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全家闻讯后，都为恩铭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我们前去收尸，反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四家连环铺保，第三天才到济南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我们花了50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血迹，把他安埋在济南城外——贵州义地。不久，我们又请人在恩铭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写上“邓恩铭之墓”。[1]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曾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
四十年前会上逢，
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
君与恩铭不老松。
[1]滕尧珍：《忆革命先烈邓恩铭》，《贵州日报》1980年7月12日。
何叔衡沙场捐躯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反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这是谢觉哉1945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而写下的诗。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出席“一大”归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出任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1927年，湖南军阀何建、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陡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账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
1928年7月，何叔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
1933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其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1933年第17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那样，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
实际上，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日益加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100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何叔衡保管。
由这样五个人组成的一支特殊队伍，化装成贩卖香菇的小商人，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进着。
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今属江西）的汤屋时，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何叔衡为之一喜，诗兴大发，与瞿秋白一唱一和。
然而，欢颜一闪即逝，形势再度紧张，沿途的地主武装已经注意到这支特殊的队伍。
队伍不得不改为摸黑行进，白日休息。一个老，一个病，一个孕妇，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异常艰辛。所幸何叔衡和瞿秋白意志坚强，并不畏惧酷劣的环境。
如此昼伏夜行，一夜连着一夜。
4月22日夜里，他们渡过了汀江。
4月23日凌晨（也有的说是24日），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
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
“义勇军”急告驻守在水口镇的国民党保安第14团第2营营长李玉。
“紧急集合！”李玉下令。
“义勇军”队长范连升带路，李玉率领第2营悄然包围了小径村。
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双方互射，战斗十分激烈。
一边抵挡，快枪队一边护送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
何叔衡烈士死难纪念亭
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怎敌得上保安团士兵快疾的步子？
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被保安团追上了。
一阵乱枪砰砰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
两个保安团士兵见何叔衡倒下去没有动静，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边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保安团士兵连连开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59岁。
瞿秋白和张亮也在草塘里被俘。1935年6月18日，在长汀城中山公园里，国民党的临时军事法庭宣读了由蒋介石签署的枪决命令之后，瞿秋白唱起了《国际歌》，走向一片葱茏青草地，席地而坐。瞿秋白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之后，无情的子弹，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殷殷鲜血，染红了茵茵嫩草。瞿秋白终年不过36岁！
唯一在战斗中突围的邓子恢，解放后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杨明斋最初作为俄共（布）党员，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明斋之死，曾是一个谜。
过去，杨明斋的卒年，被写成“1931年”，或者说是“1931年后”。
关于杨明斋之死最为权威的说法，是《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所载《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曹靖华回忆了周恩来跟他在1954年的一次谈话，其中谈及杨明斋：
后来他[1]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
为了弄清杨明斋的身世，华东石油大学马列教研室教师余世诚做了许多调查工作。1988年9月，余世诚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查找杨明斋的下落——因为杨明斋死于苏联，苏共的档案中会有准确的记载。
杨明斋遗作及杨明斋传记
戈尔巴乔夫认真地批转了余世诚的信。
不久，余世诚收到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来信，说他受苏共中央的委托，作如下答复：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直至这年秋天，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做中文教员。后来，他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阿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1938年2月，杨明斋被以捏造的罪名逮捕，同年5月被杀。
现在，根据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对所有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
杨明斋的死因之谜，终于大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如此悲惨地死于冤屈之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1925年10月，杨明斋带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被留在那里，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
1927年夏，得知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处境维艰，他坚决要求回国，从事秘密工作。
回国之后，环境险恶，杨明斋不得不隐居在北平。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近二十万言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本书上册在1928年出版，下册在1929年出版。
这时，杨明斋和他的家人还保持着通信。
在1930年之后，杨明斋消息杳无，他的家人曾在北平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但总如泥牛入海，没有反馈。
此后，杨明斋的命运，如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公函所述……
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日渐受到冷落，其原因可能在于他曾非常坚决地反对共产国际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杨明斋的身份，不同于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毕竟是由俄共（布）派遣来华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杨明斋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然而，他已不像当初陪维经斯基来华时那样受到信任……
他蒙冤而死之际，为56岁。周恩来赞誉他是“忠厚长者”。[2]
虽然他被历史淹没多年，但中国共产党人仍深深怀念着这位建党元勋。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的努力，现在，终于把杨明斋身上的历史积灰掸去。
[1]指杨明斋。
[2]余世诚：《一位忠厚长者》，《人物》1984年第4期。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马林对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得以发展。
虽然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刚一提出便受到了极其激烈的反对，但他毕竟还是征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意和支持，带着“衬衫文件”回中国召开西湖会议，说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
此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所作的报告中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1]
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后来，在1935年8月19日，当马林跟美国伊罗生教授谈话时，曾回忆了他关于国共合作意见的由来：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2]
他提出的国共合作，人称“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他一次次跟陈独秀交谈，一次次跟孙中山交谈，终于促使陈独秀与孙中山会谈，终于促使孙中山在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
共产国际在海参崴建立了远东局，在1923年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柯拉洛夫签署第282号文件，任命马林为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对现代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及其夫人合影
此后，马林的工作又有变动，如他所说：
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前身）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我就离开了。[3]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被降为“驻广州领事”以至“俄罗斯通讯社记者”，是由于他的意见与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罗易——产生了分歧。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
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1925年，罗章龙赴德国汉堡出席国际运输会议，与马林相遇，彼此异常欣喜。[4]会议结束后，罗章龙应马林之邀，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里。他家很不错，花园洋房，妻子也是荷兰人。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教授。马林以主人身份热情款待罗章龙，留罗章龙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马林虽已远离中国，仍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
马林对罗章龙说道：
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5]
一年之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无法再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
1928年，当罗章龙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正巧马林也在莫斯科。马林前往鸱林别墅看望老朋友，谈及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后的艰难处境时，对罗章龙说了一番颇为感慨的话：“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前进。”
在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马林夫妇
1942年3月6日，马林落入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诀别的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6]
马林最后写道：
直至弥留之际，我都希望如马来亚格言所云：见义勇为。你们要互敬互爱。最后一次热烈地吻你们。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共产党人，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遗嘱，便壮烈地走上刑场。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尔的难友，后来在1945年11月6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翔实地记述了他目击马林就义的悲壮一幕：
4月12日，星期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嘈杂声震醒。当时大约是晚上9点钟。七扇牢门被踢开，牢门前设了双岗。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叫嚷：“非常危险的人来了！”德国人下达了指示，过了一会，我听到每个牢房都关进了一位难友。牢房与牢房之间，只要大声说话，隔壁的人都可以听到。我立刻听到其中一个被囚禁的人说：“战争之前，荷兰政府就在搜捕我。5月15日以后，德国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进医院，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当时斯内夫利特安慰着说：“我们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荷兰第一批为国际事业而被法院判刑的人。我们必须为国际事业而牺牲。”
监狱防卫很严，每15分钟牢房的灯便被打开，目的是通过监视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杀或企图逃跑。同时还有两名宪兵在窗外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
大约早晨6点钟时，有人通知他们说，赦免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将立刻执行。斯内夫利特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你们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斯内夫利特又问，他年纪最大，是否可以最后枪杀他。我还听到他说：“同志们，作为你们的长者，这份权利应当让给我，我不是当过你们的领导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