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一些重要中共“一大”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世纪50年代，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世纪60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作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一次次访问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是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
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马林的原名）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年刘仁静之死。另外，《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年2月12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唯一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
1991年6月28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
“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
《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料。
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堂而皇之由香港和台湾出版社分别印行港版、台版。
最初，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70周年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7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7期（及第8期），分别发表了《红色的起点》的《序章》。
接着，香港印出了香港版本，书名用中性的书名《中共之初》。
接着，台湾版则用了《大机密》这样耸人听闻却又不具政治色彩的书名。
从《红色的起点》《中共之初》到《大机密》，反映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的不同视角和心态。
台湾版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机密》三个大字之外，在书名旁边，还印着“国共真相·军政秘档”。封面上方，有一行醒目的字：“一举揭露70年来国共政争的始源！”
这样一部充满神秘感的长篇，其实，就是《红色的起点》！
考虑到《红色的起点》是政治性很强的书，我与港、台出版社签约时，都说明如作修改，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对方遵守诺言，除了改换书名之外，内文一字不改，只是删去了原卷首语“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共产党70华诞”，由我另写了适合港、台读者的卷首语。
台湾版的内容提要，是台湾出版商写的，印在封面勒口上。那措辞虽然是从台湾商业性视角写的，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15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竟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15位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70年间，从最初的50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多万党员。中共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70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共‘一大’，虽只15个人出席，却影响深远……”
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字不易，移作大陆版用，也未尝不可！
韩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红色的起点》的韩文版。他们说，韩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所以对于韩国人民来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需要读《红色的起点》。
在《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这本书不断以新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的起点》英文版RED ORIGIN。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出版了《红色的起点》法文版DE POINT DE DEPDRT ROUGE。
这次，我再度对《红色的起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华夏出版社共同出版。
叶永烈
1990年5月23日 完成初稿
1998年6月7日 二稿
2014年6月24日 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