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1977年10月20日，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里正在供应晚餐。晚餐是可口的馄饨。一位87岁高龄的瘦弱病人才吃了一颗馄饨，便吐了出来。他摇摇头，轻声对守在床前的曾是他研究生的陈光磊说道：“我吃不下。”
他躺了下来。护士走进来收拾盘碗。当护士离去时，他忽地伸出手来轻轻挥动，仿佛向她致谢、告别——这是他入院后从未有过的动作。
就从这个晚上开始，他的病情恶化了，再也说不出话来。医院的大夫、护士日夜轮流看护着他……
他便是当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陈望道曾与陈独秀有过密切的合作。陈独秀1920年底去广州时，委托陈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编辑工作。然而，没多久，陈望道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其中的缘由，如同邓明以的《陈望道》一文所写的那样：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引自陈望道1951年写的思想小结）。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1]
陈望道致叶永烈的信封
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
但是，陈望道仍不满于陈独秀家长式作风，再度要求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曾派茅盾劝说当时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
茅盾回忆道：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2]
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陈望道投身于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担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后，陈望道转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随后，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有着密切交往。1934年9月，他在鲁迅支持下创办进步刊物《太白》。他从事修辞学研究，于1932年出版了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
解放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
他还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冬起，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
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愿望。
陈望道的身份、资历非同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要求重新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所能决定的。
此事经逐级向上请示，最后把报告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主席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3]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望道重新入党之后，没有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仍以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3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晚年陈望道
“文革”之初，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曾遭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蒙尘，他作为复旦大学校长亦受重炮猛轰。
陈望道自幼练过武功，体质颇好，据云，徒手可对付三四个未曾学过武术的人，有一根棍子则可对付十来个人。陈光磊是他在解放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据陈光磊回忆，陈望道曾叮嘱过他：“我睡着时，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4]原来，他睡觉时，总是双手握拳于胸前，谁拉他一下，他“条件反射”，那拳头就会在睡梦中“出击”！
一般情况下，他若不慎跌跤，用一只手轻轻一撑，便会一跃站正。然而在1968年，有一天参加“抗大清队学习班”[5]，他在复旦大学教学楼前滑倒而起不来，便叹道：“功散了，体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冲击，加上夫人蔡葵在1964年患脑瘤去世，这两桩事使他老态骤增，头发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国共产党中央通知上海要保护陈望道，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斗。在“文革”岁月中，他于极度的孤寂之中仍坚持研究修辞学。他的卧室里堆满了书籍，他埋首书堆，钻研学问，儿子陈振新[6]和儿媳朱良玉照料着他的生活。
当年，他家住在二楼，楼下便是语言研究室。他的学生们，也细心照看着他。
他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曰“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从他“功散了”之后，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两头住进医院。但是，他的头脑仍很清楚，思维很有条理，仍能清楚地与人谈话。
自从1977年10月20日晚病危之后，他变得气短、气急，不能言语。经过医生抢救，呼吸一度恢复正常，双眼能够睁开，见到前来看望的熟人尚能颔首致意。
但他毕竟已是87岁高龄，正常的呼吸没有维持多久，又转急了。
医生们全力抢救，给他进行人工呼吸。
抢救持续了一个多星期，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陈望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80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去世之后，他的遗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4卷出版——《陈望道文集》。其中第4卷为译著及有关翻译的文章，他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收入其中。
[1]《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这是毛泽东话的大意。据陈光磊1990年3月18日与笔者谈话时，回忆陈望道生前曾告诉过他这一段毛泽东的话。
[4]1990年4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光磊。
[5]“抗大清队学习班”，指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那种精神、作风去“清理阶级队伍”。
[6]1990年11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望道之子陈振新。
“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外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他们在写作论文时，引述了这篇文献，并注意到以“栖梧老人”名义发表的其他作品。
道夫·宾在他的《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一文的答复》中指出：
让我们首先来谈这个栖梧老人。1957年他写了四篇文章和一本书，从互相参照这些材料的内容来看，作者无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纵教授和W.郭两人都证明了这一点。[1]
这三位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栖梧老人”，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
包惠僧原来是新闻记者出身，写文章是看家本领，他如此“不敢写”，有着他的重重顾虑……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1922年起，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此后，包惠僧还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写于1966年4月11日）中，是这样自述脱党的经过的：
作者在北京采访了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她详细地回忆了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曲折的一生
我约在（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后来，组织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
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待不下去，（我）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1931年，借助于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包惠僧当上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1936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在陈独秀临死前，包惠僧曾去江津看望，那时他便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
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中去。
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1949年11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12月25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
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1950年，我在“革大”[2]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12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回忆，1949年包惠僧住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楼上。他在9月上旬，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3]
抵京后，董必武见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据云，那是包惠僧胆小，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回到北京，周恩来见到包惠僧，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在“革大”，包惠僧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有一回，学生们去种树，他这个“老学生”也参加了。在劳动中他晕倒，被抬到校医务室检查，查出心脏病。医生劝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说：“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学习任务。”他在学校宿舍里养病、学习，一直坚持到毕业。
笔者见到了包惠僧的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研字第0042号
学生包惠僧现年57岁，系湖北省黄冈县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2期第4班修业期满，准予毕业。此证
校长 刘澜涛
教育长 侯维煜
1950年12月
谢缙云还拿出另两份证书，给笔者看。
其一：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第22次会议任命包惠僧为本部参事。
谢觉哉 部长
就这样，包惠僧从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局长，经过思想改造，转为共产党政府内务部参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总理 周恩来
1957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