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年底，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登基,取年号“昭和”.日本天皇的年号，往往取自中国的古籍。“昭和”二字出自《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后来，有人认为，“昭和”二字恰恰在无意中暗示了日本未来的动作，即打着“亲善”、“提携”、“万邦协和”的旗帜进行侵略。
但无论怎么说，残酷的昭和史开始了。
从明治时代开始，军国主义的阴影就笼罩着日本，但在大片的阴影下也有一部分相对开明的政治家为在日本实现政党政治而努力。从1924年6月加藤高明就任首相，到1932年5月犬养毅被激进军人刺杀，这8年被称为日本的政党政治时期。期间组阁的首相都具有政党背景。这些政党政治家的施政纲领的本质，与日本对华的侵略总方针是不悖的，只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来得稍微含蓄一些。当然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田中义一。田中是具有长州藩背景的陆军大将，但却组建了政友会，以一党总裁身份就任首相。1927年6月27日，他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参与该会的是日本军方和内阁的主要人物，会议的主旨是讨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如何保持并扩大日本在中国和亚洲的利益问题，意即拟订新的“大陆政策”。
随后，田中将会议纲要秘奏于一年前登基的昭和天皇裕仁。在奏折中，田中提出：“惟欲征服**，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倘**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天皇之遗策，亦是**本帝国存立上必要之事业。”
田中奏折出台后，日本军方伴随着新天皇昭和的即位，加快了对中国的吞食。在转年即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策划了刺杀中国东北首脑张作霖的行动。引爆炸药的是一名叫东宫铁男的大尉。他因为按下了按纽而被历史牢记。他没有昙花一现。后来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我再次看到这个名字，此时东宫已成为第114师团千叶小太郎第102联队第3大队的大队长。他也没有被遗忘：1937年11月14日，一颗子弹追上他，毙杀其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
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行动赢得日本军方的“一致好评”。此时，在日本国内，军方向内阁争取更大权力的行动已悄然开始。早在1928年3月，海军青年军官藤井齐就发起成立了极端组织“王师会”。1929年5月19日，已经回国的永田铁山将“巴登巴登名单”扩大，组建了当时最大的佐官级陆军军人团体“一夕会”，意图主导军部，主要成员有冈村宁次、石原莞尔、河本大作、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田中新一、草场辰巳等人。1930年秋天，比“一夕会”更为极端的青年军官组织“樱会”成立，主要成员有桥本欣五郎、长勇、重藤千秋、根本博（前三人皆参加1937年进攻南京的战役）。
1931年9月18日，“一夕会”的三个成员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日本驻朝鲜军以及国内激进军官的支持下，发动事变，攻击沈阳的中国守军，旨在一举解决“满洲问题”。后来，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写道：“明治43年（1910年），步入日韩合并阶段，朝鲜划归日本版图，日本和满洲的特殊紧密关系日益加深了。大凡领土接壤，就要产生特殊的紧密关系，这是极自然的道理，也是国际间所承认的惯例。”服部所说的这种“特殊的紧密关系”是什么呢？侵略。按照服部以及很多日本人的想法，侵略邻国是极自然的道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张学良晚年曾说，当初对日军的行动未作抵抗，完全是自己的意思。是替蒋介石揽责，还是果真如其所说？我无意去深究，我所感慨的仅仅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兵力不过万余人（以仙台第2师团为主力），而驻扎在东北的中**队有20多万。在此之前，日本人断不会知道中**队丝毫不作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毫不犹豫地干了起来。可见，当时这一岛国民族对中国人的轻视程度。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提到，根据事后的资料显示，当时的日本文人内阁对关东军的行动并不知晓（虽然陆军参谋本部于1931年6月出台过《解决满洲问题方策纲要》），是知道情况后作了追认。考虑到日本军队由来已久的“下克上”传统，这一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在1924年至1932年八年政党政治中，军部与文人内阁之间的沟通很少，很多时候日本的海外驻军已采取了惊天行动，但日本的外务省还蒙在鼓里，在事变爆发后的转天，日本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曾这样向他的天皇抱怨：“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的报告，也没有陆军省的报告……”尽管如此，日本的文人内阁也无法脱离干系，因为，正像上文所说的，当时日本总的方针是对华侵略，内阁与军方的矛盾仅仅在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侵略。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年，日本国内出现了两次未遂的旨在使用暴力手段颠覆文人内阁从而建立军部统治的政变。事件爆发前有这样的背景：一是在日本人看来由来已久的所谓满洲问题；二是1930年缔结的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三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问题。被日本人视为“利益线”和“生命线”的满洲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军内的强硬派“难以安眠”；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缔结，则被军方认为是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压迫”（条约缔结后，有海军军官切腹自杀以示反对；当年11月，更有条约批准人滨口雄幸首相在车站遇袭事件发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经济低迷，“向外寻求出路”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以上背景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与后，即1931年的3月和10月，相继出现两次未遂政变。
政变的发起者皆为“樱会”的核心人物桥本欣五郎。
桥本欣五郎，1890年生，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驻土耳其武官，既是以武力解决满洲和中国问题的鼓吹者，又是以暴力手段在日本建立军部统治的提倡者。作为日本陆军最激进的分子，桥本虽然当时只是中佐军衔，但在军中尤其是佐尉级军官中影响甚大。当年3月，桥本与带有民间身份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策划，意欲推翻滨口雄幸内阁，实现军部统治。事败未遂。同年10月，桥本再次策划政变，此次加入密谋的多了“樱会”的另一名成员长勇少佐。长勇当时驻中国北平，为了谋划事变，擅自潜回东京，其“勇气”受到军内强硬势力的“称赞”。此时日本的首相是若槻礼次郎。作为民政党首领，他是在滨口被刺重伤未愈的情况下出任首相的。和滨口一样，他被认为是继承了加藤高明的政党政治主张的人物。但这些政党政治家的力量与军部比起来实在有限，而且当时日本国内根本没有实行政党政治的环境。若槻上台后，一度努力抑制军部日益膨胀的欲望和权力，但他的努力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引起激进势力的更大反击。桥本欣五郎在1931年10月发动的这次政变，设想极为大胆：拟用海军飞机轰炸出席内阁会议的政府要员，一举杀死首相和元老、重臣，建立以“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前陆军大学校长、时任第6师团长）为首脑的军部政府。第二次政变依旧未获成功。
被称为“昭和维新”的两次政变虽都失败了，但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或者说，政变者取得了另一种成功：第一次政变，直接推动了军内强硬势力的抬头，促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第二次政变，给了军国主义色彩极端浓厚的荒木贞夫出头的机会：因在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官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荒木得以出任新组建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从而结束了长州藩元老统治日本陆军的时代。荒木被认为是整个1930年代日本陆军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这种“首屈一指”指的是他在青年军官中的影响力。荒木是军国主义的迷狂者，在一次讲演中，他说过这样赢得青年军官们狂呼和尖叫的话：“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充满日本帝国的风范；每一把刺刀，都必须烙有大和民族的精神。”
政变的核心人物桥本和长勇在事后均未受到追究，从中可以看出1930年代日本军人势力甚嚣尘上的程度。桥本的政变失败后，法西斯分子井上日召组成了更为极端的军事组织“血盟团”，明确宣扬以“刺杀”为行动纲领，对付压制军部势力的政党内阁以及“腐朽”的元老、重臣，随后即于1932年初春刺杀了井上准之助、团琢磨等政治家，并把若槻礼次郎、西园寺公望、犬养毅列入刺杀名单。1932年，终于爆发了“五一五事件”：5月15日晚，海军激进分子闯进首相府，乱枪击毙了当时已经77岁的首相犬养毅。犬养毅是孙中山的朋友，对华态度比较温和，他于1931年12月接替若槻礼次郎出任首相，曾试图以“低调”的办法处理“满洲问题”，因此而受到军内强硬势力的仇视。犬养毅之死，意味着由加藤高明首相于1924年开创的政党政治的正式终结。因为，犬养毅的继任者斋藤实已不再具有政党背景，而是一名海军大将。
在文人内阁与军部的矛盾以犬养毅之死为标志渐渐平息的时候，军部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又日益突出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因“改造国家”的观念不同，日本陆军渐渐分化成两派，一是由“一夕会”发展而来的“统制派”，代表人物是永田铁山，受到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林铣十郎等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完全可以用不流血的方式渐渐接管内阁权力。在对外方针上，他们倾向于海军的“南下”计划，主张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进攻东南亚、印度和澳大利亚及太平洋诸国；一是“皇道派”，核心是荒木贞夫，以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以及更多的下级青年军官为羽翼，主张通过“下克上”的暴力手段颠覆内阁。在对外方针上，荒木主张解决“中国问题”后“北进”攻击苏联（这也是在后来的“二二六兵变”中叛乱分子提出以荒木担任关东军司令的重要原因）。
进入1930年代中期后，“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冲突加剧。1934年初，荒木贞夫因力主进攻苏联而遭到内阁反对，辞去陆军大臣一职。转年8月，在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支持下，永田铁山任局长的陆军省军务局开始对军内人事进行大规模变动，包括陆军省次官柳川平助在内的一批“皇道派”军官被调任他职，随后又迫使该派第二号人物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辞职，是为“统制派”和“皇道派”正面冲突的导火索。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激进分子相泽三郎中佐闯入永田铁山的办公室，用战刀将永田当场劈死，震惊日本全军。
到了1936年，两派冲突更甚。2月26日，东京暴雪迷城，突有第1师团的村中孝次、安藤辉三、香田清贞等“皇道派”军官发动兵变，刀斩内大臣斋藤实（前首相）、藏相高桥是清（前首相）、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刺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后任首相），当时的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脱。随后，士兵占领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国会。转天，他们发表声明，要求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以真崎甚三郎为内阁首相，建立军部统治，是为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兵变幕后的真正策划者是北一辉。发生在东京的这次大规模兵变让昭和天皇本人也感到了恼怒，下令将之平息。兵变虽被平息，北一辉和一批“皇道派”军官也被处决，但日本内阁向军部政府过渡的趋势却已无法阻挡。兵变后，广田弘毅出任首相，寺内寿一大将出任陆军大臣，并明确规定：军事行政机构的最高首脑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领大将军衔的现役军人担任。
“二二六兵变”是1930年代日本国内最重大的事件，影响深远。这一兵变是日本陆军中存在已久的“下克上”传统的典型。在我看来，日本军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们以刻板、等级森严著称，下级保持着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令一方面，“下克上”事件又屡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下克上”现象，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日本对外的总方针虽是侵略与扩张，但具体计划因人而异，有所不同，比如对中国的态度，有人主张蚕食，有人主张一次性“解决”。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有人主张南下进攻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有人主张北上攻击苏联。很多时候，内阁与下级军官的意见不统一，在下级军官无法通过“正式渠道”实现自己的主张时，便采取“非常手段”，以期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种“非常手段”就是兵变和刺杀。二、军人对文人内阁历来轻视。这是日本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日本700年幕府时代，也可被称为武士时代，全国分四等人，武士是第一等。武士治国的历史悠久，从而形成重武轻文的传统。这种传统沿袭下来，造成军人对文职上级官员的轻视，一旦文人内阁的政策与军部有所冲突，即采取刺杀手段予以干预。自大正时代以来，有多名首相被军内极端分子或极端组织成员刺杀，1921年，日本内阁首相原敬被刺杀；1930年，又发生滨口首相被袭案；1932年，犬养毅首相被刺，如此等等。三、国外驻军保持着非常大的独立性，经常“独断专行”，然后获得内阁的追认。
广田组阁后，对外侵略步伐加快。
1936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正式确定了“先发制人和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同时，出台了《国策基准》，目标指向中国大陆，谴责中国“一贯的排日、抗日活动”。同时，宣布“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这也显示了昔日“皇道派”北进苏联的政策被剔除，“统制派”南进政策进入实施阶段。
在战前的1936年，日本有常设师团17个，预备役士兵超过450万人。而且渐渐确立了战争时期国家总动员的体制。这时候，比较于1930年代初，日本军事工业的投入激增了8倍以上。1936年，日本国内工业产值在60亿美元左右，其中军火产值超过了60%。在这一年，日本军舰建造吨位达到52400吨；年产作战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重野炮740门（以上诸方面，中国基本上为0），独立自足的军事工业进入膨胀发展期。同样是在这一年，日本和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以签署“**产国际协定”为契机，确立了同盟关系。历史证明，日本在发动一次新的战争前，必定与世界上最强大之国家签定同盟条约。20世纪之初，为了争夺远东的利益，在与**开战前，日本即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缔结了盟约。如果说10年前田中奏折里的计划仅仅落在纸面上，那么到了1936年，日本已是箭在弦上了。而且，在3年前，日本已退出“国际联盟”，这可视为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先兆。
回望1930年代，那10年也许是人类近现代史上最黑暗的10年。纳粹德国的乌云笼罩着欧洲；在世界的东方，日本的野心空前地膨胀，以忠君主义（皇国史观）、民族主义（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利益线论）为三元素的军国主义教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候，朝鲜半岛已是经营多年的殖民地，中国东北已在掌控之中，华北正在蚕食，从中国到南洋，从南洋到印度，日本一个也不想放过。
亚洲在旭日旗的阴影中急促地喘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