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请他弹琵琶，他说：“我不善弹琵琶，不过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检讨一下，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把鼎盛的春秋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与博取人民的爱戴，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称之并不为过。因为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补益。也有一些大人先生们对于自己的职务尚能处理，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这种人本身姑且不论，现在要来谈谈工作本身。就是说，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 ！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 ！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份高估他们的力量，以致不自量力而结果吃力不讨好，也不低估他们，以致陷入凡事怕做的畏缩情况中！
无论在容积与范围各方面，一个国家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得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的，人口可以用数字表出，城镇可以用地图画出。然而，社会工作中最易犯错的是国力的正确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作一个大核果，却把它比作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粒子，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或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成大国的基石。
设有铜墙铁壁的城，火药库和兵工厂储存丰富，铁骑与战争用的巨象，还有铁工厂，样样俱全，可是一个国家如果徒具这类东西，而没有训练尚武强悍的国民，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而已。所以，如果国民缺乏勇气，兵力本身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报告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拟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寡敌众，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些人作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敌人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兵力和勇气不相配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尚武的国民。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军械缺乏，即使有金钱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有了尚武的精神，便可测知自己的力量如何。至于佣兵，据一切已有的例子，不论国君对他们如何重视，他们只是暂时展示他们美丽的羽毛，不久那羽毛就会脱光。
犹太和以萨迦的命运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一个国家中的国民如果负担过重的苛捐杂税，就永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不过，这些税款如果是人民愿意捐出的，他们的勇气便不致减得太厉害。如荷兰的货物税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英国国会同意的特别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读者必须注意；这里所指的是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在钱方面是一样的，而在心方面（指影响勇气而言）却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显贵如果增加得太快，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这种情形很可能使平民变成农奴，整日意志消沉，因为，事实上他们已成为贵族的奴隶。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下面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见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人民生产者少，必然会贫贱，那么想培养尚武的人就非常难了。尤其是步兵，可以说是军队的命脉，是绝对不可少的。所以，人口多不一定有什么力量。刚才所提及的最好拿英国与法国来比；英国在土地和人口方面虽然较小较少，可是武力较强，因为英国的中产阶级最适合培养成良好的军人，法国的农奴则不然。就这一点来说，英王亨利七世的策略令人钦佩；他把农场和农舍制定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至过着贫贱的生活，而且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是只有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
“举国皆兵，
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是指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有如金碧辉煌的贵族显要，如云的仆徒，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叫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维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大的态度尽量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少数的国民，只要有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是个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安稳地保守一定的领域是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士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为风所折断一样。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给予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给予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的甚至全国准予归化。此外，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这些权利也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 ！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尽量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另一种办法，情形也就差不多了。他们的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并且几乎是不管任何国籍的人他们都一律欢迎，甚至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于是菲力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来。
安坐在室内可以完成的技艺，以及只需要手指而不需要臂力的精巧手工，确实在本质上与军事相反。一般说来，一切尚武的人都有一点懒惰；他们不喜欢劳动，而喜欢冒险；他们要保持精力，当然不可让劳动消耗了气力。所以，在古代的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等国，一般都用奴隶，这样便都可以不劳动了。然而，现在根据基督教的律令，这种制度废止了。和奴隶制度相近的，是把一些繁琐的工艺交给外国人去做。使大部分的本国人民做以下三种工作：种田、当自由佣仆、做较有气力的手艺，如打铁、做水泥工、木匠等，而职业军人则不计算在内。
然而，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武备当作主要的荣誉、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只是充实武备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加以关注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的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曾经一度武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备很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关于基督教的欧洲，有武备的只有西班牙人。但是很明显地，我们最注意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一个国家如不直接从事建军，富强绝不会从天而降。长期从事武备的国家，它的效果是惊人的（如罗马人与士耳其人），这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历史教训。然而，这只是一国在有充实武备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富强的境地，而这类国家在他们的武备技术衰退时，也就不能再保持富强的地位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可作适当的借口。因为我们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士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回来，认为扩张疆士是他们大将的荣誉；可是，他们发生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像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绝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部党争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份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物体和社会团体也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兵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永远武装起来，则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虽然很费钱，可是在邻国之间，通常还可以有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迄今已有 ！"#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凯撤的事说：“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上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的，他是虚荣的自信心太强，想把凯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 ！$%！年利邦多的战役，士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士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陆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大部分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比古代光荣的战争，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另外也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备；然而，在古代，战胜的地方竖立起纪念碑 ——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个人方面的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有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括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作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