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1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12岁赴日，戴季陶15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遥远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龄，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载季陶度过了留学生涯。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之仇”这一与“戴”相关联的俗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
戴季陶
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
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5月21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3]
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期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其人，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年长李汉俊和戴季陶七八岁。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州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沈玄庐
1916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
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
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支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
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追随孙中山。1911年，张东荪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1912年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19年，他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依然主编《时事新报》，因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
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最初，这些“秀才”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
[1]《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2]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
[3]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清明时节雨纷纷”。4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
4月下旬，浑身水湿的一列客车驶入上海站。不论是维经斯基夫妇，还是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都不习惯上海潮湿泥泞的雨天。他们登上黄包车，把车前的油布挡得严严实实的。与他们同来的朝鲜人安氏，也雇了一辆黄包车。
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在北京时，他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前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拉人的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
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停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
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1]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于1918年9月5日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所谓“三东一品”，即大东、东亚、远东和一品香旅社，是上海当时最豪华的宾馆。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尾一个字组成的。
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在当年的上海，安装电梯的房子凤毛麟角。
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大东旅社总共有142间客房，这“142”颇有来历：先施公司早于永安公司，先施附设的东亚饭店有141间客房，而永安公司落脚在先施公司对面，便把大东旅社设定为142间客房——硬是比东亚饭店多一间客房！
大东旅社的客房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汽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
杨明斋安顿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
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
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
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
“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潇潇微雨。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
两位客人进入渔阳里2号的客堂间之后，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似乎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季渐渐过去，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
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
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2]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又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
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隔，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6号跑……
[1]四大公司即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公司。
[2]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20世纪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新渔阳里6号最初原是李汉俊的住所，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便租下此屋居住。
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便把新渔阳里6号转给戴季陶居住。
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
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离去。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1]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子”。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
张东荪先生
“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2]
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退堂鼓”呢？
“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3]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却不断增加。
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忆：
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4]，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6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的，由陈拿给大家讨论）……[5]
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
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6]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7]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
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8]
茅盾则说：
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9]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
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10]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抽身离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6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