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做介绍当“保人”。赵晓峰就是有李大钊作保，才得以到天津汉沽盐务局当职员的，而且此工作很称心。所以，他很感激这位姐夫。说话间，赵晓峰得意忘形地对李大钊说：“您给我找的事太好了，每月能挣六七百元钱。”
“怎么能挣这么多？”李大钊感到意外。“姐夫，你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除去工资之外，还有‘私吃’呢？”“怎么，你也搞‘私吃’？”李大钊听到后十分不悦，因为“私吃”就是用非法手段赚钱。
从此，李大钊再也没有理这个内弟。过了些日子，赵晓峰赶回汉沽盐务局上班时，一到局里，负责人就对他说：“你已被辞退了，不必再来上班了！”赵晓峰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辞退我？”
“你姐夫已经撤保了。”
赵晓峰气急败坏地赶到北京找李大钊，问他为什么要撤保，为什么砸了他的饭碗，李大钊平静地笑笑说：“因为你‘私吃’太多！干这样的事，谋取非法收入，实际上就是坑害百姓！”赵晓峰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没说出话来。
二十七、不念旧情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桩发人深省的包湘之案件。
包湘之何许人也？他就是福建省厦门市的市长，因为喜新厌旧竟将妻子溺水而亡。恰巧这案件发生地点在江苏泗阳，公安局长正是包湘之的“老部下”，所以包湘之“笃定泰山，安然无事”。未料这位部下全然“翻脸”不认人，硬是不念“老上级”的情分，逮捕了这位首长大人，并交给了法院。
包湘之被泗阳法院打入死牢，仍然有恃无恐，因为他除了有一位“翻脸不认人”的老部下以外，还有一位权力更大又以极重情义而著称的“老上级”在，那便是官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
陈毅（1901-1972）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的司令员。
包湘之曾给陈老总当过警卫员，不但朝夕相处，常侍左右，而且黄桥一战，还救了陈老总的命。于是包湘之狱中传书，请老总出来说话，他想陈老总看在过去“阶级感情”的份上，总会“一令既出，刀下留人”的。然而这个包湘之又是一个“未料”到，陈老总禀然一书。信就送到当地公安处，说是“包湘之在战争年代曾救过我的命”，但“不可因为他过去有恩于我，就赦免其杀人罪恶”，所以明确表示“同意驳回包的上诉，处以极刑，立即执行！”陈老总严明法纪，不念旧情，依法处死“老部下”的做法令人敬佩。
二十八、亲属也要守法纪
毛泽东同志对亲属、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无论是谁，都要严守法纪，不能有丝毫的特殊。
那是党中央驻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已经27岁了，他和女友刘思齐确定了恋爱关系，岸英觉得自己不小了，该到结婚的时候了，便和思齐一同向父亲去汇报。
毛泽东问刘思齐：“你正在学习，学校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学习吗？”思齐说：“结婚后好好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毛泽东又说：“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我是1931年生的。”毛泽东又问：“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知道。”“哪着急干什么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
毛泽东很和蔼地与他们交谈着。毛岸英也答应听爸爸的安排。
可两人离开不久，一会儿岸英又来到父亲的住处。毛泽东看着儿子的神情，问道：“你怎么又回来了？”这时岸英就吐露了自己的心思：“我想结婚以后，好好专心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毛泽东继续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同意你们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现在不能结婚。”岸英急了：“我都27了，思齐也18了。”“她是虚岁！”毛泽东态度很坚决，并对儿子进行了严肃训斥和教育。开始岸英想不通，可没过几天，岸英感到自己错了，主动向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见儿子有了转变，高兴地说：“很好，这样，你就是一个模范的守法者，而不是一个违法者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他的亲属们自觉守法。解放初期，毛泽东外祖家的亲戚经常到北京来，回乡后，非常神气，摆架子，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1954年4月29日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信道：“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的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