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上7时之后，天才慢慢地黑下来。人们在马路边、在石库门房子的小天井里、在阳台上，躺在藤椅、竹椅上，一边挥摇着蒲扇，一边啃着西瓜。
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幢青红砖相间的石库门房子后门，不时闪进一个个人影。
这幢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
李公馆内景
李书城家原本住在离此不远的三益里17号，那里三楼三底，房子比这里大。当时李家人口众多，有李书城的母亲王氏、妻子甘世瑜、长女李声歆、次女李声韺、次子李声茂（后来改名李声宏）。长子李声华当时在日本留学，但是在暑假里有时回国探亲。弟弟李汉俊也在日本留学，但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李声簧、李声馥也住在这里。此外，还有厨师、保姆（李家称“娘姨”）。三益里的房子是泰利洋房的房产。李家人多，所以租的房子也大。
李书城的妻子甘世瑜在1917年患肺病去世，李汉俊的妻子陈氏也于1918年去世。李书城的母亲在1920年秋天，要送三个灵柩（李书城的父亲李金以及李书城和李汉俊的妻子）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这时李声簧、李声茂、李声歆、李声韺同去，已经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也与他们同去，李家人口顿减。三益里17号的房子大，房租每月要七八十元。李书城看中贝勒路树德里新建的石库门房子，便租了二楼二底，即望志路106号、108号，搬了过去。
随李书城一起迁入望志路新居的，还有一位比他小24岁的小姐。
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松江人氏。
薛李两人本来素不相识。薛家是上海松江县雇农，生活窘迫，薛文淑以演唱谋生，在广州偶然邂逅李书城。听说薛文淑是上海人，李书城便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李书城给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1920年春，14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自己家。
据薛文淑回忆：
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凤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1]
迁往望志路之后，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书城、李汉俊、李书城九岁的女儿李声韺、薛文淑。另外，还有一位20多岁的警卫，名叫梁平，一位40多岁的厨师廖师傅以及一位30多岁的安徽娘姨。
薛文淑这时改在博文女校上学，一般上午上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在家复习功课。
这时候，来找李汉俊的朋友更多了，只是薛文淑在三益里时见到过的两位小姐不大来了。常来的是一位姓陈的小姐，模样姣美，跟李汉俊学外语。
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和15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新房设在108号楼上，那里隔成前后两间，前面会客，后面为卧室。楼下也是两间，前面的房间是警卫梁平和厨师廖师傅的卧室，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为过道。
106号楼上也隔成了两间，前屋为李汉俊卧室兼书房，后屋是李声韺和娘姨卧室。楼下前屋为餐厅，放了一张从三益里带过来的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长方大餐桌。在三益里时，李家人口众多，所以要用这么大的餐桌。楼下后屋是洗澡间，备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106号和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的一个倾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之后，先走过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
新婚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
这么一来，望志路上的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年幼的李声韺。薛文淑不过15岁，不懂世事。厨师和娘姨不识字，从不过问李汉俊跟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些什么。
本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里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秘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烦，一网打来，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
于是，在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长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又一个走进李公馆后门……
[1]1989年9月1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薛文淑以及李书城、薛文淑的女儿李小文。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15个人。
晚8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讲德语、英语的，说俄语的，操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远洋海轮、长江江轮，坐长途火车：15位代表终于头一回聚集在一起。
餐厅里点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那花瓶原是李书城和薛文淑几个月前结婚时置的。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据董必武回忆说没有台布，而薛文淑则回忆说李家长年铺白台布，相对来说，久居那里的薛文淑的回忆比较可靠）。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12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四把紫色椅子，共有16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
中共“一大”会场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24岁的他，富有交际能力，比那两位31岁的“二李”活跃，大会由他主持，而“二李”虽是主人，却没有主持会议。
张国焘在报告筹备经过之后，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谈了四点意见：
一 党员的发展与教育；
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
三 党的纪律；
四 群众路线。[1]
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蜡像）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正在发挥他的一技之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这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
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他的东方战友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马林非常强调地指出：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的，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捉摸、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不言而喻，马林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当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当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林还说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说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完之后，尼科尔斯基致辞。
再现中共“一大”的蜡像群
尼科尔斯基如何致辞是个谜。因为刘仁静回忆说，“他不懂英语”[2]。刘仁静当时担任英语翻译，因此他的这一回忆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然而，在场的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一人懂俄语。那么，尼科尔斯基是怎么发言的呢？笔者就此事请教过中国共产党党党史专家李俊臣[3]，据告，尼科尔斯基稍懂英语，而马林稍懂俄语。
大约由于语言关系，也由于毕竟年轻，尼科尔斯基致辞很简单。他在向中国共产党“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工人运动——大概这番话给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致后来误传他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尼科尔斯基讲完，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的后门时，黑黢黢的夜如墨染一般，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会议。
在这沉沉的暗夜之中，老百姓早已酣然入梦，然而，那些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物仍睁着眼睛。
法租界的密探们是不是从这个夜晚起就开始监视李公馆，到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李公馆后来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却是事实……
[1]由于原件已无从寻觅，各种回忆录说法不一。笔者此处所引的是香港三联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司马璐著《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的有关章节，它是综合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美国《1918～1927年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华苏联顾问文件》及那本张作霖下令编印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三书而归纳的。
[2]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989年9月14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李俊臣。
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
“党必须非法地工作。”一开始，马林便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行动宗旨的，当然不合当时中国的“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一大”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举行。任何不慎，都将招来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果。
为了谨慎行事，最初商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日更改开会的场所，以免被密探盯住。
不过，除了李公馆之外，已找不出别的恰当的开会场所——不论老渔阳里2号，还是新渔阳里6号，一个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一个是外国语学社所在地，都是半公开的红色场所。
无奈，只得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不过，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不再出席会议，因为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毕竟太惹人注意了。
秘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7月22日的预备会、23日晚的开幕式之后，经邵维正考证，大约按以下日程继续进行，开会的地点均为李公馆：
每日会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尼科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会议的气氛，起初是平静的。在第二次会议上，各地的代表汇报着各地的情况，如同一根根平行线似的，没有交叉。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的一次发言。他言语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当然被选入起草小组。李汉俊懂四国外语，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提及，好像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在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过程中，平行线交叉了，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再来决定。他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有个长处，当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之后，他并不坚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2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的，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科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1]。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
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做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做类似厂长这样的官”。[2]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