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贵族教育
面对后物欲时代带来的空虚与无聊，我们不妨回溯历史，从古典贵族教育中汲取教育资源。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贵族阶层依靠对其极端有利的分配方式走在整个社会之前率先“解决”了温饱问题，在文明社会中首当其冲的遭遇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历史上，他们对此发展出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并在相应方面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正全面遭遇这一问题的当代人借鉴和反思。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的古代贵族们，摆脱空虚无聊的途径和方式一般有两种，一个是堕落，一个是升华。贵族们的生活腐化与堕落我们并不陌生，但我们也要看到，贵族中或贵族文化传统中也还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历史上的另一部分贵族分明向我们展示出，摆脱空虚与无聊的另一个出口，那就是开发精神世界，使自身完美，使生活艺术化。
一、古典教育的特征：生活教育和综合教育
古典教育主要是针对贵族和僧侣的，特别是在西方古代社会，劳动人民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而贵族、僧侣阶层是不用工作或不用劳作的，因而古典贵族教育主要不是生产教育，而是教育如何生活、如何做人的，侧重于人的丰富与完善。生产是有分工的，而生活和人的丰富与完善不可能划分得很细，因而也是综合的。
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有两个主要区别：其一，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最大差别是后者是教人们如何工作的，而前者是教人们如何生活的。古典教育几乎完全不学习工作。“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篇》）贵族教育中没有一点与实际事物密切关联的东西吗？有，那就是军事技艺。“流汗不流血，流血不流汗。”中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个近似的特征是，下层劳作，贵族打仗。即使下层一部分人也从事战事，上层却绝无一人从事劳作，且贵族成员多半要亲赴战事。劳作即使不是天天进行，至少是极其频繁的。而长远地看，战事的发生是稀少的，至少不会像劳作那样频繁。因此，军事技艺便带有相当的游戏色彩。贵族学习的御射之外的其他内容，诸如诗书礼乐，与生产的关系就更遥远了，并且越来越精致，越来越艺术化。这种学习脱离实用，却同贵族的生活融于一体的时候，便完成了生活的艺术化。他们实际上学习的是如何过艺术化生活。自然，他们之所以可以脱离劳作，是因为下层民众养育了他们，他们剥削了下层人，拥有了物质资源，不需要劳作了。
其二，古典教育是综合的，而现代教育是专业的。这是服侍于截然不同的目标所使然的。近现代的生产日益走向细致的分工，现代教育必然要跟随现代生产。而生活是没有分工的，因此学习如何生活就远比学习如何工作更为兼容和综合。孔子的全部教育宗旨和手段——诗、书、礼、乐、御、射，都是致力于造就君子，即高尚的人。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其弟子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篇》）
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朱熹对此的解释是：乐之过而失于正者也，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说，享乐要适度，哀愁要节制。适度的物欲是天理，过度的物欲是人欲。
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就是说，君子不是工具。
子贡曰：“……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舆？”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篇》）译成白话就是——子贡问：“有钱了不骄傲，如何？”孔子说：“可以，但不如有钱了‘好礼’。”子贡说：“诗经说：要如何如何打磨玉石，就是您说的意思吧？”孔子说：“不错，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你能举一反三了。”这里的关键是，子贡用打磨玉石说明自己对“礼”的解释，而孔子高兴地赞同。也就是说，贵族的教育就是打磨自身，使自己臻于完善。这乃是君子终生不渝的目标。
富裕是挑战，它使得东西方古代的部分贵族不谋而合地走上了学习这一道路。公元前3世纪希腊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读写、竖琴、唱歌、跳舞、体育。泰勒斯预测天气而大发葡萄财的故事，告诉人们，虽然智慧的副产品可以帮助人们发财，智慧却不能服侍物欲。苏格拉底同孔子一样是一个无所不通的全才，他深通数学、天文学，他拥有运动才能，他是杰出战士，还是雕塑家，他要求青年全面学习。柏拉图的教育内容包括：音乐、游戏、仪表、马术、小兵器。
古罗马时代贵族们的轨迹刚好显示出上述的两种趋向：堕落和升华。一方面，它秉承着希腊文化，提升精神，造就完美的贵族，其教育的内容是修辞、演讲、体育。另一方面，它陷于醇酒女人，以观赏斗兽刺激麻木的神经。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教育内容是读写算、拉丁文、修辞、骑士技艺和风度、体育。
古代东西方贵族在应对富贵的挑战时依赖的手段都是乐趣的培养、精神的充实，而不是道德的说教；他们都在凭借生活艺术化来疏导丰盈的物质造成的空虚无聊以及物欲过度导致的荒诞生活。
二、暴发户与老贵族的区别
老话说：一代学穿，两代学吃，三代学古董字画。衣冠是最容易的，可以一蹴而就，不然何来沐猴而冠之语。暴食豪饮，一掷千金，其实也容易。这里所说的难学，要两三代的积累，要生在富有的家庭，才能学会吃，不是指花钱的能力，而是指品位的能力，那必须从小接触各种美食，必须是童子功。这种吃，已经有了鉴赏和玩味的意思。文物字画当然更是纯粹的玩了。暴发户不会置办古董；他的儿子小时候见不到古董，多半是半路出家，似懂非懂；到了孙子辈才能自小耳濡目染。也就是说，玩是要学的，乃至要从小学的。岂止古董，一切有深度的游戏，都有较长的学习过程。个人如此，国家也是这样。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首富。可是欧洲人一直在嘲笑它，一些美国人也在自嘲。我们不是欧美人，没有当事者的局限，可以摈弃其中酸葡萄的味道，获取其中的真知灼见。
比起欧洲人来说，美国人不会生活。
塞托夫斯基说，西德（联邦德国）人均只消耗不到美国人均一半的资源，但是西德人度假、运动、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美国人均花费在旅游上的时间比西欧所有国家都少。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的直接旅游收入是1700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多。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快餐店在公共饮食业中占40%，而英国不超过12%，法国不超过4%。快餐追求的是标准化，其口味显然缺乏多样性。美国人消费了更多的罐头食品。美国人消费的新鲜蔬菜占消费蔬菜总量的67.4%，而欧洲人占77.6%。美国人消费的新鲜水果占水果总量的62.0%，欧洲人是87.2%。据1966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人每天吃饭的时间共69.8分钟，欧洲人是96.1分钟。”转引自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这些并不能说明欧洲人消费的物质更多，而说明，他们更重视生活的乐趣和质量。抵制麦当劳登陆欧洲的原因正在于此。
还有一个例证是咖啡馆。时间支配的调查显示出欧美的一个重要差别。美国人更喜欢独处，他们每天清醒时间中的6.6小时是独处的，比欧洲人多了2.5小时。轿车是原因之一，但解释不了全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咖啡馆为代表的消费方式。美国的咖啡馆中往往顾客稀少，欧洲的咖啡馆则是拥挤热闹。美国有一些地段非常好的路边咖啡馆，里面墙上写着：“我们没有逐客的意思，但是因为座位较少，希望您能配合一些，让后来的顾客能够入座。”美国人可以理解和接受这种方式，因为他们是来消费饮料的，不是消费时间和其他东西的。上座好的咖啡馆未必都有这样的告示，但经营的方针是一致的。他们将座位搞得不够舒适，以使顾客不会久留。欧洲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欧洲的顾客来咖啡馆就不是为了饮料，而是找人（不认识也不要紧），找说话的地方，找加入到一个说话的团伙中的感觉。欧洲老板赚钱的动机和美国老板一样，但是欧洲的民情使得老板的策略必然不同。他们可以将杯子弄小，却不能将座位搞得不舒服，更不可能有上述告示。欧美顾客来咖啡馆的频率也相差悬殊。西德（联邦德国）人每天至少来咖啡馆一次的人占14岁以上人口的8.1%，法国人占了8.6%，而美国人是4%。英国人去咖啡馆和酒吧的频次和法国人差不多，可是法国人饮酒的总量大大高于英国人，这旁证了，他们去那里的主要的目的是聊天。咖啡馆只是一个缩影。它说明了欧洲人更重视聊天、人际交往，这些非物质的生活，它们与生活质量关系甚大。转引自郑也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中国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美国。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比欧洲更悠久，但是我们的传统中断了，被我们自己打碎了。我们有《论语》、围棋、美食、武术，等等，但是游戏的心态、健康休闲的习惯在我们的行为层面上中断了；谈天吹牛的公共场所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上，比美国更暴发，中国的富人和白领阶层几乎只有20年的历史。因此，我们的富人不懂吃喝，却可以天天都是豪华的宴席。麦当劳可以在吃文化最深厚的国家中铺天盖地，食客盈门，北京王府井的麦当劳几乎成为该公司的旗舰。我们容纳三教九流的茶馆在北京等诸多城市已经灭绝，取而代之的是富人的茶艺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富裕起来的人也不少。但生活情趣、生活品位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们社会中的许多成功人士（包括官员、企业家、高知等），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可能还算不错，称职而敬业，甚至成绩突出。但在生活中，在闲暇时光中却大多是耽于低级、感官性的享乐（如吃喝、包二奶、赌博等），缺乏更高层次的情趣（如琴、棋、书、画等），要知道中国古代士人大多数都擅长于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主要侧重于专业教育。生活情趣的教养在笔者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来说更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生活教育的缺失使得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闲暇时光主要陷于吃喝、应酬、看电视、打麻将等简单、低层次和感官刺激等方面。黄段子的广泛流行，小沈阳、芙蓉姐姐的走红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缺乏教养和生活品位在国人出国旅游时的表现也可以反映出来。率先富起来的国人都有走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愿望。自从20世纪末以来，出国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然，能够出国旅游的国人大多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他们的教养和言行举止又如何呢？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游客素质太低，以至于被港台人和外国人概括出内地人出游时的7种陋习：“脏、吵、抢、粗、俗、窘、泼”，已使对中国开放游览国家的居民，对游览游客日益排斥。例如“脏”，凡游览游客所到之处，必定满地垃圾；“吵”，游览游客出外旅游者是三五成群，有讲不完的话，在飞机上、车船上、餐厅，甚至在酒店，都毫无顾忌地大声喧哗；“抢”，内地游客不守规则，不讲秩序，做什么都要抢先，在国际航班上，对空中小姐的劝导充耳不闻，任意摆放行李，影响后面旅客的现象令人厌恶；“粗”，指的是在内地游客身上看不到对他人起码的尊重及礼仪。内地游客赴海外旅游，不管旅游景点和某些公共场合是禁烟区，依然一烟在手，放肆地吞云吐雾；“俗”，指的是内地游客把自己在家的习惯带出门，浑然不知这些习惯不符合国际礼仪。比如在豪华酒楼用餐，竟脱鞋赤脚搁在椅子上或盘腿而坐还自得其乐；“窘”，指的是内地游客常在不适当场合穿戴不恰当的衣饰，令人尴尬，像有的人穿睡衣在酒店房间串门。“泼”，则是说大陆游客在海外遇到纠纷的时候，显得十分“团结”，火气特别大，不是粗言恶语就是拳脚交加。
由此可见，物质丰富了，生活富裕了，但文明教养的提高、生活情趣的养成却不是一蹴而就的。文明、有教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也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培养和熏陶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东、西方的古典贵族教育中汲取有用的资源和营养，不仅要培养懂专业、会工作、肯钻研的人才，更要培养有情趣、有品格的人。
正如19世纪欧洲著名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所说：“某个时代可能在物质财富或知识和艺术造诣上低于别的时代，但并不因此就在其精神洞见的能力或尊严上低人一等。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意义，都对人类积累的知识和艺术财富有其贡献要作。”雅各希·布克哈特：《历史讲稿》（英译本序言），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在古典时代，寄托在当时贵族们身上的教育理想应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而这种普遍的意义正是由古典精神的核心内容所决定的。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继承和发展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践其教育理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是抵御“后物欲时代”对人类精神家园侵蚀的可行之举。
三、中国古典教育的特征
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一以贯之的贵族传统和贵族教育，在中国传统教育遗产中，儒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占有突出地位。而儒学教育就其本源和属性而言，乃是一种以人格养成为目的、以儒家经典为基本的通识教育。这种传统的通识教育，其特点以培育个人的道德情操为起点，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
（一）造就君子人格
一般认为，通识教育渊源于西方教育史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译为“文雅教育”、“博雅教育”。实际上，东方文化教育史中也有“通识教育”或“自由教育”的传统，只是其表现形态和演化路径不同而已。金耀基认为：“很早以来，东西的传统文明国邦的‘大学’教育，都具有今日一般理解的‘通识教育’性质。”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4页。台湾学者黄俊杰指出：“先秦儒家心目中的所谓‘教育’，并不是一种以专业训练为导向的教育，而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通识教育’。”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儒家的“通识”教育观，以培养“君子”人格为重要目标，注重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通才。孔子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朱熹进而阐述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80页。
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儒学教育中的君子人格培养方式得到了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