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像飞机播种似的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达与王会悟小姐由爱而婚，在老渔阳里2号客厅里举行了新式的简单的婚礼。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和王小姐的新房也就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
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不是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两篇宣言。那两篇，一篇是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另一篇是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
这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
1956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时，其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翻译的。英译者为“Chang”，亦即“张”（也可译成“章”、“常”、“昌”、“长”等）。
这位姓“张”的译者，曾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全文如下：
译者的说明：
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Chang
1921年12月10日
这个“Chang”，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这两“张”，而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不过，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
至于原先的中文稿是由谁译成英文，已很难查考。很可能是陈独秀写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之后，由李汉俊译成英文，交给维经斯基，而维经斯基把英文稿带到了苏俄。当然，这只是“可能”罢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现据“张”的中译稿，摘录于下：
§§§第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
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
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第二部分，“共产主义的目的”指出——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
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还没得完成，因为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
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磅礴、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仍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有了如此明确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已为时不远了。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就，把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下来，建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着、商量着……
[1]《劳动界》1920年第13册。
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第一个热烈地作出响应的是北京的李大钊……
1920年7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的23岁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他一见到陈独秀便连声喊“陈教授”，而后便在陈独秀这里住了下来。
此人是北京大学极其活跃的学生，虽然是理科学生，如今却已是以政治为职业了。
他穿梭于京沪之间：
1919年6月，当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时，他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住了一个来月；
青年张国焘
1919年底，为了躲避警察搜捕，他从北京逃到上海，与张东荪、戴季陶、汪精卫、胡汉民过从甚密，直至1920年5月才返回北京；
隔了两个来月，这一回他又来上海——正值暑假，而北京的局势又日渐吃紧。
这位活跃分子，便是张国焘，字恺荫，又名张特立。1897年11月26日，他出生在江西萍乡。
他的家，如他自己所说，是“地主乡绅之家”，他的父亲当过浙江省象山县知事，算是一县之“父母官”。
在中学时，张国焘便喜欢英语和自然科学。1916年10月，这位“江西老表”来到北京，一举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起初，他埋头于数理化，不闻窗外事。自从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一期又一期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青年》叩响了张国焘的心扉，他开始思索和关注国家的命运。北大当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张国焘身处在这中心之中，受到新思潮的启蒙。
李大钊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如他自己所述：“由于他（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与（于）社会主义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频繁”：“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
当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张国焘崭露头角。五四前夕——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上台慷慨发言。5月4日，张国焘是游行队伍中的活跃人物。
他擅长社交，广泛联络各界人士。这样，他也就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这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
依然是李大钊，给了他莫大的影响。他晚年所著《我的回忆》，自1966年起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其中这么写及李大钊：
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
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意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是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张国焘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如他自己所言，他成了一个“特殊学生”：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这位“特殊学生”来来往往于京沪之间，当陈独秀仓促从北京逃往上海，借住于亚东图书馆里，正在上海的他便“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
时隔五个来月，这一回，当他与陈独秀同住老渔阳里2号时，他发觉陈独秀的思想跃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2]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是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他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了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陈独秀向张国焘透露：“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还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就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张国焘忽然发觉：“约在8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缘故。”
张国焘从7月中旬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至8月底离去，这一段时间正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成立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