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俄国人[1]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不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2]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两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3]
由于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并没有建立起来。
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情有可原的。何况，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来自李大钊身边（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曾吸收他加入），这也在客观上给他们造成了错觉。
[1]指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
[2]即佩尔林。
[3]《谭祖荫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1919年11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
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断：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其）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
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
此文署名“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
写作此文之际，杨匏安23岁而已。
他是广州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早年在家乡教小学。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才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杨匏安
可惜，斯托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共产党组织1921年在广州建立之后才加入组织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31年杨匏安被捕，死于刑场，终年35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1920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
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支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
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顾问”，年仅20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晚年谭平山
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中曾这样回忆：
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1]
陈致美虽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
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
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1898年至1899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
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子”，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才“动如脱兔”。
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也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
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
谭植棠
平山的原名本叫谭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地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得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他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他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也在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的谭植棠。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也曾提及谭植棠：
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1]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4年版。
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小组
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诞生，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作过一段说明：
谈及广东共产党的起源，很多人传说，广东的共产党发源于北京大学，以为广东的共产党远在我北京时代就有了组织。其实这是误传的。大概因为广东共产党开始只有三个人，就是我，谭平山，谭植棠，而三个人都是北大的同期毕业生，因此附会流传，遂有这种推想。实在我们在北大时，一些组织也没有，除了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外，我和植棠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
广东共产党的诞生，跟《广东群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家报纸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这“三驾马车”办起来的，创刊于1920年10月20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这也表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跟陈独秀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如此回忆道：
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在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
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版了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做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
《广东群报》出版之后，在广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成立，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一文中这么谈及：
1920年10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者》杂志
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但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于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苏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广州，使广州共产党，亦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士气大振。
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陈北李”的“南陈”！
那是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
陈独秀此行，并非路过广州，而是前来广州赴任。
那是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原先便是准备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后来，章士钊、汪精卫从广州来沪，说校址设沪，不必去粤。西南大学没有办成，陈独秀在上海滞留了十个月。正是在这十个月中，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因久慕陈独秀大名，所以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也是为了装潢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10月29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
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
离沪那天——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胡适、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
不料，胡适见信，大为不悦。胡适本来就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陈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去，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1]
胡适终于“看不过，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他致函李大钊、鲁迅说道，“《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胡适所说的“素不相识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陈望道。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了。陈望道仍把《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来编辑。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了。
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迁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二楼。他与斯托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书记先是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斯托诺维奇、佩尔林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有党员九人，后来逐渐扩大。
另外，当陈独秀由上海经香港去广州时，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见。他们是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小学教师李义宝。后来，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校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名成员。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1920年6月20日前往日本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如他所回忆：“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1]
周佛海
至于那位周佛海，是谜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忽地变成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显贵。
在本书序章中，曾写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
这个谜一般的人物，当初究竟是怎样走入中国共产党阵营之中的呢？
1897年，周佛海降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县。他家在沅水南岸，离县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龙吟寺墙壁上题了这么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
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
落木萧萧宇宙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