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听后，觉得他言过其实，便不解地问：“自高祖皇帝开国以来，征敛有常制，赋税有常，民生有保障，且连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未闻民穷财尽之事，卿今日何故出此危言？”刘大夏见皇帝询问实情，正好趁此机会陈述自己在外看到的实际情形，只有引起皇帝的充分重视，才能进一步革除征收税制上的弊端，也才能推行兵制改革。
他就直言不讳地说：“陛下居深宫之中，耳闻多是阿谀逢迎之辞，对民间的实情恐难了解。陛下以为征收有常，其实并无常制。臣在两广任职多年，所见所闻，颇有领略，从广西征取铎木，广东征取香药，每年仅此两项就耗费数以万计，其它更可想而知了。”
孝宗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太过分的地方，又问：“如今兵士境况如何？士气怎样？”刘大夏说：“士兵的生活与百姓一样穷乏，士气也普遍低落。”孝宗还对此迷惑不解，他奇怪地问：“兵士驻扎有日粮饷，出征有月粮饷，怎么还至于穷苦？”大夏回答说：“您是按时按量给士兵分发了粮饷，但将帅侵吞克扣，数目达一半之多，哪得不穷！”孝宗这才恍然大悟，不觉叹息道：“朕在位十几年了，尚不知天下军民贫困至此，真是枉为万民之主啊！”于是，立即下诏禁止各地过分的供献，同时整饬军纪，严惩了有关的长官，煞住了长官私扣粮饷的恶劣风气。
刘大夏见皇帝已经了解了事情，为自己上任以后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才走马上任，接过兵部尚书的大印。从此，孝宗皇帝更加亲信刘大夏了，只要遇到难以决断的事，必召他前来询问，常常言听计从。
过了一年，遇到京师大旱，刘大夏借机再次上疏孝宗，称兵政的弊端还没有完全革除，乞求退休还乡。明孝宗知道他又有什么新的花样，当然不准，让他详细开列所应革除的弊端。于是，刘大夏把兵政十害逐条列出呈上，孝宗看完奏疏，觉得切中要害，便赞许地采纳了。
孝宗越来越器重刘大夏。经常单独召见他，把他当做了知己朋友，经常像一对老朋友一样地与他促膝而谈。一次，孝宗诚心诚意地问刘大夏：
“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朕又怎样做才能如古代帝王一样呢？”刘大夏也诚恳地回答说：“想学习古代的帝王并不是太难，要注意的问题是，求治不宜过急，过急了就必然造成一定的混乱。凡任用官员和施行政事，可以召见内阁官员及执政大臣当面商议，与他们诚心诚意地交换意见，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后，再去施行新的政策和法令也不迟。这样，不仅能集思广议，也可以赢得众人之心，求得顺理以达到天下太平。”
孝宗听完了觉得受益匪浅，在刘大夏的辅佐下，孝宗虽然没有成为古代传说中的什么圣明的帝王，也还算是一个不太坏的皇帝。
刘大夏的为臣之道可谓是循序渐进的，他先是引起孝宗的注意，然后取得孝宗的信任，再逐渐提出对策，可以说按部就班地进行。他不仅自己实行这样的策略，对孝宗要求的也是“求治不宜过急，过急了就必然造成一定的混乱”。应该说，这样的循序渐进的方法不仅是为臣之道，并且还是为政之道。
朝里有人好做官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朝里有人好做官”，意思是说，只要朝中有人就有更多的做官、升官的机会，这样的话，现在的人听来是不会不理解的。
明武宗受江彬等佞臣引诱，竟然异想天开，想借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机，到江南巡游。明武宗是个十分昏庸的皇帝，做事本来就像个小孩一样，再加上佞臣的引诱教唆，就更不成样子了。他带着一班佞臣太监大张声势地出了京城，但刚出京城不远，就收到王守仁擒获朱宸濠的捷报，武宗觉得十分无趣，反而有点怪罪王守仁。他为了能达到巡幸南方的目的，武宗执意要王守仁就地看管叛臣，不要往京城押送，等待他南下后亲自处理。江彬与太监张忠等人，更怕王守仁独揽平叛的大功，以后自己不好控制朝政，并想借着这次南巡的机会，找个借口搞掉王守仁，于是，他们一边随皇帝星夜兼程，赶赴南京，一边派人阻止王守仁将俘虏押送进京。
随行的太监张永，与王守仁有交情。当王守仁打败叛军时，缴获了很多书信，其中有张永与叛军来往的书信，王守仁当着张永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掉了，因此张永对他十分感激。现在，张永察觉了江彬等人的阴谋，便想法要保护王守仁。
公元1519年（正德十四年）9月，明武宗到达南京，王守仁也正在押解叛王朱宸濠北上的途中。江彬、张忠多次派人阻拦，要王守仁停止献俘，他们竟然说：“应当把朱宸濠释放到鄱阳湖，让皇上亲自与他交战，等到俘虏了朱宸濠后，才能论功行赏。”王守仁听了这种奇思妙想，知道朝廷中已经一片黑暗，不觉感到前途叵测，甚至自身难保，于是就萌生急流勇退的意思。迫不得已，王守仁给朱宸濠等钦犯戴上镣铐。由浙河（今钱塘江上游信安江）而行，想到杭州以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这时，太监张永已先赶到杭州等候王守仁，他想应劝说王守仁先交出朱宸濠，否则就会落个抗旨不遵的罪名，正好落入江彬等人的圈套。
不久，王守仁已到达了杭州。
因为有前面的关系，王守仁对张永还有些信任，一见面便说：“张公公，江西的百姓经此战乱，再遭旱灾，现在还要供应京军、边军粮饷，其困苦已达极点，若再不好生安抚，必将再酿成大乱，恐怕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急于把朱宸濠押解进京，不是不想让皇上再继续南巡，实则是不要皇上再有扰民之举，是为江西百姓着想和江山社稷着想，更不是为了贪个人之功。等办完了这些事，我也想辞去官职，退隐山林！”说完，不禁叹气。
张永很理解王守仁的心情，对他说：“此次我随皇上南下，有一群小人围绕在皇帝身边，我要从中周旋，以便能真实地传达皇上的旨意，不过，对皇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只有先顺着他，才能慢慢地想办法；如果违抗了皇上的旨意，只能给那些那些小人以害人的口实，不仅无法保全自己，对天下大计也没有好处。”
王守仁向他请教应该怎么办，张永说：“您应该把朱宸濠交给我，由我代你献给皇上，这样一来，小人就不能说你抗旨不遵了，你也因此不必去见皇上，暂时不与皇帝相见，等过了这件事，再从长计议。但不知将军相信我吗？”
王守仁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况且还可以避免许多是非。
忙说：“我怎能不信任公公呢？
于是，王守仁把朱宸濠交付给张永，自己渡过钱塘江，取道绍兴返回江西。
江彬等人见阴谋落空，没有达到整垮王守仁的目的，就又向武宗进谗言说：
“王守仁并不是平叛的功臣，而是叛军的同谋，起初他投靠了朱宸濠，参与策划叛乱，后来见叛贼大势已去，才反戈一击，否则，叛军哪有那样容易平定呢？
王守仁不仅洗清了自己，还把擒获朱宸濠的功劳归为己有。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应该将他与叛贼一道治罪。”武宗听了，觉得证据不足，将信将疑，但还是王守仁产生了疑心。
这一切，张永都看在眼里，他借口要禀明军机大事，让武宗单独召见了他。
他详细地向武宗讲述了王守仁平叛的真实情况，分析了利害得失，用事实说明王守仁如何忠心报国，又如何受到奸佞陷害，最后更指出王守仁已经到了报国无门，要归隐江湖的地步。他劝皇帝说：“王都御史忠心可鉴，是国家之栋梁，用这样的人，可造福天下，消弭祸乱；不用这样的人，或加害这样的人，则会让忠臣尽寒心，倘若再要发生类似宁王叛乱之类的事，皇上您还能用谁来平乱呢？江山岂不要拱手送人？望皇上近忠臣、远小人，不做亲痛仇快之事。”武宗被张永的肺腑之言所打动，也考虑到利害关系，就不再相信对王守仁的毁谤了。
这些奸佞之臣仍不罢休，不久，太监张忠又向武宗说：“王守仁在杭州，竟然不到南京觐见陛下，恐怕是心虚的缘故。”他见不能说服武宗，又说：“陛下可以试着召王守仁前来，如果来了，到说明他没有什么，如果不来，则可断定他目无君王，必有反意。”武宗见事关重大，就听信了他的话，当即下诏宣王守仁来南京。张永了解了情况后，让使者快马报知王守仁，希望他赶快前来面君。
王守仁深知此中的利害，立即奔赴南京，在九门（今南京市西兴中门外）外等候，准备进见皇帝。张忠见王守仁来了，不禁大失所望，怕王守仁见了皇帝戳穿自己的诡计，便想方设法不让他朝见。王守仁等候多日，知道自己无法见到皇帝，再次动了归隐的年头，他穿上便服，直奔九华山而去。
张永趁机在武宗面前说：“王守仁是忠臣，虽立下盖世功勋，但不图荣华富贵。他见许多人争功邀赏，勾心斗角，便想丢弃官职，入九华山做道士。难道像他这样的不图权势富贵的人也会谋反吗？何况朝中的能臣日见稀少，如果再走了王守仁，谁能担得起朝纲？请陛下速速将他召回，委以重任。”
武宗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对王守仁再也不怀疑了，然后降旨把他召回，任他为江西巡抚。武宗死后，王守仁又升任兵部尚书。
像王守仁这样的大儒，凭着自己那样高的道德学问，那样高的功勋，尚且还需要“朝中有人”，更不要说一般人了。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有：
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您来即墨任职以后，说您坏话的人几乎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察即墨，看到新开垦的荒地，百姓丰衣足食，官府办事效率很高，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可见，被人诽谤不是您的过错，而是因为您不花钱收买我左右以求荣誉啊。”因而封给即墨大夫一万户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有人替您说好话。然而我派人到那里巡视后却发现，东阿到处荒芜，百姓贫困凄苦。赵国攻打甄城时，您无力援助；卫国攻取薛陵时，您竟然不知道。这说明您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人，以求得虚假的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那些人。齐国因此得到彻底的、井井有条的治理。
这是一个朝中无人也好做官的例子，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想多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来，似乎十分困难！
官场无父子
俗语说：“赌场无父子”。孰不知，官场更无父子。所谓“赌场无父子”，无非是赌场上大家人人平等，都是赌客，没有长幼尊卑之分，赢了拿钱，输了给钱，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想耍赖。要说，这还真有点平等竞争的意识，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切社会关系都荡然无存，全靠个人的本领和运气，赢了的应当，输了的服气。这么一说，赌场还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自由平等的世界。
“官场无父子”可就不一样了。封建官场绝对不存在平等的竞争，权大势足者必然占据优势地位，甚至根本就不让你竞争，就像阿Q当年说过的一样，“老子要什么是什么，要谁是谁。”因此，在封建官场上很难谈到什么亲情友情，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什么天理人伦都可灭绝，什么神圣正义都可踏在脚下。封建官场中亲人相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曹丕为了找个借口杀死弟弟曹植，竟让他七步成诗，否则杀头。曹植也真是急才，就兄弟相残之事即景生情，果然七步成章，吟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七步诗》真是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内部的兄弟相残、父子相残、夫妻相残、亲朋相残的真实情状。
这些例子已司空见惯，就不必再举了，只是为了权力，母亲杀害亲生儿子的“大义灭亲”之举还是令人震颤。武则天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不是评论她的功过，我们要看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是怎样对待她的儿子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但为了不使大权落到儿子们的手里，为了自己日后能当皇帝，她毫不犹豫地毒死了已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对第二个儿子也是一样，立为太子后，他居然不听武则天的话，武则天便先废了他的太子称号，再贬往巴州，随后又派人将他杀死。她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都曾被她推上皇位，但不久就又被她废掉，幽禁在别处，好歹留了他俩的性命，还算没有斩尽杀绝。母亲应该是最无私和最神圣的了，但若同皇权相比，这无私和神圣就变得象糖人儿一样脆弱，一吹就化。人在封建官场，真不知变成了什么动物。
其实，封建官场就是权欲与人性交锋的屠场！说得太透彻了易伤脾胃，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个较为温和的例子吧。
古语道：子承父业。这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并不全是这样，老百性遵循的东西，皇帝可以随便违反，父亲可以向儿子讨还皇位，哥哥可以向弟弟讨还皇位。
在中国历史上，有弟弟杀了哥哥的“玄武门之变”，也有哥哥把弟弟推下皇位的“夺门之变”。为了权力，无不可“变”！
公元1457年（明景泰八年，英宗天顺元年）1月的一天早上，百官照例早朝，尚未进殿门，便听得一阵呼喊：“太上皇复位，百官拜贺。”群臣大吃一惊，抬头望去，果见龙椅之上坐的不是景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群臣迟疑了片刻，觉得木已成舟，如不听从，立刻就有杀头之祸。于是，群臣拜伏，这位太上皇朱祁镇就又枯树发芽，梅开二度了。
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是明代中期皇族权臣内部的一场由来已久的权力之争，要说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英宗时期的宦官专权说起。
公元1435年（宣德十四年）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呜呼，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还是在英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陪他读书。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县）人，小时候因生活所迫而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东宫侍候太子。王振为人狡黠，巧于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做了皇帝后，王振也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任何朝代的宦官专权似乎都走过了一个相似的历程，开国君主往往做出极其严格的规定，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只能服侍皇帝后妃的起居生活，但过不了几个皇帝，宦官就会专权，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开国君主靠文臣武将打天下，而后世的皇帝往往靠宦官来整治朝臣，一来二去，宦官就有权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是靠建文帝的太监而登基的，他曾得到了建文帝宫中太监的帮助，因此，他即位后，就给宦官以回报，明朝的宦官专权自此而始。
但在英宗以前，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如果宦官犯法，则被处以重刑，所以当时宦官还不敢放肆妄为。到英宗时情况就不同了，英宗即位时年龄小，善恶莫辨，忠奸不分，他竟让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司礼监是众多宦官职司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有两大职能，一是主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这倒罢了，重要的是第二点，即管理皇帝的奏章，凡大臣上奏，皇帝批答及起草诏书，都要经过司礼监。王振就利用这个上传下达的枢纽位置，捞取权力，欺下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