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看见当主席的不是布格达诺夫，而是那被委任来管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共产党的干事法伊第希（FAIDYCH）的时候，他们简直惊呆了！可是在那些初出茅庐的代表们，以后使他们惊怪的事情还多着呢。在议定了一个非常繁重的开会秩序之后（这开会秩序通告要读许多报告和作品），那亲自出席的卢拿卡尔斯基便发言了。说到文学的时候，那位担任了许多工作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民委员，先从希腊人和埃及人说起。这种演说是很沉闷的，可是，在出席的人们的嘴唇上，却不时露出一片微笑来：卢拿卡尔斯基所用的一个典实或一个譬喻，使会场上快乐起来。
那些常常到会的人们，还记得他要指示出文学是自然地发展，却不是人工地发展，而作的比喻。他说：“如果你们不让一棵草自己生长起来，而从上面拉着它，那么你便会把它拔起来了。”
在卢拿卡尔斯基和法伊第希的演说之后，人们便中止会议，忘记了在开会秩序中还有许多问题要讨论。那些代表都茫然若失，看看没有插一句话的余地，便回到了他们的分会去；在那里，他们也尽自己的意志去做他们要做的事。大家都明白地知道，布格达诺夫实际上已不做主干了。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那些杂志还是在他的手里。由他的徒党帮助着，他继续发表那些关于文化和文学的论文。正当他在宣倡“集团的”文学和艺术的时候，正当他在赞扬机械和革命的时候，那些分会却在发展一种绝对和他的理论相反的工作。一种民众的艺术，渐渐在实践上明显起来。音乐部便这样地恢复了古旧的弦乐器“陀姆拉”（DOMRA），用旧的乐谱演奏。可笑的是：“陀姆拉”的很有兴味的音乐会，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最轰动一时的成功。在绘画上，人们回返到古旧的圣像画去；人们要求图像的民众艺术。有一些画家竟想在木板上绘画。
在文学上，那回返到“真正俄罗斯的”过去的同样的意志，也渐渐地明确了。手抄本的文学作品，填满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图书室的书架。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唯一的创造物，受全世界各劳动机关所采用的“壁报”，便是从手抄本出来的。这种民众和国故的倾向，因为纸和画布的缺乏，是容易维持下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是愈趋愈远了。在理论上，人们鼓吹一种单独内容演着角色，而形式是不重要的文学；而在实践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委员会却邀请诗人勃留索夫（BRUSSOV）和昂德莱·别里（ANDREBIELY）作那关于诗歌的技术的演讲。
在那个时候，昂德莱·别里是神秘派和个人主义派的传统的代表。在他的机关志《梦想者杂志》上，他说明政治和诗歌是两件不相容的东西，他说有倾向的创造会趋于破灭。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文学组的教授昂德莱·别里宣称：“现在我心头所经过的是神秘，我的‘自我’变成了全世界的自我。”的确，昂德莱·别里应该讲诗歌的形式。然而他总也可以宣称，诗歌的创造特别是一种没有其他东西的创造。奇怪的是那在实践上离开了主干之任的布格达诺夫，把他自己的理论也弄糊涂，而在谈到诗歌的时候，弄到后来竟说出那和神秘派诗人昂德莱·别里同样的话！那唯物主义者的布格达诺夫竟宣称诗歌的“灵魂”，便是它的思想！
然而，劳动者加思节夫却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稀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是和布格达诺夫的理论符合的。他把对于机械的赞扬和对于革命的赞扬结合在一起，而不顾到形式。
我们的根是在铁里你瞧，我是在它们之间：机械，铁锤，熔炉。
在上面，锻炼过的铁的空间。
四面梁和桁交伸着。
它们有十丈高。
在左面右面弯曲着。
在圆屋顶下和垂相连结，而像一个巨人的肩一样地支持着铁的建筑物。
它们是广大，猛烈而有力的，它们要求一个更大的力，我凝看着它们，我挺直起来。
新的血在我血管里流着，我更生长起来，在我自己身上，生出了无限有力的肩和臂。
我粘附在建筑物的铁里，我高大起来。
我用我的肩把上面的梁，桁和屋顶推到外面去，我的脚还在地上，可是我的头却比建筑物还高。
我在这非人类的努力中窒息着，但是我呼喊：
“我要求发言，同志们，我要求发言！”
铁的回音掩住了我的声音，建筑物不耐烦而震动。
可是我却不断地高升上去，我和烟突相齐了。
这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演说。
却是我的铁的呼声：
“我们将胜利！”
（加思节夫）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趁着第三国际的第二次国际大会的各国代表在俄国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中央委员会邀请各国的代表来组织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中央机关。
这个机关不久就组成了。它由十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英国，法国，德国，奥国，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瑞士，俄罗斯和挪威。
法国的代表是雷蒙·勒佛夫尔（RAYMONDLEFEVRE），比利时的代表是华尔·方·奥佛尔斯特莱登（WARVANOVERSTRAETEN）。这个临时的机关，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的会员和杂志的数目之繁多所动，在一九二○年八月十二日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弟兄”发了一道征召，在那征召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
“……艺术——一首无产阶级的诗，一部小说，一个歌，一个音乐作品，一篇剧曲——表现着一个非常有力的宣传方法。艺术组织情感，正如观念的宣传组织思想。艺术用着和观念决定意志同样的力量决定着意志。”
还有：
“在教育的观点看起来，欧洲的无产者是比他们的俄罗斯的同志们优越。因此，在西欧的各国中，无产阶级的文化会发展得更有成功。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竞争的问题，却是要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友谊的建设中互相帮助。”
在这宣言的结尾上，那些签名人征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各国分设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而预备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国际大会。
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永远没有实现。雷蒙·勒佛夫尔悲剧地死在北冰洋中，德国的各代表忙着他们国中的政治事变。再则，我们应该提出来说，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计划，是正在俄罗斯的这个组织已不存在了的时候决定的。
这些聚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四周的无产作家，已经脱离了它，而去组织一个新的机关了：“铁工匠”。许多委员会渐渐地离开了协会而进了“人民教育委员会”。列宁所给与的最后的一个打击，决然地结束了这无产阶级文化的试验所。
谈到文盲问题和消灭文盲工作的进步薄弱的时候，列宁说这是对于那些作着“无产阶级文化”的妄想的人们的“一个严重的警告”。
“无产阶级的文化，”他说，“并不是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化的专家们的一个发明。这全是荒谬的。”
在这一九二○年十月四日共产党青年团第三次大会中所发的演说中，列宁用一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去反对布格达诺夫的抽象的理论。
“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说，“应该表现那在资本家、封建制度，和官僚的轭下所创造的知识的贮藏的合理的发展。”
§§§第三章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时期
停顿
从沙皇制度崩落后第一天起，牢狱的门便大开着放出那些政治犯来。招展着赤旗，俄罗斯庆祝那些革命的囚人的解放。被赦的人们从各处跑来；挤得水泄不通的火车从流刑所，戍地，外国和前线带了那些战斗员来。
无产阶级作家是处身在他们之间。混在那解放了的革命家们以及从前线来的兵士们的群众之间，他们继续斗争着，以求无产阶级的最后的胜利。从事于文学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可是当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占据了国家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机关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作家们便着眼于文化的区域，目的是垄断艺术和文学。
然而，他们不久就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
那似乎应该属于他们的地位，起初是被别的人们占据着；那十年以来关系很密切的未来派，带了一些新的作品和一种仔细推敲过的美学诸问题的理论给革命。
几首用一种无价值的形式而且没有任何新奇的意象写出来的革命诗，反而只能巩固了未来派的地位。无产阶级的作家们既没有有价值的作品去反对他们，也没有明白有条理的宣言去反对他们。他们没有能力，便只得参加那甚至能吸收一部分劳动群众的未来派的凯旋。
那些无产阶级作家们想赶快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可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对敌早已超过了结社和团体的阶段。
对于无产阶级的作家们，因为他们觉得已经被他们自己的阶级——他们是想做它的口舌的——所遗弃，那在文学上的失败便格外苦痛了。
那时，在他们之间，便有了一个真正的停顿。
现在，有的人放弃了文艺的活动，有的人莫名其妙地摹仿着未来派：其中有一个窃取了一个资产阶级住宅中的红色天鹅绒窗帷去做衣服。对于另一些人，失望达到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因为在那些无产阶级作家之间，有着一些有一个长久的文学的过去，但批评界却永远不认识的人们。这些作家以前把他们的失败归罪于资本主义制度，可是当他们看见革命对于他们亦并不稍加宽待的时候，他们便把自己深闭在一种完全的沉默中，而其中有两个人，竟决意自杀。
第一个自杀者曾由国家举行葬礼；那些演说家努力把他说作是一个使大众愚蒙以便格外容易制服大众，并阻止从民众间出来的真正的天才的发展的愚民主义制度的受难者。这第一个自杀者以后不久又有了第二个自杀者；刁恶的人们说，这第二个无才的作家之所以自杀，是为了想得到和他的没有运气的同僚一样漂亮的葬礼。
在那个时候，一切的无产阶级作家都诚恳地相信，他们之所以写不好，是为了他们缺乏技术的知识。因此，布格达诺夫的劝告便被接受；而那些年轻的和年老的无产阶级作家，便开始去上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所组织的文学课程。他们好学不倦地去参加一切文学演讲会，去参加美学问题的讨论会，和诗歌晚会。
对于未来主义的斗争
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作家都并不放弃那对于未来派的斗争。
他们不懂得那些未来派，又不喜欢他们。而当未来派握了权的时候，在那些已经以“无产者”或“无产文化者”这名称知名的无产阶级作者之间，便对于未来派们施行一种真正的攻击。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产阶级文学是在那对于未来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形成的。
可是并不是只有意识形态。
那些“无产文化者”撕毁未来派的布告，阻止他们的宣传运动，到处尽可能地破坏他们。因此便发生了许多事故，有时竟常常正式地打起来。在集会处和咖啡店中的争论是常有的事。常常，打架竟打到了路上；在那里那些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未来派的团体，和那些穿着工人的短褐或兵士的长袍的“无产文化者”的团体，为了他们的诗歌理论而互相用拳头或棍子打着。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鼓励着那些无产阶级作家，而把它的许多刊物的篇幅，供给他们去攻击未来主义。
在一九一八年，无产阶级的散文家别萨尔科（BESSALKO）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机关杂志《将来》的第十期上写了一篇题名为《未来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的论文。先和《公盟艺术》笔战着，别萨尔科后来便下结论说未来主义是“资产阶级艺术的树上的一个瘤”。就在这一篇文章上，他召唤对于“这些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者”无情地开战，他说他们的革命主义是荒诞的。据他的意见，无产阶级不应该答应“在无产阶级文化的身上穿未来派的衣服”。在另一方面，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各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已决意绝对不和未来派合作，决意永远不接受一个未来派做教授或讲师。
在革命的初期，无产阶级作家之所以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因为这个机关在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流浪者”的斗争中去供给他们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又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组，是一种他们可以补充他们的一般教养的高等研究学校。
劳动者主义
那使无产阶级作家们归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机关去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劳动者主义的精神。实际上，在《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期上，喀里宁（KALINING）写着：“正如对于那关于观念的合理的发展，关于观察或关于经验的归纳到体系的问题一样，知识者可以替无产者思索着，而准确地标记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演进的各段落，马克思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是当知识者一踏进劳动者的情感领域中的时候，他便没有能力了。诗歌的创造是正当表白意识的时候由意识所管理着的一个潜意识的过程，潜意识是基于生活条件之上的，而在知识者那里，那些生活条件决不是无产阶级的。”
在革命的初期，一切无产阶级作家的出身都是工人和农民。
一本无产阶级作家的诗选，把那些全靠了革命而踏进文坛的工人和农民的传略告诉了我们。
他们大家都在童年中受过穷困，他们大都没有认识母亲的抚爱。母亲是出去做工了，儿子便被抛在他自己的命运中。在很早的时期，那些未来的作家们就不得不自己设法度日，他们是在流浪中，在流戍中或在牢狱中受到教育的。
下面便是顺手录出的几个“无产者”的传略。
皮比克（A．BIBIK），无产阶级的诸作家中的最年长者（生于一八七八年），是一个旋盘工人。他曾经参加过革命运动，曾经长期地入狱过多次，曾经被流戍到西伯利亚。
别萨尔科（生于一八八八年），铁路工厂的工人，接着被囚在爱喀得里诺斯拉夫的著名的监狱中，被流戍到西伯利亚，流亡到外国。从一九一七年起，做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干事，一九二○年殁于他的革命的任上。
格拉西莫夫（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铁路工人。从九岁起就做了工人，在一九○五年，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因为在一个秘密印刷所中工作而入狱。在一九○七年，逃到外国去，在商船队中当伙夫。在法兰西，意大利和比利时入过许多次狱。
在法国当过兵。在大战中，因为宣传反军阀而被逐出法国。
基里洛夫（生于一八八九年），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九岁的时候，在一家皮匠铺里当学徒。在一九○三年，他是黑海舰队中的水手。在一九○五年，被捕而流戍到西伯利亚去。
加晋（KASINE）（生于一八九八年），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在革命之后，为“劳动少年团”的会员。
库思涅错夫（KOUSNIETSOV），旋盘工人，“生就的无产者”。他是生在工厂中的，养他大来的也是工厂。
加思节夫，亚力山大洛夫斯基（ALEXANDROVSKY），沙陀维也夫（SADOVIEV），都是劳动者，都曾经度过一种贫不聊生的艰苦的生活。
英雄的时代
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是革命和内战的时期，第二个是社会建设和五年计划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