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个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人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就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季友为了索回庆父，平息鲁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莒国交出庆父。庆父还幻想像当年一样得到宽恕，利用宗法的名义向季友求情，要求逃到别的国家去。他实际上是想窥伺时机，卷土重来。季友看破了这一阴谋，坚决拒绝，庆父只好自杀。
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鲁僖公对他大加封赏，但季友的宗法观念太重，他对僖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这是三家大夫立足之始，又因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称“三桓”。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自己的子孙长享爵禄，只靠国家是无法保证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可免于争权夺利带来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尤其是庆父的后代，更为突出，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粟”，“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看来，这三家新兴势力的兴起，既与他们较少公室那样的传统束缚有关，也是他们自己励精图治、奋发努力的结果。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他们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针对这种情况，鲁国的公室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国家的收入急剧减少，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权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仍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他们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二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格外强盛。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季孙氏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规定税收的数额；孟孙氏采用旧的奴隶制；叔孙氏则新旧各半。实行的结果，新的征税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季孙氏不仅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在军事力量上都比其他两家更加强大。公元前537年，季孙氏废掉了原来的三军，仍恢复原来的二军，再把二军平分为四份，进行“四分公室”，季孙氏一家就占了其中的两份，并完全占有了公室的军赋。就这样，三家把鲁国分了个干净，百姓向三家交纳赋税，再由三家转交国君。这时，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而行政权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官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怜他呢？”
鲁国是由王室的本族“三桓”取代的，可以说是分封造成的后果。但晋国呢？它的情况恰好相反，却也被分裂成韩、赵、魏三国，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晋献公曾经历了公族嫡庶之间的长期征杀，深感公族分封及争权夺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他平定晋国以后，就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杀戮许多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对手；二是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权位，以免培植私人势力。其实，这第两条规定直到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才实行，因为献公一生虽雄才大略，晚年还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又使晋国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混乱。晋文公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才坚决实行了这条规定。
显然，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尚未提供成熟的统治经验，还未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统治方式。晋国的做法虽然避免了王室之争，但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大权旁落到异族卿大夫贵族手里。晋国后期的政权一直由十多个卿大夫把握。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智氏、中行氏、范氏六家，称为“六卿”。这“六卿”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瓜分晋国的土地和人民。
为了进一步消除异己势力，以范氏为首的新贵族向先前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栾氏等挑战，经过艰苦的战争，终于完全消灭了旧的贵族。在消灭了栾氏的力量以后，范氏自以为功劳很大，十分骄傲。有一次，他对鲁国的使者公孙豹说：“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话该怎么讲呢？我的祖宗从周代以后就很旺盛，到现在还是如此，应当说不朽了吧？”公孙豹巧妙地回答：“这只是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还谈不上不朽，像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文仲，生前说的话，死后还被人们长记不忘，那才算是真正的不朽呢！”范氏想自夸身世，结果讨场无趣。但也表明范氏目无国君的骄横自大，同时也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范氏、中行氏力量较为强大，但在施行新的制度、争取民心方面却远不如韩、赵、魏、智氏等四家。尤其是赵氏，非常注意为百姓着想，所以很得民心。这样，范氏、中行氏就联合郑国，想一举消灭韩、赵、魏三家。在战斗中，赵襄子采取了解放奴隶等赏罚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后来，智氏又以势力强大而欺凌三家，分别向三家索地。韩氏、魏氏因惧怕智氏，又不愿单独结仇，就分别割地相让；唯独赵氏，断然拒绝。于是，智氏就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城。围困两年不下，智伯决晋水灌城，晋阳城中连锅灶都生长了蛤蟆，老百姓还是坚决拥护赵襄子，不肯背叛。最后赵襄子派人同韩、魏两家接洽，说明利害，指出赵氏灭亡，韩、魏不能独存的道理，策动两家背叛了智伯（智氏的首领），里应外合，一举彻底消灭了智氏的军队，杀死了智伯及智氏全族。
智氏灭亡后，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后来干脆分裂成韩国、赵国、魏国三个国家，周天子被迫承认后，这三国也就正式成立。从此，晋国不复存在，最多称这三个国家为“三晋”，但已不是指原来的晋国了。
鲁国的以臣代君使鲁君名存实亡；晋国则更为彻底，干脆来个实亡名也亡；至于齐国的田氏代齐，就更有特点：由姜氏齐国变成了田氏齐国，鸠巢鹊占，不动声色地窃有了齐国。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和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田氏在齐国的得宠，也有其深长的历史渊源。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的最早出现的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做管理工匠的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斗争中，田氏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用刑罚，经常施以刖刑（砍去脚的刑罚）。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之残暴。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桓子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己的家量，往里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在田氏取得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两人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氏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氏首领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留意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了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信，即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皇宫，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由于田乞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的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逃跑时竟迷了路，逃入了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
田常死后，其子襄子盘仍做国相。襄子颇富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8年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
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曾对齐国历来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将来有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桓子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造出来的。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三次以臣代君的重大历史事件，颇有意味深长之感。三次卿大夫夺权虽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老话。鲁国的季孙氏致力于笼络人心，晋国的赵氏倡行“仁政”，齐国的田氏煞费苦心地在百姓中树立威望，就更不待言了。尤其是田氏，其八代奋斗历史真值得好好地研究。对于一个会读史的人来说，一定能从中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田氏以逃亡贵族而终取人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跟他们实行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对待姜氏贵族上，他们起初因为力量薄弱，就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对异己就毫不手软地加以消灭。在表现方式上是恭顺柔和，亲服其劳，借此取得信任。实际上又巧妙地寻找间隙，制造不和，挑起火拼，坐收渔人之利。在对待士阶层及百姓的策略上，其特点尤显突出：他们数代人一以贯之，苦心经营，收服人心，这是其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田氏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一步步地上升，就在于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舆论和其他软性斗争上，就是在兵戎相见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臣代君，说是阴谋也好，说是篡权也罢，只是阴谋成功了也就成了阳谋，篡权符合民意也就成了改革。何况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正义的价值标准。必须像司马迁提倡的那样，“不以成败论英雄”，在看待历史时，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权谋史，也不能把权谋者看成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行不义之举，“窃钩”者是小偷，“窃国”者乃大盗，近代史上的袁世凯曾做“皇帝”，但并没有人认为他是庄子所说的“侯”，道理也就在这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那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谋略家与骗术
说谎是十分讲究艺术的。如果句句说谎，肯定极易被人识破；如果在绝大部分地方说的是真话，只在关键的地方说上一句假话，不仅不易被识破，还会起到取得别人信任的效果，甚至能让那些真话为谎话服务。苏秦以真实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为齐国服务，博得了齐王的信任；但正是这种信任才使得苏秦最终能够替燕国给齐国以致命的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