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的社会环境的营造就是要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散发出自然的、亲切又带有生活气息的美。以饮食为例。从古代开始，饮食就不仅是适应人为了活命的生物性的需要，而且也是适应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饮食是一种文化，它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到生活方式，从社会风气到社会心态）紧密联系，包含有历史的、审美的意蕴。如老北京的饮食文化：“由精益求精的谭家菜，到恩承居的茵陈蒿，到砂锅居的猪全席、全聚德的烤鸭、烤肉宛的烤肉，再到穆家寨的炒疙瘩，还有驴肉、爆肚、驴打滚、糖葫芦、酸梅汤、奶饽饽、奶乌他、萨其马”，还有“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豌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老北京的饮食文化构成了一个韵味悠长的意象世界。王德威：《北京梦华录》，载《读书》，2004年第1期。
今天在我们的饮食中，从总体来说是非常丰富的，餐饮业也非常发达，但在丰富的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瘦肉精、三聚氰氨、地沟油。普通人对饮食安全担惊受怕，又如何去体会那份放心与美感？
（3）构建有尊严、有力量的文艺批评来抵制文艺创作中的平庸和低俗
在文化建设中，文艺批评担负着引导文艺创作、培养受众鉴赏能力、提升人民群众审美趣味的光荣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文艺批评勇担重任，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促进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惟其如此，文艺批评自身也才能够走出困境，摆脱目前绵软乏力的困顿状态，重获生机与尊严。
文学艺术的发展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态势，文艺创作和生产能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文艺批评攸关系之。正确而有力量的文艺批评，往往观点鲜明、立场坚定、是非明确，它犹如迷雾中的一盏明灯，给作家艺术家和读者以正确的指引，甚至决定着一个时期文艺发展的走向。
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生成，不仅需要广大作家的努力，更离不开广大批评家的积极参与和坚守。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同样不乏这样的例子。在批评的召唤和指引下，当代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成为20世纪80年代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并对其后文学创作表现领域的转移以及审美空间的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之相比，今天的文艺批评则显得过于绵软乏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文艺批评的作用力、影响力日渐萎缩，甚至沦落到自说自话、少人问津的地步，与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形成强烈反差。是这个时代不需要文艺批评了吗？不是。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文艺批评。
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生产所呈现出来的活跃状态及其纷繁复杂程度是空前的，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更是全新的，这些都亟须文艺批评给予理论上的阐释和清理，予以规范和引导。同时，面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文艺产品，人民群众如何甄别、选择？如何抵御各种不良诱惑？如何给自己补充健康的精神食粮？这也需要文艺批评因势利导、指点迷津。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事关文化建设的旗帜和灵魂，体现着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如何加强思想引导，推动文艺作品推陈出新、不断进步，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推动文艺界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好文艺评论和文艺批评。由此可见，时代已经赋予了文艺批评更加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文艺批评如何不辱使命，摆脱当前的无力状态，真正成为引导文艺创作生产的重要力量，切实推动文化产业振兴，展示出它独特的学科优势和社会功能，这是摆在所有文艺批评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当然，我们对文艺批评“力量”的呼唤，并不是要制造文艺批评的“话语霸权”，对批评力量的建构必须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
总体而言，真正有力量的批评，应该表现为对文坛正义的维护、对偏离文艺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取向的匡正，能够真正为人民群众的文艺接受和文化消费服务。这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功能和效用的坚守。否则，文艺批评无论表现得多么强大，其力量都只能是“伪力量”。
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我们的批评似乎也很有力量，甚至掌握着文坛的生杀大权，可谓一言九鼎。一篇批评文章将一个作家打入冷宫，甚至令一个作家锒铛入狱者并不罕见。但是，这样的批评所倚仗的并不是批评本身的力量，而是来自特殊时期的政治外力。今天，凭借“扣帽子”和“打棍子”建立批评威仪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某些“酷评家”的笔下仍然留有这股遗风，行文夹枪带棒，虎虎生风，甚至用谩骂和攻击代替了理性分析。这样的批评当然不会为文艺家所接受，人民群众也不屑视之。当然，一味无原则的表扬称颂也不是批评的要义，也成就不了有力量的批评。某些批评家为了讨文艺家欢心，极尽能事地唱赞歌，甘做文艺家的“吹鼓手”，批评家变成了表扬家，这同样不足取。
批评的基本表达方式是判断，面对良莠不齐、取向各异的文艺作品，当几乎所有判断都沦为表扬的时候，批评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更遑论批评的力量。在某些批评家看来，也许只有唱赞歌的批评才能为文艺家所接受，殊不知，这恰恰是对批评价值的解构。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家，不但善于接受表扬，更应该善于接受批评，因为唯有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会帮助他突破既往，取得更大进步。对文艺创作而言，批评的力量不在于表扬还是批评，而在于能否直击要害，能否切中肯綮地指出作品的成就和不足、优长和缺失，推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
（4）坚持大众传媒的文化自觉，防止过度娱乐化
时下，大众传媒的过度娱乐化、低俗化是人们的普遍感受。对人们的审美品位和格调带来负面影响。对此，必须进行改革和引导。问题是如何改革？大众传媒过度娱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广告收益。本来就文化素养不高的中国电视业，大多以所谓“央视索福瑞收视指数”和“尼尔森收视指数”为衡量节目优劣的唯一尺度，由此导致中国电视文化含量急剧下降，成为率先实现自我沙漠化的文化行业。
所谓收视率指数，通常使用“人员测量仪法”，即样本家庭的每个成员看电视时必须按下手控器按钮，而测量仪会储存该信息，并通过话线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但它的样本数量如此低下（一般在1000户以下），概率分布如此狭隘，根本无法描述数亿电视观众的实际观看状态，更何况，衡量节目优劣的标准是多元的，它必须兼顾频道、时段、节目类别等影响收视率的因素，尊重专家和公众对节目的评价以及测算节目投入产出状况等，由此组合成判断节目优劣的科学依据。这个复杂的评估系统，又岂能被形迹可疑的“收视率指数”所独断？但令人不安的是，恰恰就是这种畸形的评判模式，成为中国电视最严酷的文化杀手。
电视界流传的一则关于伪收视率的笑话，讲述者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官员。他称山东某台一栏目已停播3个月，但收视调查公司却浑然不知，继续提供该栏目的收视率，其收视率甚至高达30%。尽管这种闹剧至今层出不穷，却不能动摇各地电视台“唯收视率主义”的强硬立场。
中国电视业的“唯收视率主义”，是电视业实施文化自杀的主要工具。某些电视节目的垃圾化，由于受到收视率数据支撑，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2005年前，中国电视业尚留有少数文化孤岛，像湖南经视“象形城市”、上海纪实频道“往事如烟”、陕西台的“开坛”栏目等；而到2006年，除了“开坛”仍在运转，其他地方台的高端文化节目，几乎都已在收视率的追杀下全军覆没。收视率“罪行录”上，又添加了新的文化“命案”。甚至像阳光卫视这样以纪录片为核心的高端电视台，也因经营上的危机，被迫数度易手。
此后，这种“唯收视率主义”又扩展到电影业，出现了“唯票房率主义”，把票房收入当作影片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这场价值灾难的结果，是中国大片日益走向低俗和无聊，跟电视一起，成为中国文化大倒退的象征。
改革的思路就是对大众传媒进行分类改革。实现公益性的广电事业和经营性的广电事业共同发展。公益性的广播电视服务由政府主导，坚持媒体的事业性质，遵循“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原则，目的是提高公共节目质量和服务质量，使每一个公民不受身份、地域和经济状况的限制，享受到广播电视的基本服务，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和普遍需求得到真正满足。
经营性的大众传媒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其中体制改革是关键，否则经营性活动就没有市场主体，没办法做。要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来运行和发展，鼓励广播电视多样化发展，增强广播电视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当前的大众传媒的问题是：公益的投入不足，同时又想要经济效益；该市场化的又没有放开，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画地为牢。这造成了我国的广播电视雷同、重复、优质节目稀少的现象。分类管理的优势在于：公益的媒体主要以质量、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品为主导。不考虑广告等经济效益。市场导向的媒体放开竞争，同时可以考虑向民间和民营开放，打造有竞争力、优势的传媒集团，实现事业与产业分开，制作与播出分离。这样做既能适应党管媒体的需要，同时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既能保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能适时地把自己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