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暗较劲。组织上一再强调消除派系问题，裴庆生谨记在心，却没想到强调的反而是猖獗的。他在无形中被挂上了派系加以防范、排斥、打击、限制，这让他始料不及。不仅有些该参加的会不让他参加，反而把他支出去外调。在拨乱反正，清理“三种人”时，有人居然说他也是造反派，他也曾经参与过省革委专案组迫害老干部。
裴庆生目瞪口呆了！
他气愤的不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意外的是人的变异，撒谎不脸红，害人不心颤。谁都清楚在当时的秘书中他和李玉明的处境最惨，因为有三位秘书写了有分量的揭发材料，印成铅字散发出去，被造反派另眼相看。而他和李玉明因不知道情况没有胡说八道而被当成黑省委的特务分子批斗、侮辱、胁迫。他当时感到很委屈，长期的批斗、羞辱使他染了很多疾病，甚至性格也有些古怪。他每回忆这段光阴禁不住感慨徒生热泪盈眶。他在回忆《艰难的十年》时写道：
1967年7月会议后，由于造反派的内讧，放松了对他们这些“特务”的管束，办公室周富家、马德保组织起他们这些受压的人自卫，如果再有人批斗他们，他们就由组织出面交涉，不能任人宰割受他们摆布和歧视。这个小组后来参加了“战到底兵团”。从此，省委办公厅就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的组织。
于是他也就随着这种想不到的演变，逐步有了一些派性的看法和观点。1968年，大约十一月末，办公室的周富家通知他说，革委会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抽调他去帮助一段工作，这个专案组是总后202部队的同志组成，要从东大院抽一些有写作能力的人协助。他就被抽去了，专案组的工作主要是调查每一个打倒的老干部各个阶段的历史有无问题。这就是有人说他所谓参与造反派，以及参加专案组迫害老干部的罪状。部队撤走之后，他住了学习班，之后下放黎城劳动成半自由状态。他也曾经对党不信任自己痛苦、失落，不平衡。可是他要以实际行动让党组织相信自己的赤子之心。由于他工作出色，黎城县委觉得他为人实在，工作得力，办事有实效是块好料，意要提拔他为监察办公室主任，结果他的档案里有“两不准”的硬令：黎城县采取“只用不提”的办法让他工作。由于当地的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他觉得那一段时光竟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他迷恋自然，迷恋劳动，那几乎是治愈创伤最好的办法。
裴庆生在写了长达五千言的《艰难的十年》汇报组织后，大病了一场。
胃剧烈的疼痛，仿佛五脏俱焚，他性情过分刚毅，他不怕吃苦受累，但他经不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他的身心重新受到了重创，心灵的摧残饱受着各个时期不同的冤屈，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调控着这种不白之冤。人生最大的不幸是被胁迫被侮辱，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在头上。他原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没有想到旧的疤痕揭开又添新伤。不惑之年的他走向了彻底的困惑。
妻子见他沉默不语，吃饭减少。抚慰他说，人家用你就好好干，不用你且是轻闲，不值得大伤元气。
裴庆生说，这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这是无故剥夺我应有的权利，是无形的黑手混淆是非，企图取代组织的声音。不行，我不能为投机钻营，拉帮结派者让路，我不能听之任之得过且过，我必须向组织申明要害。
于是他给组织部长胡晓琴写了一封信，抄录如下：
胡部长：
我再次向你反映几个问题，因你较忙，故写出来，供你抽时间看。
近来，我在部里已到无法工作的地步了，原因是人所共知的，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百思不得其解，谨向你汇报：
一、无故剥夺了我参加会议的权利。机关党委成立后，我被选为第一党支部书记，机关党委经常召开各支部书记会议，基本上每次都不通知我参加，以致许多情况我们支部不知道，党委的指示无法贯彻。我认为这并非仅仅是涉及我个人的事，而是部里整体的事。
二、办公室工作人员调动和使用，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打招呼，如张龙虎（办公室干事）调财经学院任办公室副主任，干事吕苛青同志到晋中考察干部，干事郭建华同志去参加党代会的筹备工作等等。有的至今都没有通知过我。
三、工作上对我排斥，许多工作会议各处的负责人可以参加，有一些干事也可以参加，唯独将我排斥在外。甚至派我作了调查的工作，开会时也要把我排斥在外。我作为办公室负责人怎样发挥应有的作用、尽到自己的职责呢？
你常说：“对一个人应有基本的看法，不为流言蜚语所干扰”，“组织部门应公道正派。”正是因为我完全相信你的这些话，近一年来我时时处处顾全大局，努力工作，对强加给我的不公正待遇处之泰然，总是从好的方面去考虑，但现在事实却不然，我急切盼望您过问一下我所提出的种种事端，判明是非，秉公处理。
以上作为我向你的一次思想汇报，一次谈心，并请约一个时间当面交谈。所写不当及错误之处望领导批评。
谨此敬礼！
裴庆生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六日上午裴庆生的信胡晓琴部长做何处理不得而知，也无多少记载，但裴庆生去世后胡晓琴部长写了这么一首诗发表在山西《支部建设》杂志1995年第四期，可见其评价：
忠贞刚毅见精神，两袖清风典花存。
万众同悲君早逝，漫天大雪悼忠魂。
白雾蒙蒙野色昏，倾城零涕送英灵。
“青天”二字岂溢美，父老乡亲有定评。
笔者拟想，胡晓琴部长一定不是特定时候的即兴赋诗，一定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而有感而发吧！
裴庆生虽然被无形的歪风囚禁着他的内心，但他的生命追求始终如一，他的挫伤由他承担，他丝毫没有拿工作当宣泄的出口，恶劣的环境使他更加自律、自立、自尊。在有限的权限中实现不变的理想。
人们回忆起裴庆生有个重要特点：逢年过节他总是问打字员、司机、困难职工和退休的老干部缺甚短甚。有困难他绝不流于口头，而是千方百计让他们满意。那时候人们体会到作为“公家人”的自豪，作为群众的自在坦然，谁也不用怕有厚此薄彼这一说。裴庆生训人，但不歧视人。
他把群众的困难放在心上。可自己有困难从不动用“公家”的财物。
办公室主任权力并不小，管财、管物、管职工福利，分配车辆使用。但人们谁也没发现裴庆生以权谋私，按说他有事用车很方便，叫哪个司机也不会拒绝，甚至司机们主动提出帮忙裴庆生也不用。裴庆生说，车是公家的又不是自己的。
但他对离退休老干部的用车问题上，只要不影响部里正常运行，他是有求必应绝不为难的。老干部一提起裴庆生都说这个人很仁义。
趋炎附势是人们的习惯思维。但在裴庆生这儿没有世态炎凉之感。
一个民族的幸福是什么，只有失势者、弱势者心灵安宁才算真正幸福。
共产党讲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群一致，人人平等，他多少年一直坚守这一原则。人们说他是苦行僧。是的，在别人都还没有同等待遇的情况下，即便他唾手可得他都要努力克服占有欲。他的公私分明没有人不服。
机关搞福利，过年过节给职工们分土豆、白菜、苹果等等，裴庆生总是先给出差、下乡、病休不在场的人先分，然后再依次进行，群众和领导没有区别。只有他自己总分最后剩余的。
他的妻子原玉兰埋怨说，怎么每次分回来的东西都这么烂，你手里分东西还分下个这？裴庆生说。不掏钱的东西，话还这么多，讨了便宜还卖乖。妻子说你怎么总是拿不是当理说，以后这么烂的菜趁早不要往回扛，扛回来我还得扔出去，我还不知道你，光怕别人说个不是，别人的“闲话”在你心里就是圣旨，你享受好评价，让全家人跟着你吃亏。
妻子把核桃大小的土豆拣出来，说这不能吃，吃了会药死人。裴庆生忙不迭地拣回来，说怎么学得这么爱大弃小，这土豆再小也是经过四时移转长成的，它来咱家就是想让咱享用，不要扔了，一切两半，多炖会儿就能吃。你们不吃我吃。妻子说，你又不是没种过地，这小蛋子发麻不能吃你不知道？裴庆生说那是你不饿。妻子说他生就是个农民。裴庆生说农民咋了，种下的粮食把好的给了别人，劣的自己吃，农民不好？
世人哪天离了农民能活。
妻子看了裴庆生一眼，发现他认真了，扑哧笑了，不值当生气啊，为你的高风亮节开绿灯，别人吃大咱吃小，男人家一说就上气。裴庆生说你不能看不起奉献的人嘛！我爹我娘我祖宗都是农民，你家不是农民？这叫爱！
原玉兰郑重其事向裴庆生鞠了一躬：向伟大农民致敬！
斌儿、军儿学妈妈的样子齐齐鞠了一躬说：向农民爸爸致敬！裴庆生的脸才和暖了些。裴庆生一直以农民自居，谁对农民不恭他就和谁急，这是全家共知的，所以他的生活格式也是近于城市化农民。朴素勤俭成了他的家风。
自私利己是人的习性，但人们却乐于要求他人无私，自私不需要经受历练、考验，但无私却时时被推上考场受人监督，十次有一次做不到就会被视为徒有虚名的嫌疑。但裴庆生就靠着踏实的作风一点一点取得人们的信任。
20世纪70-80年代，住房比找工作都难，单位分配房子比贡献、看表现，但基本不说级别，出台一个方案如果不太合理，几乎就是一场战争。
那时候分房权大，但也是惹人的事，裴庆生是办公室主任，每次都担任分房大使。为了分房公道，他多次放弃了自己分房的权利，只有把自己除外才有说服力。
有一次分房，司机分到三层，结果分到四层、五层的干部有了意见。
找裴庆生说理。裴庆生没有向上推，也不找任何托词，他说，司机并不低人一等，无非是分工不同，司机工作很辛苦，不计时工作随叫随到，当干部的应当体谅，不能另眼相看，咱们做不到绝对公平，但是要尽量公道。工勤人员该享受的待遇一定得享受。既然干、群一致，就要体现一致性，不然什么叫平等？
裴庆生据理力争为司机作了主。有意见的干部不得不服气。
裴庆生不怕惹人，在分配上干、群平等，敢为弱者撑腰做主，使很多人信服了裴庆生。
就在1982年组织部建了一批新房，这一下可以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困难，有些资历的人都住上了。裴庆生在这之前两次让出分房资格。领导觉得这次必须给裴庆生分一套房，再让就说不过去了。具体分房的人把楼层，房号都给他安排好了，原玉兰知道了这一消息，高兴得一夜没合眼，到商店选好了窗帘布，买了些白线决定勾些台布装扮室内。还一个人跑去看了房子的结构，该添置些什么她好心中有数。
对于原玉兰来说，住新房仿佛就像进天堂，她有生以来还没住过新房，住新房就成了她一生的梦想！那几天她做饭唱歌，扫地唱歌，连去上班的路上都高兴得像个小姑娘。
可裴庆生没和她商量又一次放弃了新房。
他对领导说，等部里所有的同志都有了房再考虑他也不迟。这个决定他知道最不好交待的是妻子，住新房是妻子多年的向往，所以他一直没给妻子说。反正他一生中意要决定的事，先斩后奏已不记其数，他了解妻子，无非生生气就好了。
直到分房的人三次上门说服他收下钥匙，他坚持不要。原玉兰才知道她的梦又破灭了，这次她是彻底想不通了，她说只有再一再二，哪有再三再四。不行啊裴庆生，这次不能再让了，你不能光考虑你的处境，孩子老婆也指望你哩。孩子学习环境这么差得改善一下。我不赞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但得有个尺度。
裴庆生说，理解一下玉兰，咱这一间半房虽然小些，挤挤也可以。
单位还有好多外住户，他们解决不了我不好意思住进去，我主管分房设施，我得考虑没住上房的户数有多少。等都住进去咱也自然就住进去了。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上有官下有民，单位的困难也用不着你这么操持吧，次次分房都让，成什么了。那些部里挤兑你、陷害你的人你都照顾，自己就这么不值钱，难不成这样让来让去还说你个好？
裴庆生劝妻子，不能这么说，矛盾归矛盾，工作归工作，咱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办公室就是为单位服务的机构嘛，做饭的大师傅什么时候先吃过饭？再坚持一下玉兰，这房不错了，在老家能住上这房？知足者常乐啊。
单位的领导群众都觉得轮也轮上裴庆生了，一让再让都觉得过意不去，裴庆生住哪层哪号都没有意见，谁不住也该让裴庆生住了。裴庆生被感动了，他是个富有荣誉感的人，领导群众关心他，证明是对自己工作的承认。一个人被大多数人承认是一种幸福，对于富有精神性的人来说，精神享受远远可以超过物质享受。那是常人无法领略的境界！就像一个宗教徒经过漫长的苦修而最终得道升天，一个长跑运动员经过苦练最终获得世界冠军一样，这种承认，不是索取而是付出。这种精神享受，是任何金钱物质换不来的。
他再一次拒绝了要房。
原玉兰的美好设想泡汤了，气得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流着泪说，我都看好窗帘布了，我还买了白线准备钩台布。这不，白白花了无用钱，你倒好，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么大的事一人就决定了，裴庆生我在你心目中还是不是个人，你这一辈子除去给了我个穷字还能给我什么？
裴庆生沉默着不敢抬头。
原玉兰说，你平时理由不是比树叶还多，这会儿咋不出气了？你说你说你说呀！
裴庆生抚慰原玉兰：放心吧玉兰，很快啊，咱也很快会住上新房子的，别这么任性了，我这一生只有对不住你了，因为这天底下只有你能理解我这么做的意义。
原玉兰无言了。
结果，他们以后再没遇上分房的机会，直至裴庆生的生命终结也没有解决。培根有一句名言：“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
喊了多年的“大公无私”，大约在1979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突然有人站出来说，自私是人的本性，“大公无私”有悖于自然天性。
于是，一时间成了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大公无私”有悖于天性。无疑，解放以来所设计的人性坐标，一时间分崩离析。
那么自私利己就是天经地义了？过去有人“明公暗私”曾经被抨击为伪君子，可现在是赤裸裸不需要遮遮掩掩了。有人跳出来喊：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人们在取舍问题上总是连根拔一边倒。由于顺应了天性，自私利己便风行于市，这叫“人权”。“公而忘私”的精神就成了“假、大、空”，理想的狂欢症，丧失自我的“笑资”。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公无私”
更是行将就木。现代人更觉那是上世纪遗留下来的“神话”传说。
是的，“大公无私”是社会生产形式所提倡的作风，但“克己为人”
无论是古今、中外，宗教、哲学，这种人性都是永远值得肯定的。人类创造文明，就是创造秩序，改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使人性在好的秩序中得以良性循环，任何一种改善都会随着生产形态的改变而改变，但“克己为人”的人性却永远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类对这一人性都会公认不悖！
多数人因为“克己利他”有悖于天性而喊天叫地，而裴庆生却奉行不悖！别人因为“认真”受到作弄就以“混”为处世方式，可他却越发认真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