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雾包藏不住山的宁静
仿佛从上海飘来的烟云，把侵略者的魔影投向杭州，一日数次的空袭警报，不仅使浙大的师生失去宝贵的课时，也使王淦昌等一大批中国当代科学的开拓者陷入困境，他们不得不开始流亡生活。
这是一个令人咬牙切齿的岁月。
刀茅巷小院里，王淦昌的亲邻朱福抖教授先率物理系一年级学生西迁，向他辞别，去天目山借用禅源寺的余屋上课。
王淦昌与好友握别，望着寥落的星星道：“放心去吧，天目山也许安静些。”刚说上半句，顿觉鼻尖发酸，要说的话，鲠喉了。
树影下，有个学生操着吴侬语，轻声问他：“王先生，您不去吗？”
这位学生矮小精瘦，国字脸。他叫程开甲，出生时，临终的祖父闻讯，又醒转来，为他起了名才咽气。他不负其名，果然以第一名考上浙大物理系。他读书极贪，入学时，已自习大学二年级课程。本想旁听王淦昌教授的课，岂料入学不到两周就被迫流亡。因此，钻出队列，来问王淦昌去不去天目山。逃难时还想学问，其头脑，弥足珍贵。
王淦昌笑着看他，说要去的，教师离不开学生呵。
这一部分师生如此离城：个个扛枪，挑着书箱和铺盖卷流亡去。
他们既感到恐怖，又得准备做殊死搏斗。那时的国土，兵荒马乱。这群还稚嫩的流亡学生，一方面要摆脱那条妄图吞象的日本毒蛇，另一方面要对付杀出丛林的劫匪，谁都难预卜生死存亡。
多亏竺可桢校长有远见，要来一批枪支弹药，教学之余，每天进行军训，请兵士来教学生如何装弹，怎样瞄准和击发。嘱师生们一定要学会开枪，意欲生存，必会自卫；唯有抗争，才能抵御死亡。个中道理，面临亡国危险的师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都乐意遵照校训，以枪挑行李出走。
其时，学校也在准备逃难，图书资料、教学设备，一应家什，皆已在胡刚复教授周密安排下，造册装箱，以备随时启运。
王淦昌一向热衷于公益事业，见人家忙，他就不得闲。送走了朱福抖和一年级学生，他便与束星北等教授，协助张绍忠主任料理本系的搬迁准备工作。他于百忙中，不忘那1克镭。尽管那点东西已装在密封的小铅筒里，而小铅筒又已锁在一铅匣中，他仍担心其因体积小，不显眼，容易在忙乱的途中遗失，便设法用白铁皮做标签，涂上红漆，写上白漆字，将铁丝绞在铅匣上。束星北看了，仍不放心，建议安上几个小铜铃，开玩笑道：“闻铃声便知，上帝与吾协同在耶。”
足见教授们极看重这1克镭。
王淦昌当然也牵挂物理系一年级师生。吃饭时，他常举筷遥念他们，忘了夹他爱吃的炒鲜笋，清蒸鱼。天目山，山高林密，陡崖泻白瀑，幽谷藏古庵。时常有三三两两香客沿着石径登山求佛庇护。那山门的庆来楼，取庆安康而来之意名之，悬匾额于楼眉上，黑底，镏金草书，真如佛光四射，瑞气呈祥。其配套的亭阁楼舍，点缀于山间的松林竹园中，有通幽的曲径，有朱桥、联阙，但闻读书声与鸟语和鸣，不见人迹鸟影，十分静谧。这个日寇铁蹄还未践踏之处，倒是个教学的好地方。物理系一年级师生就是在这儿安下课堂的。程开甲一到，先开书箱，拿出课本来就坐在溪岸读。朱福抖见状，喟然慨叹，如今，全国难得这样好的读书环境了。
然而，他们在庆来楼一带安上课桌才两个月，日本鬼子突然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杭州告急。浙江大学被迫改变计划。在迁向西南的建德校部通知未到时，老天似已先知先觉，山间风起雾涌，山顶黑云密布，霎时间，闪电怒用炸雷，轰得山摇地颤，暴雨冲出急瀑，撞得峡谷发出巨响。天目山愤怒了。
尽管行程艰险，谁都不肯丢掉书箱，即便失去铺卷，也要负笈行进。
他们是奉命去建德集中的，要走十多天路。沿途的村民，误以为他们是败逃的兵，都悲怜地望着这支疲惫的队伍。你莫怪老百姓无知，因为世界上未曾有扛枪挑行李流亡的大学。
苦难中，小船咿呀咿呀呻吟
浙大师生从1937年11月11日起，分三路乘船逆钱塘江流亡。
一艘邮船，载着王淦昌、束星北、张绍忠和朱福抖四家人。船傍岸行驶，船工有拉纤的、撑篙的、摇橹的，船走得吃力，摇橹声咿呀咿呀地，似在苦难中呻吟。
十一月天，本来多雨云，天阴沉沉的，岸上的乌桕树，像泼了墨一样，树影越发黑，人心就更黯淡了。
也有走陆路的，岸上的人影儿，拉开曲曲弯弯的长线，穿过雨烟，行在泥泞路上。如此这般，历四天航程，到建德即开启图书仪器箱，17日开始上课。
建德位于富春江西岸，一座小县城。1000多师生分散租住民宅。多数学生共宿于当地中心小学校舍。教室分别设于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全校师生上下课来往于市街，使得小城变得拥挤而热闹了。
恰在动荡时刻，王淦昌的二儿子出世了。
教授的前三个儿女出生时，他都在外求学，这回，他守在妻子身旁，眼看着她分娩时汗可漂床的情景，才知道，人生出世，原来如此艰难惨烈！唯其如此，坠地才哭叫，为其饱经痛苦的生母而哭。
分挽之后的吴月琴，疲弱至极，软软地，瘫在床上，面色发黄，像被战火煎黄的月亮。束星北、朱福抖等教授，喜闻王家又得贵子，都来道贺。平时寡语的何增禄，喜不自禁问王淦昌，“叫什么名字呀？”
“王德基！”王淦昌笑着回答。
束星北抚掌笑，“哦，建德的德，好！”
但这小子的生地，也不安宁。他才出生四周，日本鬼子侵占杭州，频频的空袭警报，紧催浙大搬迁，去金华。
金华建在丘陵地带，傍大山，山中的冰壶洞和双龙洞，与金华火腿一样名闻四海，是为浙江汀沪铁路线上一大重镇。
又一次搬迁开始了。
教授们拖儿带女流亡，多有不便，又担心敌机追踪轰炸，造成伤亡，个个焦虑万分。王淦昌一家又因添了个未满月的幼婴，他愁，妻子更愁。不过，吴月琴生性内秀，甚是贤淑，即便心有千思万虑，也不给丈夫添半点愁苦。如此，更使王淦昌难过。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最爱助人为乐的束星北主动向他提出，暂将两家孩子带到湘乡其夫人姐姐家避难，这是唯一的选择。王淦昌极信赖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决定托他带走二女儿韫明、大儿子懋基。吴月琴虽舍不得骨肉分离，还是含泪将爱女和爱子送走。王淦昌送走了他们，便怀着离愁别恨，与何增禄、朱福抖和系主任张绍忠等四家人，租用那艘邮船上路，经兰溪，驶向金华。
小邮船上的四家人中，因张绍忠主任忙于其他公务，不能随行，王淦昌可算为最强壮的劳力，一应麻烦事务，他皆承揽，既操劳，又操心。为便于疏散人员和躲避日机轰炸扫射，他常提醒船工尽可能贴岸行驶。
但日机像魔影紧追着他们，浙大师生不得不改由他途去常山。
由于那艘小邮船还得前往金华完成邮差，不能掉头载这四家人，王淦昌只好和两位教授四处奔波，四处寻求，终于租到另一艘小船。
沉重的苦难，从那艘船搬到这一艘，同样沉重。船工吃力地划桨摇橹，和着桨声橹声，嗨嗨地吼着，f象怒号，也像叹息，像气喘，小船鱼儿似的，穿波越浪，行驶于这条苦难之河。
老天似乎有意掩护逃难的人们，布满乌云，垂下层层云幛，这样的天候，敌机是不敢低空来侵扰了，但惊恐仍悬着人们的心，就连未涉世事的孩子们，也知道日本鬼子的飞机比要人命的鬼还恶，不时问，啥时候到兰溪？王淦昌的小儿子，似乎也感觉到危险，常常啼号，给这艘小船平添几许焦愁。
这小子哭黑了天，船才到凄凉的兰溪，孩子们都叫饿，大人们也已饥肠辘辘。
战乱年间，兵匪出没无常。兰溪镇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景象。五位教授上街四处搜寻食物，仅留张绍忠夫人及孩子看守船舱。一盏昏暗的油纸灯吊在头顶，悠悠忽忽如闪动的鬼火。谁料风吹船摇，在不停地颠簸摇荡之中油灯引燃船篷着起火来。张夫人迅即扯下油灯扑打火焰，火焰迅速蔓延，情况十分危急。恰巧王淦昌购食归来，立即跳进舱内奋力掀去席棚，扑灭余火，才免除一场火灾。舱内财物未受损失，张夫人的双手却遭烧伤。王淦昌又送她去医院包扎。当上岸的人们陆续归来并得知这惊险一幕后，无不为王淦昌危难之时的镇定、勇敢而赞叹，几位同事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
食物买不到，又被江风灯火造出一场惊慌，人们更恨日本鬼子。
翌日，船刚傍岸，“油挑子”又来轰炸，饥肠辘辘的四家人忙钻防空洞。这时想骂日本鬼子也没力气骂了，只能咬牙切齿。
空袭过后，王淦昌劝大家先回船歇息，他独自上街寻购食品。不久，他果然购得一桶香糯粽，乐呵呵肩扛上船。已经饿了一天多的孩子们高兴得欢叫蹦跳，顾不得洗手，就抓来剥开叶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历史倒是牢记这饱餐一顿的乐趣，却不知是何滋味儿。那已经吃饱的船工，没了饥饿感，偷得居安片刻，无思危，暂不臭骂鬼子他娘。
有人报，衢州站被赶急逃亡的火车狠心落下，站台上人山人海，走不了，学校在那儿贴告示，要求师生们去江山设法上火车。去？怎么去法？这苦难的四家人，有刚过而立之年者，也有出世才个把月的，苦赶陆路，负累多，麻烦事也多，假如在黑路上遇到劫匪，怕都在劫难逃，还是请小船续航，等到常山上岸，再换乘汽车去江山。
这时船工已上岸，他们在一个小酒馆里喝酒。常走水路的人，最需要借酒火祛除风湿，所以，小船每当泊岸抛锚，船工们便先上岸沽酒喝个酩酊大醉。
动员船工续航的事，自然由年轻体健的王淦昌去做。他便去邮政所附近寻找他们，果然，他们正在那条小街的酒店里喝酒，且已喝到半醉，见王淦昌匆匆到来求助，便都推盘弃盏，忙去打老板娘的房门，急唤船老大。
船工虽然不甚识字，却也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知道同生死共患难的要义，说得出“同舟共济”这句成语，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教义，用作桨，化作橹，便也构成生命的行舟。他们只不知，这小船载着一个民族的天才。
船桨又像鸟翅，击浪飞舟，逃离苦难去。
一线银水贯串的珍珠
物理系张绍忠、束星北、王淦昌、朱福抖教授四家老小合乘的船，费尽周折，才从兰溪到衢州，经常山到江山，直至年底才到达江西吉安。
吉安，其实难安。
短暂的寒假匆匆过去，到了2月中旬，吉安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都要陆续开学，浙大不得不搬迁。
在吉安期间，王淦昌每早每晚都要去白鹭洲散步。只有历史知道，吉安城为白鹭洲操心多少个世纪，也知道，白鹭洲给吉安城增添多少光彩。王淦昌总觉得白鹭洲上的风月楼、“古吉台”碑、《正气歌》碑，以及白鹭洲书院遗址的断壁残垣，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文气吸引着他，他每回来此浏览，都流连忘返。
现在要离开吉安了，他再次上白鹭洲浏览，不期遇见束星北，两位好友就聊起来。束星北打趣道：“老兄感慨良多，是否想写一篇白鹭洲赋呀？”
“遗憾，我不是当代的欧阳修呀！”王淦昌叹道：“我只是舍不得这个地方。”
苦难岁月中，什么事情都来得紧迫。时间也流失得快，他到底要随学校搬迁，逆赣江南行，到20公里开外的泰和去。还是那四家人同船，船又载着教授们忧国忧民的情思逆浪行驶。走多了水路，最爱谈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束星北，又在船上与王淦昌相对而论水路上的种种见闻。王淦昌爱做笔记，走一路记一路，但记的，并非险遇，而是科学思维中的“火花”，束星北见他又掏出本子，劝道，“何不如记点流亡生活的见闻呢，也好让历史告诉后代呀”王淦昌认为，若是由欧阳修来写这一苦难历程，无疑会写出感人肺腑的文学作品，但若由他或束星北来写，充其量是些枯燥无味的“流水作业”没一点文学巧思。
他俩相对而坐谈论着，船傍岸了。先期到泰和号房子的胡刚复院长，接过他们抛去的缆绳时，浙江大学便系在泰和的锚桩上。
泰和位于江西中部，赣江穿城而过。浙大校址设在城西附近的上田村。这一带村庄，有千秋书院、华阳书院，还有趣园以及可饱览图书和江景的藏书楼一遐观楼。这般雅致的人文景观，深使王淦昌联想到常熟老家类似的铁琴铜剑阁。他多次向当地文人请教，才知，这两座书院，在古时，也是四方学子负笈求学的名楼，难怪上田村至今仍盛行文风。老百姓对远道而来的浙大师生，更是极尽地主之谊。
全校师生一到泰和，即开学，科研与实验也同时进行。为了弥补逃难途中流失的时光，老师们都加大授课量，实验课也相应增加，师生无一不自动延长教学课时。
王淦昌虽然每天忙到深夜，仍习惯早起。人说，他起得比朝阳早，他是最先闪现于山冈上的晨曦。其实，学生们都不敢贪睡，也都早起，三五成群地在山间小道、田埂朗诵或默读。这番景况，使他高兴，一位颇有点文气的老农对他说，农夫晨耕，学子晨读，都这样勤奋，中华振兴，指日可待。
在泰和期间，浙大师生得到当地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群众送木炭盆给他们取暖，自已夜间宁愿全家摸黑，也将灯盏移到学生房间供他们读书……而浙大师生也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其中被誉为无字丰碑的便是“浙大防洪堤”。
泰和的上田村位于赣江边，每到夏季洪水泛滥，淹没良田房屋无数。浙大师生便由土木工程系出面，与当地民工一道测量、挖土、筑堤7.5公里长。从此上田村再未遭受过水患，人民感激地称之为“浙大防洪堤”还有一个由土木工程系工读生勘定、测绘，农学院筹划，和江西省府合办的沙村示范垦殖场，垦荒600余亩，安置了从战区来的140名难民，既使难民有个生存基地，又能推动当地的农垦事业。
再一件好事便是创设澄江学校，由浙大学生兼课，教学质量为当地各中学之冠。王淦昌的大女儿王慧明曾在该校读书。
浙大防洪堤、示范垦殖场、澄江学校……在王淦昌脑海里，莫不如一条银线贯穿的明珠。记忆中的苦难险历，也是珍品，是心灵宝库里另一种色彩的奇珍，美景悦目，苦难铭心，都是人生的精神财富。这些事，正应泰戈尔的诗句：“暴风摧残真理的果树时，不意帮助真理播撒了种子。”
浙大在流亡逃难途中，不忘传播科学文化，此举对新中国诞生后的学子，无疑是神圣的启示。
泪雨浇湿了8月3曰
这些事给王淦昌一种特别的感觉。女儿慧明去上澄江学校后，这种感觉更浓烈了。在苦难中跋涉过来的人，再仔细看那雾中的山野和山野上的云雾，他便要像云像雾那样贴近山野，贴近花草树木，贴近鸟儿和一切生命。因为那云那雾也是大地所生，每一个人都要像云雾一样还给大地以温润与亲情，并且为着母亲大地不再被强暴蹂躏而奋起反抗一切罪恶的劫难。所以，当他从报上看到日寇又侵占哪座城市哪个地区，心儿便像被刀剔去一瓣似的，他痛得抽搐，感觉大地痛苦得震颤。
这样，他鼓励学生用课余时间去展开抗日活动，鼓励他们去演讲，去演宣传抗日的话剧。他希望这样的宣传能燃起熊熊怒火，像烧死螅群一样，将日寇统统都烧死在火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