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而且直接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另外，还应看到，国际反华势力不会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继续延续“冷战思维”的西方国家，视中国为“肉中刺，眼中钉”，炮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黄祸论”、“中国崩溃论”，极力夸大我实力，丑化、妖魔化我形象，并利用领土、军贸、民主、人权等问题，不断设置人为障碍，挤压我战略空间，遏制我发展壮大，为其推行单边霸权主义开辟道路。小平同志曾感叹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西方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载：解放军报，1999—3—2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7～358其“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我之图谋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对此，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同时，还要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仅有助于本国的和谐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谐共进。一个真正发展强大的中国，是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和平稳定、长治久安的福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将处于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之中。换言之，和平是相对的，和平是有条件的，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持的。19世纪英国著名外交家帕麦斯顿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所有的是永久不变的利益。中国要争取一个长期和平安宁的环境搞现代化建设，中国要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绝对不能离开强大的国防和军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强军备战是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军备战，与过去讲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错误决策有着本质不同，与少数国家乐兵好战、动辄诉诸武力的霸权行径更有天壤之别。强调“强军备战”，并非号召全民皆兵，举国迎敌，摆出“盘马弯弓箭待发”之势，而是强调全民要增强忧患意识，培育国防观念，要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紧建设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信息化威武文明之师，努力拥有一个威震四方、令觊觎入侵之敌望而却步、内心胆寒的强大国防力量。
（三）
古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说过，谁要想获得和平，谁就必须准备战争。
和平发展与强军备战对国家来讲，如鸟之对翼，车之双轮，两者互为依存，彼此促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平发展不忘强军备战，强军备战为的是和平发展。
认真提出这一问题，努力推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大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树立强烈的大局意识与忧患意识。国家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诸多要素互联交织，彼此作用，在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是动态的，也是非均衡的。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在顶层设计与具体运作中必须树立强烈的大局意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何为大局？邓小平同志强调，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就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大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自觉服从大局，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出了一条改革开放新路，在短短20年间实现了现代化质的飞跃。实践证明，只要全国人民都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服从观念，再加上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就能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集中精力把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离开了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国防建设的根基就有崩溃的危险。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几十年来，军队为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在顾全大局、忍耐让路、服从服务上是一贯自觉，积极而为的；在参加地方建设、保卫和平建设环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和全面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中心任务远未完成，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否则无论什么情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不可动摇。我们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集中精力，谋求综合国力的跨越式发展。
大局、整体、全局是相对的。我们强调大局意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否定其他局部因素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十分强调一些“小局”的重要性。在这些“小局”中，国防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孙子兵法》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历史实践证明，国富不等于国强，更不等于兵强；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不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历来与国防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强调大局意识，并非认为国家没有安全问题，并非认为可以置国防于不顾而高枕无忧；相反，越是在国家经济、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期时，越是要强调安全与国防的重要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拓展、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须臾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实力做支撑。当前，国际形势对我以大局为中心，加快发展十分有利，但各种不安全、不稳定的新旧因素交织并存，有的因素甚至十分紧迫危急。
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畏危者安，畏亡者存”。那种认为国防可以“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观点，那种认为国家建设“只能先顾一头”，国防建设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的思想，都是十分有害和极端危险的。
努力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的本质是经济力量。战争不仅是军力的和政治的竞赛，而且是经济的竞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首先，经济是国防的基础。“水涨始而船高，本固方能枝荣”，离开了经济，国防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古人讲：“强兵之要，首在富国”；“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西方人信奉“Mightisright（实力即真理）”，道理就在于此。其次，国防是经济的后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防和军事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弱肉强食，落后挨打。要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没有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136坚实的军事作后盾是不可想象的。再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性、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二者很容易产生脱节。在这点上，我们有切肤之痛。解放后，由于战略形势判断失误，我军的规模曾一度达到600余万，军队做得非常大，严重拖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而到了“文革”期间，军队建设又出现了“大滑坡”
现象，那时军不像军，民不像民，军队战斗力遭到了极大破坏。
胡锦涛同志指出，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既是强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高度，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实。为此：
第一，树立辩证、全面的观点。国防与经济是国家发展的一体两翼。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极易犯“一点论”和“短视症”的毛病。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同时，他又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这段话深刻地表明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
解放后，我国在正确处理国防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有四个典型例子：（1）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一盘棋，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纸老虎”；（2）“两弹一星”工程。核战略产生了积极的“辐射效应”；（3）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为经济建设服务和让路，军队交出了完美答卷；（4）载人航天工程。尖端科技与非对称发展战略使我国迅速跻身世界航天俱乐部大国，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牵动效应。当前，经济建设大局任重道远，国家安全问题相当突出，我们仍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努力促进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国家全面发展战略是针对不同环境和条件作出的。改革开放20余年了，社会上仍有少数人认为军队是劳民伤财的消费机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累赘。事实上，军队过紧日子和忍耐让路应该是积极的，而不应该是消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忍耐既是战略选择，又是权宜之计。条件变了，形势变了，政策和实践要随之做出调整和修正。当国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要及时给经济让路，要在忍耐中求发展；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要及时“反哺”国防，牵动国防快步跃升。只有二者积极互动，良性“共振”，才能促进国家总体实力的显著增强。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一支同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目前，国家安全形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8不容乐观，国防面临的使命任务日益繁重。全民关注国防，适当增大国防建设投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容迟疑。
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国防力量是一个长期积累、持续渐进的过程。必须切实转变认识观念，搞好顶层设计，落实好近期和长远战略发展规划。必须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强化统一领导。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应带头关心和支持国防建设，把搞好国防建设、实现国防现代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只要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和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一定能互动发展、和谐共进。
着眼遏战止战，加强文攻武备。战争是个“杀人的怪物”。在人们的记忆中，两次世界大战的阴霾挥之不去，而当今“地球村”此起彼伏的战火硝烟又令世人亲睹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历史上，中国曾饱受外族蛮夷入侵蹂躏，对战争创伤刻骨铭心，对铲除战争幽灵的强烈渴望为其它国家所难以比及。这一点，从我国古代对“武”字的解释中即可见一斑：“武者，止戈也，化干戈为玉帛。”
从古诗“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中，亦能感受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和平的执著向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仅在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中申明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目标，而且在世界舞台上积极扮演了和平大军的角色，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进入新千年，我国又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中明确了军队“遏制战争、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的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指出，平时军队要把遏制战争爆发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能，军事斗争同政治、经济、外交斗争密切配合，努力改善我国的战略环境，减少不安全、不稳定因素，要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综合威慑力作为我军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目标。胡锦涛同志指出，要“紧紧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提高我军信息化建设水平，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增强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
遏战止战，要有高明的策略和手段。一是上兵伐谋。古人讲：“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善政不攻，善战不斗”，主张“兵不顿而利可全”，“不动金鼓”而取天下。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贵谋贱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