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非常重视重耳，要把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改嫁给重耳。当时，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这时，公子圉已即位（晋怀公），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过期三月，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已被杀害了。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臣，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一到，就决定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一惊，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的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还是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记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过了黄河后，秦军攻下几座城池，因为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了重耳，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43岁逃往狄国，55岁到了齐国，61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62岁了。他在外流浪了19年，虽说也有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
晋国经过近20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又加上重耳有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
重耳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人心。他虽下了一道布告。说是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消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对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这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的行李逃跑的管家头须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头须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得到您原谅，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重耳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了季隗，从齐国接回了齐姜，从秦国接回了文赢，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介子推也不争辩，和老母一起到介山隐居去了。
重耳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安定周王室。原来，在文公即位的那年冬天，周王室发生了内乱。王子带和周襄王的妻子隗后通奸被发觉，王子带逃到狄国，勾结狄人把周襄王赶出洛邑，自己做了天王。重耳就率领晋军赶走了狄人，杀了王子带，迎回周襄王。因此，重耳立了大功，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且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便。
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了。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制军的先例。然后选定策略，要与强大的楚国决一雌雄。晋文公先争取宋国加盟。然后再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争取齐国、卫国、鲁国，孤立楚国。在这次战略性的进攻中，晋文公对当年曾经施惠于他的人都慷慨报答，对曾经羞辱过他的人也毫不客气，这就是所谓的“救患报施”。
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十分恼火，楚、晋之间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楚军在大将子玉的统率之下，气势很盛，晋军能否战胜，实在是未可预见的事情。
晋文公忧心忡忡，十分谨慎。他看到楚军来势很凶，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每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
楚军却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晋军已有了秦、齐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可以说有备无患，又加上巧妙灵活的战术运用，先诱敌深入，分别击垮势力较弱的左右军，迫使子玉的中军逃离战场，这样，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以晋胜楚败而告终了。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妨碍我了！”从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确立了。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重耳两次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正确选择。晋国长期的混乱，给晋文公的上台、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晋文公及其随从的19年的磨练，也为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由各方面的因素积累的结果。
再者，中国一向尊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策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了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制造了舆论，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致胜之道。
正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霸业已逝，雄才也早已作古。但其以退为进的策略却并未随之而去，在现实中还在被广泛地运用着。
春申君巧言说秦
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有权势的王族喜欢养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即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这些人有时养的门客多达三千人，他们的国家也确实因此而受益，有的国家甚至就是依赖他们而存在的，如赵国如果没有平原君早就灭亡了，孟尝君对于齐国，信陵君对于魏国也很重要。应该说。在“战国四君子”中，最没有用的恐怕就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心术不正，将怀了自己孩子的嫣嫣嫁给楚王，企图移花接木，结果事泄被杀，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小看了春申君，他曾成功地为楚国游说了秦王，被楚王封侯，且看他对秦王的一次游说。
楚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了楚国西陵，另一支军队攻破了郢都、夷陵，烧毁楚王祖先的坟墓，楚王被迫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并在陈地设下了一道防线。楚国从此衰败下来，不被秦国放在眼里。后来，白起又率秦、韩、魏三国联军准备进攻楚国，楚国的形势十分危急。
楚国有个叫黄歇的人，多年游学在外，见识广博，襄王认为他是能言善辩的人，因此派他出使秦国。黄歇到了秦国，上书劝说秦昭王道：“天下已经没有比秦国和楚国更强大的国家了。现在听说大王打算攻楚国，这实在是失算之举，这就好像二虎相斗，结果让狗、马一类的小畜牲得到了好处，因此不如与楚国和好。为什么呢？请允许我讲明这个道理。我听说事物一旦发展到顶点，就要走向反面，比如冬夏的循环就是这样；东西到了最高点，形势就很危险，比如堆积棋子就是这样。如今秦国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再加上有两个边陲，这是自从有国家以来，从未有过之事。即使是万乘之国的土地，也不曾有这么大。可是自从文王、庄王以至于大王三代，竞不能把地界扩展到齐国，从根本上去割断东方诸国的联系，阻止合纵联盟。如今大王三次派盛桥到韩国去任职驻守，盛桥又迫使燕国顺从，这样大王不用派兵，不用施加威力就得到了百里之地，足见大王是极有才能的。大王又发兵攻打魏国，堵住魏都大梁的与各国的通道，并占领了河内，攻下南燕、酸枣、虚、桃等地，进而攻入邢地，魏军的军队见到秦军，像猫见老鼠一样不敢较量，大王的功绩也够多的了。大王又用两年的时间休整军队，然后重新发兵，又夺取了蒲、衍、首垣等地，进逼仁、平丘、小黄、婴城等地，迫使魏国臣服。大王又割取蒲、磨以北的土地，使之划归燕国，这样以来，就切断了齐燕的联系，控制了楚、魏的交通要道。天下诸侯因此而惊恐万分，不敢相互救援，大王的威力可算强大了。大王如能慎重地保持已经取得的功绩，守住已有的威势，收敛起攻伐之心，广施仁义之道，使自己的国家没有后顾之忧，您的事业可以与三王并称，您的威势可以与五霸并举。但是，如果大王仗着人口众多，凭着强大的军队，乘着击败魏国的威势，想以武力使天下的诸侯屈服，我恐怕大王还是有后患的。
《诗经》上说：‘没有人不能善始，却很少有人能够善终。’《易经》上说：‘狐狸过河却把尾巴弄湿了。’这是说开头容易而结尾却是难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过去，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的好处，却不知道有葬身异地的大祸。吴王夫差只看到攻打齐国的便宜，却不知道在三江水边会被越国打败。这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建过大功，因为他们贪图眼前的利益，而不顾以后的祸患。吴王因为相信了越王勾践，所以才攻打齐国，已经在艾陵战胜齐军，没想到回来时在三江之滨被越王勾践杀死。智氏相信韩、魏两国，就去攻打赵国，围城数年，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没料到韩、魏反叛，在凿台上杀死智伯瑶。现在，大王担心楚国不破，却不想灭亡了楚国反而会加强了韩、魏，我替大王考虑，这是不可取的做法。”
“《诗经》上说：‘即使脚步迈得再大，远方也不易跋涉。’由此看来，楚国才是真正的友邦，而您的邻国才是真正的敌人。《诗经》上说：‘别人有坏心，我能够猜测出了，狡免跑得再快，有时也会被狗捕获。’如今，大王在半途上竟相信韩国和魏国与您亲善，这正好像吴王相信越王一样。我听说：‘对于敌人，不可轻视，对于时机，不可丧失。’我担心韩、魏虽然言词谦卑，实际上是想利用秦国。从何而知呢？大王不但历来无恩德于韩国和魏国，而且有几世的怨仇。韩国和魏国的父子兄弟接连被秦国害死，至今已历百年了。国家受到残害，社稷被破坏，宗庙遭焚毁，百姓被剖腹，脸面被砍开，暴骨荒野，尸体僵仆着，在国境上触目皆是。父子老弱，被绑着一个挨着一个走在路上，鬼神都没人供奉，使百姓流离失所，家族失散，逃亡在外给人做奴隶，这种情形极为普遍。因此，只要韩国和魏国不灭亡，就是秦国的仇敌。现在大王却联合他们一起进攻楚国，岂不是失策吗？”
“况且大王进攻楚国那天，要从哪里出兵？大王将要向您的仇敌韩国和魏国借路吗？可以想见，兵出之日，就是大王担心军队无法返回之时了。这样，大王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军队帮助仇敌韩国和魏国了。大王向两国借路，必定要攻打随阳右壤。这些地方都是广阔的沼泽和山川，再不然就是山林深谷这样一些不毛之地，即使得到了这些地方，也不能算是得到了土地。这样大王就有了毁灭楚国的恶名声，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惠。况且大王攻打楚国的时候，韩国、魏国、齐国和赵国四国必定会全部起兵对抗大王。秦楚交战，无暇他顾，魏国就会出兵攻打胡陵、萧、相等地，秦国原先占领的宋国的土地就必然要丢失。齐国人派兵向南进攻，泗水以北必被占领，而这些地方都是平原，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大王却偏偏让他们攻占。大王即使攻破了楚国，实际上是给韩、魏以好处，并增强了齐国。韩、魏强大了，就可以对抗秦国了。齐国南边以泅水为界，东面背着海，北面靠着黄河，就不会有后患了。这样一来，在天下的诸侯中，就没有哪个比齐国更强大的了。齐、魏两国得到土地，进而保存实力，再认真地教导属吏，修明政治，不到一年，即使不能成为帝王，然而要想禁止大王称帝，却是绰绰有余的了。”
“以大王土地之广大，百姓之众多，军队之强大，偏要出战就会与楚国结怨，反倒让韩、魏把帝号重新交给齐国，这实在是大王失策了。为大王考虑，不如与楚国友善，只要秦、楚合而为一，以进逼韩国，韩国必定会顺从大王；大王再以东山险要地形为屏障，拥有河曲之利，韩国就会成为秦国在关中的侯吏；大王再以十万大兵屯驻郑地，魏国必定会感到十分害怕，许邑、婴城、召陵等地，都不敢与魏国往来，这样一来，魏国也就成为秦国在关内的侯吏了；大王只要一旦与楚国结好，关东两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韩国和魏国就都与齐国接壤了，这样，大王要取得齐国西部的土地，就易如反掌。这样大王的土地，从西海直达东海，中间则割断天下。这样一来，燕、赵得不到齐、楚的援助，齐、楚得不至燕、赵的支持。如果能够这样，再接着以危亡威胁燕、赵两国，并进而胁迫齐、楚两国，这四国用不着秦国的进攻就会降服了。”
黄歇的这一番论述真可谓纵横捭闺，左右逢源，气魄宏大而又娓娓动听。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情况比较熟悉，就会知道他的论述是很迂阔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番论证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看来，越是动听的计谋，恐怕越要审慎地对待。甚至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春申君做事往往与实际情况不吻合，所以，他最后的下场也是他的性格的必然结果。
西施的故事
据说，吴国是因西施而灭亡的。
据说，英雄难过美人关。
据说，英雄往往不爱江山爱美人。
中国春秋时代的最后一次争霸与一个美丽的女人搅缠在一起，使这段历史似乎减少了些许的血腥，平添了许多凄艳迷离。但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到底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吹吹枕边风，这枕边风听与不听，那是女人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吴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兴或亡，均与这类女人没有太大的干系。吴王夫差败越之后的轻敌麻痹、傲慢自大、好大喜功和骄奢淫逸，才是吴国败亡的根本原因。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女人似乎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与当时女人的附庸地位似乎不太相称。事实上，女人乱国、女人亡国并非是女人直接参予政治的结果，而是女人作为君王或权臣玩物的副产品。因此，女人乱国、女人亡国就成了一条极为隐晦、极为巧妙而又往往很有效的制敌途径。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有了许许多多女人乱国，或是因女人乱国，因女人亡国的事例。在这些千奇百怪的事例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西施助越灭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