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那启事是中国共产党平度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出面刊登的，为的是寻觅谢世已久的名叫“杨明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史料。最初，连杨明斋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王翔千之女黄秀珍（本姓王，化名时改姓黄）那儿听说杨明斋是平度县人，于是在《平度大众》刊登了这则启事。杨德信的大爷正是杨明斋。这么一来，才使杨明斋的早年身世有了眉目。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未能找到一张杨明斋的照片。直到近些年，研究者才辗转找到杨明斋的照片，使后人得以一睹这位先辈的面容……
杨明斋是一位谜一样的人物。兼通中俄两国语言的他，曾在沙皇俄国的外交机关里工作。其实，那时的他，已是布尔什维克，他在那里做秘密工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他，1882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一位名叫杨仁鉴的农民家中。父亲最初为他取名杨好德。父亲粗知诗书，总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所以省吃俭用，把他送入私塾。16岁那年，家中已无力供养杨明斋上学，他只好回家务农。不久，他成了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杨明斋
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正陷于苦闷之中的他也随着去了。这样，1901年春，19岁的杨明斋来到了俄国东方的门户海参崴，在那里做工。
他一边做工，一边也就学会了俄语。
此后，他进入广漠荒僻的西伯利亚做工，成为劳苦的华工中的一员。一无所有的他，参加了俄国工人运动，于是和布尔什维克日渐接近，以至成了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
十月革命之后，杨明斋成为旅俄华工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组织华工们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而战。
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而杨明斋曾在这儿做过工，熟悉那里的情况。
海参崴地处绥芬河口海湾东岸，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儿成了俄国的领地。沙俄在那里筑寨建港，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不过，那里毕竟曾是中国的领土，居民之中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去到那里，把华侨组织起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他在这样的公开身份掩护下，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秘密工作。
那时，苏俄的远东部分处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军和白俄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部队统治之下。到了1919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第二年，高尔察克被处决，海参崴也插上了红旗。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1919年3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次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之外，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6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
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可以从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1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维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他俩的建议：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应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
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
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1920年3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1920年3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卷宗514，目录号1，归案卷号4，第7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5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了三项指示：
一 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 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 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B.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同样没有注明原始材料出处。
不论怎么说，代表团负有“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这一使命是确切无疑的。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
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魏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
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维经斯基给人以良好的印象。1893年4月，他出生在俄国涅韦尔市，父亲是森林工厂的管理员。
1907年，14岁的维经斯基中学毕业以后，家庭无法继续供他上学，便去维切布斯克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
三年后，他到白斯托鲁克当会计。
20岁那年，贫困潦倒的他前往美国谋生，边学习边做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阅世不深的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英语也讲得流畅，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1915年，22岁的他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并开始介入政治。
听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欢欣鼓舞地从美国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不久，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加苏维埃工作。
1918年11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乱，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以“俄国最高执政者和陆海军总司令”自居，与列宁分庭抗礼。高尔察克曾占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维经斯基奉命参加地下工作，反对高尔察克。
1919年5月，维经斯基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关入监狱，不久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役，经历了人生的严峻考验。
维经斯基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进行了暴动，战胜白匪，获得了自由。
1920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了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
不久，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物色人选时，选中了维经斯基。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表明他对革命赤胆忠心；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流利的英语，使他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充当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的妻子马马耶娃也参加了代表团，在代表团里担任打字员。25岁的马马耶夫本是苏俄红军军官，马马耶娃则是莫斯科歌舞演员。这样，两对夫妇同行，看上去像去中国旅游似的。
代表团得到指示，增加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
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持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办建立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其中的一位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叫萨赫扬诺娃，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建议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俄国男子，蓄着大胡子，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维经斯基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消融在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毕竟19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19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到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用俄语交谈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1918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正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人有着友谊并保持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
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
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1]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
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31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4岁。
当时在场的李大钊24岁的学生罗章龙，后来这样回忆往事：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经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