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却发现走了一圈，还没走出低矮故乡的草房，甚至还没有我们家乡的好，心顿时凉了一半，几个城里来的女孩当场就哭了。她们闹着要跟送我们来的车一起回去，说这么差的地方咱一刻也待不下去。小小年纪、倔强的我就是不哭，要留下来坚持到底。我跟海珠、云霞、四妹、小青一起商量后统一意见。最后决定：“既然来了，那我们怎么也得做个样子出来，否则就白来了，管它条件怎样？做了再说。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争取要来的，现在平白无故地要回家，不丢人吗，回家去还不是种田？会有什么好的出路等着我们大家呢”？道理明摆着。
我十八岁、云霞十八岁，玉梅和回妹也都十八岁，小青十九岁，海珠十九岁，海珠在校是我们文竹中学的播音员，四妹也十八岁，是我隔邻村子的，最大的女孩也不超过二十四岁，我们同是来自农村，正是青春好年华。有些来自城镇，城镇的女孩有些有手艺的，有的还有一份在城里的临时工作，她们几个听说广东好，有出息才吵着闹着一定要来的。只有一米四七的黄毛丫头我，身体还没发育完全，看上去就一小女孩。长得小巧。在家里靠收废品挣点小钱，大事和重活我也干不了。父母都是农民，本指望我们几个孩子能靠读书跳出农门。可我连高中都没考上，父母对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云霞的父亲有一份工作，长得纤瘦可人的云霞从小在家养尊处优，没吃过什么苦头，所有的家务事都有大人包办，自己只管读书就行。那些年考大学很难，海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一米六八的窈窕身段，人也漂亮，大眼睛一眨一眨，字写得好，手工活做的好快，能吃苦。但比起我来，她也说自愧不如，海珠家姐姐多，有点儿家务事，大的姐姐们替代她做了。大家一起住在低矮的宿舍里，想起家中舒适的床，许多同来的女孩都哭了。我没哭，是我自己要来的，怪不了谁？对我来说，只要有份工作，有工资领，我就满意。父亲一再地交代，外面如果不好，还可以回家，家是你永远的避风港湾，我们不靠你挣钱养家，只要你平安、快乐就行。再大的苦也是由父母来扛。
天亮才发现，在广州兜了一大圈来到东莞，我们落脚的寮步的一个镇办烟花厂，却见一排排低矮的厂房，隔几十米处一排，领导还解释说那是特种生产经营，为了安全起见，这样的车间是安全合理的布局。这离我们想象的高楼距离很遥远，依如贫瘠的家乡，这令姐妹们十分失望。后来，若干年以后我才懂得，这个厂是市里的名优企业，生产的炮竹远销海内外呢？
这群来自井冈老区的妹子，有的哭着喊着“玉兰、小云、春霞……这些带有乡土味的、土里土气却也好听的名字，伸出手臂和胳膊，车上车下你拉我扯，有几个简直像鸟儿一样往汽车上爬，把一床床被单、背包扔进车厢，她们这是要回家乡去，说广东还不如家乡好。还没做就有几个女孩吵着闹着要跟欧阳叔叔的车回去，一个叫小兰的姑娘边哭边追逐那辆渐行渐远的汽车，急急地大喊：“我也要回家，带我回家。”好多姑娘叫嚷起来：“我也要走……”。汽车小跑着带起一路灰尘，绝尘而去。
姑娘们哭了，大家都在抹眼泪。我和海珠、小青、云霞、回妹、玉梅等一群同乡姐妹商量后的结果是决定不走，因为还没搞清楚，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走，太不像话了。回了家也不好交待，我打定主意，是我自己要来的，我不能走，一定要在这里做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后来发现，走了八个人，全是通过关系来的，并且有一技之长，有城镇户口的女孩，她们天生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要娇贵一些。留下来的，全是农家子弟。她们只吃了一顿南瓜汤煮饭，就毅然决然地吵着走了，没有一刻的停留。
当天早上，厂里便给大家分工，我一人分到了打炮筒的车间。专门给炮竹打孔，然后下一道工序就是装引线。开始，师傅教我打，我拿着工具，把一个六盘型的鞭炮敲敲打打，很笨拙的样子。师傅耐心地教我，让我感觉新奇、好玩，发现他们本地人打得很快，打着打着，也许是用力不当，突然六盘型的鞭炮散开了，落了一些在地下。我急了，一个个捡起来，学着原来的样儿想把它捆好，结果不但捆不好，还越来越糟糕，反而掉了一地，师傅走过来帮我解了围。
一天工作下来，台岭乡的小翠，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做得最快的一个，才挣了一块九毛钱。我就更不用说了，一天下来才有八毛钱的收入。这样算下去的话，我挣的钱不够开饭，还腰酸背痛，吃的也是不好的清淡南瓜，汤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比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吃的南瓜汤还难吃。广东人真的也是这么吃的么？吃惯了大米饭的我们，来这里早餐没大米吃，只好自己买饼干充饥。
天上掉了个好事情 （四）
我们都这么想，也许是自己初来乍到技术不行，大家也没往心里去，只是埋头苦干。老员工告诉我们，厂里的工价确实有点低，湖南来的老工人阿秀说累死累活一个月下来才一百多元。因此，做了一天，听阿秀她们说这里好找工作，于是边做边在心里寻思起来，可不可以在这里再找一个厂子继续做下来，大家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我不敢想象，才来几天就有这个念头，因为对当地的情况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第二天下了班，阿秀带我们逛街，我们顺便给家里寄信，告之家人，我已平安抵达目的地，正投入正常的工作呢！
记得到寮步的当晚，因为夜太黑，我们都以为这里是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荒郊边，现在才发现这里是离莞城只有十几里的乡镇，且拐个弯就是镇中心广场，终于安下心来。
端午节，厂里放了一天假，这天恰好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第四天。
我们便去厂办拿了家里开出来的证明说要自己去找工作，（那时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就是乡村派出所开出来的证明）厂里的人说了许多好话，我们还是要另找工作。他们只好无奈地笑着说：“好吧，你们坚持要走，我也是没法子。”还了所有人的证明。我们再跑到外面四处看墙壁上的红色招工广告去找工作，别人还不信，我们都是劳动局联系好了才来的。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个女孩家的去哪找，反正我们任性地不管这些，总觉得骑驴看马就好找，反正找不到还可以回来上班，厂里领导算是对我们还不错。来时，在车里欧阳叔叔为我们大家选了两个班长，正的叫李花荣，副的叫陈吉兰。两个都来自县城郊区，是菜农家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要强些。她俩经常去县城卖菜，算是有点见识吧。有什么事要跟工厂谈的，由他们两个代表出面就行。我们分头到镇上寻找新的工作，见到处是招聘广告，大多数都写着要招女工，并且按件取酬，有的厂子我们去问，人家说已经招满了，不要了。
一天，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说二十里地的地方，有家玩具厂很大，现正招工，地址在常平并说她们已经报名了，人家对她说有老乡也可以带过来直接应聘。
翌日，我们都拿着证明跑去应聘，那是常平镇一个名叫“建达”的玩偶厂。这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听说是常平最好的港资厂。我想，我们会好起来的，就冲着这个厂名。结果全被聘用，人事主管看了我们那个盖满公章的证明说：“你们谁是带队的？”队长李花荣吐吐舌头示意我们别说，最后我们都没说出是谁带的队，几天后才得知，其实那天真的是误会了人家，厂方的意思是：谁带队，她们同样放她去管理我们，做个小组长之类的，是她们两个错过了一次机遇而已。
我们被分在玩偶厂的第五包装部，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竹棚里，很大，可以容纳三百人的车间。十五个人一条流水线，几乎有一半是我们一起来的老乡。前一天进来的红妹、小翠、石英等人，她们是台岭乡人，在家的时候也不认识，分在喷油部上班。听说她们车间的天那水和油漆味很难闻，可是她们做得很开心。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还有超额奖金，十天发一次，很爽。
这个玩偶厂的确很漂亮，美如花园般的舒适环境。过了两个月，我和小青、海珠等人就搬进了新建好的花园宿舍区，这是后话。但我们还在搭建的棚里做工，天气很热，只有几台风扇在吹，我满脸满身长满了痱子。因为我那痒痒的痱子，很想回家又找不到借口的四妹便借题发挥。她说：“英子，你身上长了那么多痒死人的痱子，还不如我们不做了，一起回家。”
我笑笑说：“这点苦都不能吃，还跑来干嘛呢？我在家每年夏天也会长痱子的，这不是我的借口。而且，我在这里还可以挣钱帮助弟妹读书。”
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做下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老爸从小教育我的话，关键时刻很起作用。
四妹被我一说，没辙了。我从不知道，四妹是个吃不了苦受不得累的女孩，因为他家跟我家一样穷，同在农村生活，也许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不同吧。夜里，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理想是读师范、上大学。但生活既然让我选择南方这片热土，不管怎样的艰难，我一定要在这片土地上活出自己的精彩！”
在东莞常平镇这片热土上，我们默默地耕耘，绿了流水线。我仿佛看到，一张张汇款单从异乡飞向故乡。故乡变样了，母亲倚在家门前的樟树下眺望的身影，我的眼睛模糊了……
清早，微风吹过，天灰蒙蒙的，不是雾，似空中的一张网，网的下面，是一张张年青的面孔飘过大街，一如飞舞的精灵，伴着欢快的笑声……
1987年的常平镇，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打桩声、机器的轰鸣声，炸响在常平振兴路、常黄路，尘土飞扬，那是修路的声音，只有一条南埔路是柏油铺就的。通往黄江、樟木头、塘厦、凤岗、深圳……
我们住在南埔工业村，每天跑到离我们很远的振兴路西头上班。每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就踩着晨曦出发，箭步如飞，一路上都是我们工厂上班人的身影，像游行的，一条龙般的游走，晚上踏着霓虹和夜色回来。
刚进厂时，我们住的地方跟上班的地方相隔至少三里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洗漱，而后在路边打个早餐也就是买个二角钱的馒头，边走边吃，晚上七点多下班，如果加班便要到十点下班，记得我们那个车间加班。上班、下班都要走几里路。还好，人多，不怕走夜路，但轮到小翠她们车间加班，我们这些不加班的，还要在厂门前等她们下班回家，我们都生怕姐妹中哪个不小心在路上出些什么事，不好向家乡父老乡亲们交待。欧阳说得对，出了门的我们就是一家人。这份友谊不掺一点杂质，就那么十几个人，大家很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它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大事上互相帮助，这一点很难得也很可贵。
天上掉了个好事情 （五）
上班路上，沿途，我们走过南埔路，荔香楼酒店旁，中元街一带，体育馆，常平中学旁，再走到长长的振兴路西头，靠近运河边上，才是我们的厂区。
一路上，街边很多卖早餐的，其它的路还都是泥沙路或水泥路，建筑工人的汗水灌溉着干涸的水泥路。机器声、打桩声、搅拌声、人声、车声，不绝于耳，满目生机，镇上到处是建筑工人，一群群的。偶尔街上走过几个靓女，他们就鬼喊鬼叫的，很夸张，有时候故意捉弄一番，弄得女孩子不敢一个人走。中元街是老街，全是老屋，居民住的，旁边有一排饮食店，生意好得很，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在厂门口买一碗七毛钱的汤米粉或汤河粉，味道好极了。
厂门前有一条大的沟壑，一条大路，路的对面放眼一望，尽是绿色庄稼地，前边有一排新建的房子，房子后不远处是绿油油的庄稼地，一望无垠，一如家乡，厂的后面是稻田，厂的旁边也是稻田，还有些渔塘，水里有些鸭和鱼儿在欢快地游，稻子夏绿秋黄，厂门的右边不远处是一条运河，通往桥梓村……
厂的对面不远处是朗贝中围村，一条小路蜿蜒而过，隔着绿色的水稻田，记得最开心的是我们经常去水沟里抓泥鳅和鱼，大大小小的鱼，假日里，把活蹦乱跳的鱼抓回来，到同事出租屋里，做成鲜嫩美味，还放上一些辣椒，真是香甜可口，美不可言。厂门前的沟壑很深，水浅的时候，看得到里头的鱼虾和田螺、泥鳅什么的，还有水蛇，水蛇虽不咬人，但也很可怕。
青春十八的岁月不知疲惫也不知累是什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玩不尽的工余活动。玉梅是大山里的女孩，要走出二十多里山路，才能走到我们乡里来，我们哪里的山离家很远，那时她家还不通电，也不通车，山的那边还是山，她只能走出来，或者考出去，或者嫁出去，考出去是不可能也没希望的了，她能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确实不易。
这个叫玉梅的姑娘，在我们眼里，算是“山姑佬”（永新方言：山里人的意思）。山里的妹子向来纯美，玉梅也不例外，她拥有苗条的身段，有点翘的嘴唇非常性感，纯朴可人，为人热情大方，身材比回妹和我还略高一筹，但却是属于发育不全一类的女孩，玉梅的母亲还跟我的母亲却是五服之内的近亲姐妹，这是听外婆说的，那就是说，我和玉梅还沾亲带故的是亲戚。玉梅懂事，赚钱也舍不得花，全往家里寄，这是大部分家乡姐妹的习惯行为。
她能出来打工，因此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得也很努力。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山里姑娘，最喜欢和我打球，因为我不知疲倦，到处抢着接球、救球，这给了她信心，也给了她希望。
她认为，爱抢着接球的人肯定自己不会累，而她也是跟我一样的人，算来算去，玉梅还拐弯抹角地和我家是亲戚。她的母亲跟我的母亲，是同村同族五服之内的自家姐妹，而我跟她自然也就更亲了一步，关系也变得亲切起来。玉梅是个能干的姑娘，她做出来的产品又快又好，丝毫不马虎。这也是组长刘泽喜欢她的原因所在。这种喜欢说白了，就是对玉梅本人工作品质的欣赏和肯定。当然我为有这样的姐妹而骄傲。
我是做不到的，我不大会做针线活，做事本来就慢，出奇的慢，是笨得可以的那种。回妹跟玉梅是同学，从邻乡的高溪中学出来的，离我们学校要远一些。回妹真的有点肥，但很漂亮，恰似一朵盛开的黑玫瑰，灿烂地开放了。
在建达的日子过得开心，也很辛苦，加班到十点半没得说，一天下来那些大姐姐们都累得够呛，而我这只叽叽喳喳的小喜鹊却异常的活跃，每天跟同事争来吵去，辩来论去，永不疲惫，那是因为年轻。
当时，我最喜欢海珠写的一手漂亮钢笔字，总是在想，为什么我读了初中，字还写得不顺畅。便开始写日记，还试着写一些美丽忧伤的散文，来调味多彩的打工生活。
也许是由于我做事比较有耐心，又吃得苦，车间主任指定要我做“秤棉花”这道工序。并发给每一个工友，那个月货赶得紧，天天晚上加班。
可是，一个半月下来，工资还没发下来，厂里规定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第二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和所有的同乡们都没有生活费了。有的人家里寄来了钱，有的人不习惯东莞的生活，便打道回府了，有钱的借给没钱的，大家省着用，你帮我、我帮你的，虽苦，但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