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茅盾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是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1913年，17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那位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茅盾曾回忆说：“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
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茅盾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来到上海住进老渔阳里时并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
“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
陈独秀拿出一沓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
于是，茅盾常常进出老渔阳里2号。
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再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
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小组”。
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
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2]、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
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81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1921年算起。
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
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那里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38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因此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1928年7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后，他在1930年4月5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但一直未果。不过，他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还写出了长篇力作《子夜》。
1940年，茅盾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乌鲁木齐逃往西安，在西安遇朱德将军，遂与朱德一起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握住了这位老朋友的手。茅盾郑重地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当然了解茅盾的情况，不过，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茅盾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
这样，茅盾一直以一位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着。
也正因为这样，茅盾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去世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全文如下：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3]
1981年4月10日，在举行茅盾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鲜红色的旗帜，上面印着黄色的镰刀铁锤图案……
[1]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1981年第1期。
[2]此处叙述有误，张东荪未加入“小组”。
[3]钟桂松：《茅盾传》，第35章《最后的奉献》，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个“小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说，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
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澥）、李季。这17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41岁，最小的沈泽民，20岁。
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
施存统在1956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1]
李达在1954年回忆说：“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2]
邵力子在1961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3]
林伯渠在1956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4]
袁振英在1964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5]
周佛海在1942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6]
陈望道在1956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
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竟有七种说法。
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
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
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
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它），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它），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
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
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
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
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
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
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8]
在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时，众望所归，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苏俄的代表，还是“小组”的成员们，都一致以为小组负责人非陈独秀莫属。
“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
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
“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
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
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称之为“总书记”、“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以至到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
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
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准备再次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1]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7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7]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共产主义小组概述》，《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