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乾隆、嘉庆三位皇帝的禁烟令曾经先后传遍全国，但怎么也遏止不了鸦片的泛滥，数以千万两计的白银流向西方。之后登基的道光皇帝惊恐地发现国库银子的来源正在枯竭，自己是个穷皇帝。为了树立节俭的典范，他穿起打上补丁的龙袍上朝。尽管力图通过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来增加税额。但是，国库并未充裕，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所有这些都与鸦片吸走白银有密切关系。因此，禁烟势在必行。而道光皇帝为了避免白银大量流失，几乎年年都发布禁烟令，然而均不见成效。1831年，他的禁烟令曾一度在全国掀起禁烟飓风。事过以后，鸦片输入反而由这年的一万六千多箱增至1832年的两万一千多箱，此后还在继续猛增。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一场关于如何禁烟的辩论赛由此展开。
（一）“弛禁”派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
面对鸦片禁而不绝的现实，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弛禁主张。最初，广州士人吴兰修写了一本《弭害论》，说只有让鸦片贸易合法化，才能走出困境，保住白银不外流。而1834年，道光帝听说鸦片趸船长年驻扎伶仃洋上和中国的快艇飞行出入运输鸦片的事，责成两广总督卢坤和粤海关监督彭年驱逐趸船，严拿快艇。两位向皇上上奏，认为鸦片根本无法禁绝，同时把广东士绅的民间舆论以粤士私议的附片夹送上去，以试探道光的态度，道光没有表态。由于皇帝正在努力禁烟，要找一个敢唱反调的也不容易。但太常寺少卿许乃济赞成弛禁。事实上，许乃济曾任广东按察使，吴兰修《弭害论》的出笼就与他有关。他曾与顺德的何太青议论鸦片问题，两人都主张弛禁，吴兰修根据他们的观点写成《弭害论》。
1836年6月，许乃济根据《弭害论》写成《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并把这个奏折呈给了道光皇帝。在这个奏折中，许乃济告诉皇帝：走私鸦片是禁也禁止不了的，而且会越禁越多，地方的官吏受贿越多，走私犯运鸦片的方法也就越多，总之，禁烟简直是徒劳无功的事。那么怎么办呢？他说，鸦片不用禁止，因为鸦片和白酒以及药用的乌头、附子一样，虽然带有毒性，但并不会使每一个人都短寿夭折。况且中国人口繁殖太快，即使抽烟的人都死掉了，也不会有减少户口和收不上租税的忧虑。现在唯一的良策，就是允许外国鸦片按照进口药材的办法合法进入中国海关。入关以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如此办理不仅能够消除鸦片走私的现象，还能让海关增加税收充裕国库。与此同时，中国要自种鸦片以便把外国鸦片挤出去。此外，禁止吸食鸦片也要区别对待，因为嗜食鸦片的人都是“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文武官员及其子女、兵丁等一律不能抽，违者要受处分；民间百姓愿抽的，就让他们“合法”地抽吧。总之，他认为只要禁官不禁民，只要禁白银的外流而不禁鸦片贩运和种植，这样就可以解决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
许乃济的奏折是对近一个世纪禁烟失败的哀叹。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白银，他竟然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生命，鼓吹鸦片贸易合法化。当时，在上层官僚界里，弛禁派的势力很大，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吉林将军祥康、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人，都属于这一派。他们一方面因为自己本身抽烟，唯恐断了烟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断从鸦片贸易中得到大量的好处，所以公开反对禁烟，私下保护甚至窝藏烟贩。弛禁派单从遏制白银外流出发，而没有考虑到鸦片对民众和社会的危害。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主张。
这种片面主张得到了外国鸦片贩子的欣赏，英印政府管理下的鸦片贩子举双手欢迎许乃济的弛禁鸦片论。英国报刊追述许乃济奏折的反响时说：“加尔各答的烟商对这个展开在他们面前的佳景是怎样心荡神驰啊。”而一位外国烟贩说：这个奏折是“立论既佳”“文字也极清楚”的“聪明办法”。
（二）“严禁”派的主张
那么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此时是如何看待这个奏折的呢？他是一个钟摆式的皇帝。刚开始，道光看了这道奏折后，并没有治许乃济犯上的罪过，毕竟他这是在帮助自己找回白银。并且下了一道圣旨，让广州当局调查一下，拿出一份弛禁的具体方案来。广州当局立即办好，奏报给朝廷。但是，有良知的爱国官员纷纷起来反驳许乃济。
1836年9月11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在各自的奏文中分析了鸦片输入的危害，指出：昔日荷兰侵略爪哇，首先诱使爪哇人吸食鸦片，使其国贫民弱，然后将其灭亡。现在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也是出于同样目的。针对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他们指出：如果不禁止鸦片的销售，怎么能禁止人吸食呢？官员、士兵皆出自民间，所谓只禁官兵吸食，岂不是掩耳盗铃？提倡内地种植罂粟，岂非“夺农工而耗本计也”？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而任其流行，并且靠征毒品税充裕国库，实在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殊失朝廷爱民之心”，岂不坏了堂堂天朝的体面和名声。许球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将英国著名烟犯查顿等人“查拿拘守”，勒令其保证不再贩运鸦片到中国来；并给夷国王写信，声明夷国民再犯，定当正法。接着，御史袁玉麟也上奏，说借鸦片以害中国，本是外敌的阴谋，如果自行开禁，岂不是撤樊篱而饲虎狼？总之，必须严禁鸦片。
在主张严禁鸦片的人物中，鸿胪寺卿黄爵滋和林则徐是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现在各省穷困，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偷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既消耗别人的财富，又让那里的人身体虚弱。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
1838年6月，黄爵滋上了一道奏折，题名为《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再次痛陈鸦片泛滥的危害，鉴于形势严重恶化，着重讲了鸦片贩运、吸食与白银外流、财政严重困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耗银之多，由于贩运之盛；贩运之盛，由于吸食之重。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议禁烟从“重治吸食者”入手，命令所有吸食者在一年内戒除吸食鸦片的习惯，否则处以死罪。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对那些吸食鸦片的官吏更要从重治罪，而且他们的子女孙辈不得参加科举做官。显然，这个异乎寻常的建议，是针对大批吸食鸦片的官吏的。他还讲了一个故事：“爪哇人本来是轻捷善斗的种族，红毛人（荷兰）制造鸦片，诱使其吸食，因此精神大衰，终被征服。红毛人在本国有吸食者，则在众人围观之下，将他绑在桅杆上，用炮击入大海，所以没人敢吸食鸦片。”然后，他在奏折上对皇帝说：“像外夷那样的情况都能令行禁止，何况皇上您这样具有雷霆之威，只要龙颜震怒，什么样的愚顽之人也都会戒除吸食鸦片的。”
而此时的道光看到有更多的大臣反对“弛禁”，他从弛禁论摆向严禁论。毕竟他也深知鸦片是慢性杀人的刀子，允许它在本国合法贸易将会遗臭万年，尤其是在看了这些反对“弛禁”的奏折后，他似乎又觉得“体面”比白银更重要一些，于是也开始不赞成弛禁。但仍未最终下定决心，于是便把黄爵滋的奏折转发各省总督巡抚，要他们各抒己见。
不久即收到了二十九份复议的奏折，其中，没有人公开反对严禁，而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禁烟的办法。赞同禁烟不赞同“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占大多数。其中，直隶总督琦善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琦善明确表示反对尽诛吸食者，认为：福建广东的吸食者十之九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天朝以德治国，小民一命虽微，但也不能乱杀。琦善还重申封关禁海政策，提出只要不准通商，鸦片就不禁自止了。他反对重治吸食，说如果连抽鸦片的人也要处死，那么对贩卖鸦片的人又该如何治罪呢？这样办下去，全国岂不成了一座大监狱，因此断断不可施行。应听任吸食者自己禁烟，待一年半载后，买不到鸦片就自然戒掉了。他这是在为皇亲贵族、文武官员中抽鸦片的人辩护。陕甘总督瑚松额则认为，治国之道，安内必先攘外，主张率船巡查海口缉私，以杜夹带之弊。赞同黄爵滋主张的仅有八个人，人少势小，但他们据理力争，义正词严。其中林则徐的复奏对重治吸食的主张大加赞许。
湖广总督、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林则徐这时正在西湖地区雷厉风行地禁烟，其成效尤为显著。1838年9月，他上了一道奏折，题名《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揭露鸦片受贿集团和吸食者的关系，并进一步阐明了“重治吸食为先的道理”。他说卖梳子的不会跑到和尚庙里去，果真禁绝吸食，谁还会开馆贩运？同时他再次警告道光皇帝，鸦片危害极大。他说，在鸦片盛行以前对抽鸦片者处以棍棒肉刑或充军还可以抵其罪，这是因为鸦片只害了他自己。现在不同了，鸦片泛滥中国，抽鸦片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再不法当从严，后果就可怕了。他说：“如果依旧不当一回事地对待抽鸦片的人，让他们抽下去，那么，只怕几十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以抵抗敌人的军队，也将找不到可以充作军费的白银。每当想到这里，能不恐惧得双腿发抖吗？”过去，人们仅仅从白银外流以及鸦片的伤天害理论其危害，林则徐则从更深的层次向皇帝敲响了银荒兵弱而可能亡国的警钟。军队和财政是关系到封建统治阶级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林则徐抓住这一要害来说明禁烟的重要性。
而真正引起道光皇帝重视、让他猛然醒悟的很可能也就是最后这几句话。道光皇帝边读边用朱笔圈点奏折里的警训，又开始觉得似乎还有比“体面”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宝座和江山的安危。清醒之后，道光停止了在弛禁与严禁之间的徘徊，定格在了禁烟那一方。于是，他决定严禁鸦片，并逐渐形成了内外并治，也就是以杜绝来源为先的查办海口走私，与重治国内兴贩开馆者、吸食者结合起来的禁烟主张。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拿皇室人员开刀。他听说庄亲王奕赍、辅国公溥喜经常躲在尼姑庵里抽鸦片，气得直骂他们“实属藐法无耻”，革掉了他们的爵位。同时，许乃济充当弛禁派代言人，也受到降职处分。接着，这位皇帝把禁烟锋芒指向广州，力图拔本塞源，将鸦片永远堵在国门之外。
派谁去禁烟呢？道光皇帝选中了林则徐。从外国人马士对于道光的禁烟评价中可以看出其选择林则徐的原因，马士说：道光的“动机是纯洁的，他的诚挚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只是“凭着皇帝权力的应用，严刑峻罚的任意施行以及一种镇压政策的采用，默从禁令可以暂时在局部地区得到实行——只要镇压不停止而且在那些地区可以物色到一位忠实而热诚的官员来承旨奉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