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关于“秋石”（性激素）的制备方法，在沈括的《良方·秋石方》中记载了从人尿中提取出相当纯的性激素制剂的方法，并详细说明了它的实际功效。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最完善的记载，西方医学直到1927年才有了类似的发现。
在医学理论方面，沈括也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对五脏的相互关系以及疾病与五脏的关系，作了比较科学的论述。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提出了“人有咽有喉二者而已”的正确见解，纠正了世人传有“水叹、食喉、气喉”所谓三喉的谬误，对我国的解剖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他运用他丰富的天文和气象知识，独辟蹊径地提出“主气客气”说和“五运重化解”说，对中医的运气作了划分，“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并对主气、客气从四分历法的角度作了阐述和精辟的分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运气是起主导作用的，但在异常、变动的情况下即变，不一定能和五运六气相合，所产生的症候就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等各种变化。他反对固守运气学说的框框，死搬硬套“胶于定法”。他认为“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不验”。明确指出医家要“因其情变，或治以天，或治以人”，即有的病由气候变化而导致，有的病由人体内部脏腑气血失常所致，治疗时要区别对待。同时认为：“肾为寿命之脏，左阴右阳，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肾为胎育之脏。”即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为元阴元阳之所在，说明他高度重视肾在辩证治疗中的作用。
在临床治疗方面，沈括对许多疾病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还提出了自己的诊疗理论，认为“治病有五难”，包括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及辨药。他比较“古人治病先观察病人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性情、嗜好等，然后诊视他的人迎、气口、十二动脉，对症状、病情进行四诊合参”，与今人治病“写下一两味药及服食方法，便算了事”截然不同，批评今人治病之草率，指出“辨病”是相当困难的。同时指出 “治疾”要知阴阳历运变故，山林川泽的荣枯，依病人的年龄、胖瘦、贵贱、居养、性术等等选择单方，决定用药方式，调节病人饮食等。从药物方面看，因为有药性之间拮抗、协同的作用，有服药者禀赋的差异，有烹炼法度、饮啜得宜的要求，有药物生长环境、采药、储药、制药方法的差异，因而又有了“处方之难”“服药之难”和“辨药之难”。“五难说”体现了中医药理论全面、综合的整体思想，分析异同、因情而异的辩证思维，洞明物理、知常达变的方法。
沈括的药用植物学知识也十分广博，他对药物的采集时间、功效、辨别药物以及药物在人体内的吸收过程等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其中的部分内容还被后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引用。
沈括指出不同药用部位、不同产地决定了药物采集的时间不同，对于现代指导采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使药物的采集时期真正达到最佳时月。他还指出同一种药物的不同部位，其功效可以有很大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功效。如《梦溪笔谈》：“药有用根或用茎叶，虽是一物，性或不同……如巴豆能利人，唯其壳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同出一物而功能不同者还有很多，如桑，其果实（桑椹）专长滋肝肾，养阴血，是治疗阴血亏虚引起的目暗耳聋的常用药；其叶（桑叶）主发散风热，清泻肝火，常用于风热表证及肝火上炎的目疾；其根皮（桑白皮）则主泻肺平喘，利水消肿，三者之中，一补肝肾，一泻肝，一泻肺，功效完全不同。所以沈括一直强调作为医生一定要深入研究药理，告诫人们“苟未探达其理，未可妄用”。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中药药物的质量直接影响临床疗效的高低。而沈括也提出了辨别药物真伪良莠的重要性。在他的著作中，还分别对胡麻、甘草、细辛、天麻、苏合香、乳香等药物进行了辨识。
沈括还驳斥了当时流行的药物直接入肝、肾的观点，提出了药物在人体内的吸收过程。认为“自余顽石草木，但则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即人的饮食、药物先由咽喉进入胃，再进入肠部，进入人体五脏的是药物、饮食的精华之气，渣滓则排入大小肠。药物到五脏是它们的精华气味到达，而不是药物本身直接到达。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可以说是真知灼见，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贡献极大。
在预防卫生方面，沈括对素食、去蚤虱、食物中毒、废井下毒气袭人等都有论述。如记载四川岩盐深井开采所发的卤气和天然气中毒死亡事故及除毒方法。
沈括在研究医药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严谨的科学态度。他十分注重实践，勤于调查研究，对自己编入到《良方》中的秘方、验方，“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真正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所以沈括的研究对后世有着极高的借鉴和实用价值。
沈括作为我国科技史上的卓越人物，受到中外人士的高度赞扬。他在医药方面的众多巨大贡献，更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珍贵的遗产，对我国传统中医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陆游——诗人兼医药养生家
陆游，生于1125年，卒于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是我们所熟悉的南宋著名爱国诗人。
陆游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对于这样一位儒生来说，儒家教育早已深入他的思想，仕途之路也就成了他实现自身价值的惟一出路。可是现实并未能如愿，走上仕途之路后，由于他始终坚持抗金，便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最终他只能退居山林，享年85岁。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如此高寿，并且背不驼、腿不颤、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结实，与他懂得医道和善于养生是分不开的。
陆游诗作现存九千余首，其中有一定的篇幅反映了他的识药能医和丰富的养生经验。
陆游具有丰富的药物本草学知识。在他的《剑南诗稿》中有一段就记述了自己辨识药物的本领和替老百姓诊病的情况。陆游经常骑驴出游，在一座小桥边上有一家他经常停留的旅店。有一次，他停留下来，放驴吃草，几位老农就主动围拢来争着向他请教种植药材和药苗生长情况，老人识字不多，空拿着本草书读不懂，陆游便一边耐心的解读本草，一边与老人辨别刚刚破土出来的药苗。这一情景的描写就出自他的《山村径行因施药》：“逆旅人家近野桥，偶因秣蹇暂消摇。村翁不解读本草，争就先生辨药苗。”
陆游还常常为平民百姓看病，许多百姓的孩子被他救活后，就在孩子的名字上加一个“陆”字，作为对陆游救命之恩的报答。
在养生保健方面，陆游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脚”被人们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自古以来就有“圣人寒头而暖足”之说，所以足部的保健是十分重要的。陆游深得足浴的要旨，他每天坚持睡前用温水洗脚，鼓舞气血，疏通经络，安和五脏。
另外，他有“收菊做枕”的习惯，晚年更是对菊花情有独钟。他在《老态诗》中写道：“头风作菊枕，足痹倚藜床。”中医临床历来有“闻香祛病”的治疗方法。菊花清热解毒，平肝明目，装入枕套内，可使药物的有效成分慢慢的发散出来被人体吸收，从而达到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目的。
陆游还视食粥为养生之佳品，作诗：“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他还在粥中加入一些补益之品，睡前服用，以求养生保健，“秋夜见长饥作祟，一杯山药进琼糜”。
而实际上，陆游学医治病的家学渊源也是十分深厚的，他的第十七代先祖是唐代名动千古的政治家陆贽。陆贽，谥曰宣，后世尊称为陆宣公。“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兴盛转向了衰败，当时国家四分五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政治斗争已发展到直接的军事对抗，结果兵祸连接，干戈不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民间怨恨丛生。唐王朝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中苦苦挣扎，以求中兴。陆贽正是适应这种历史的需要踏上了政治舞台，被称为中国十大名相之一。陆贽晚年被贬，到忠州担任别驾，目睹了该州瘴疠横行，人民大多受到疾病危害的惨象。为了解除群众疾苦，陆贽广搜博采，整理了治疗传染病的古今验方15卷。受其祖先的影响，陆游在三百多年后成为了一颗同时在诗坛和医苑闪闪发光的璀璨明星。陆贽的验方专著名为 《古今集验方》，陆游为了表示不忘家学，将自己编撰的验方专著定名为《续集验方》。
（四）郭思与《千金宝要》
郭思，生卒年不详，字得之，号小有居士，元丰五年进士。河阳 （今河南孟县）人。作为一名文人，郭思存有济世救人之心，热心于普及医药验方。他对《千金方》的评价相当高，认为“此书为医经之宝”，可是这样一部综合性的巨著，卷帙浩大，大约有几百万字，即便是一个州一个县，也没有几家能够拥有此书，所以贫苦百姓是很难看到书中的内容。于是，郭思节取《千金方》诸方论说，附入自己和他人经用有效之方，集成《千金宝要》刻于碑石之上，以供百姓之用。现在该碑还存于孙思邈的故乡耀县药王山。
在《千金宝要》中，虽然没有对医理和辨证论治理论进行详细的阐发，但对医药知识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以各科急症为主，涉及内、外、妇、儿各类病种，所选的方药简单，每方多用一两味常见药，价格低廉，没有人参等贵重药材，使寻常百姓在遇到急病、常见病的时候，可以对照碑文，从石碑上拓下所需要的方药，便于施行。如对于冬天落水之人的救治，郭思所选用的方法为“以大器中熬灰使暖，盛以囊，薄其心上，冷即易，心暖气通，日得转，口乃开，可温粥，稍稍吞之，即活。若不先温其心，便持火灸身，冷气与火争即死”。就是对于冬天里落水的人，要先暖其心，这样寒冷才能慢慢解除，然后再用温粥调理；如果不先暖其心，而是直接全身烤火，易导致冷热相争而死亡。据记载，北宋灭亡之时，上至帝王，下至奴仆都被金人掳到北方。他们在金人的统治下，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一些奴仆终年得不到衣物，只能裸露着身体。而北方冬季天气非常寒冷，滴水成冰。这些没有衣物蔽体的奴仆外出取柴，全身都被冻僵了，回来以后他们祈求能够烤火来取暖，没想到坐在火边以后，皮肉纷纷脱落，过不了几天就死去了，这就是冷热相争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千金宝要》中所提到的冬日落水之人救治的注意事项是非常科学的。
（五）王衮与《博济方》
王衮，生卒年不详，曾任中书堂后官、大理寺少卿等职。因为父亲遭庸医的失治误治而死，其母也有病在身，于是王衮潜心学习医学，广泛搜集验方。他认为当今之人得到灵验之方或者获得奇术，都秘藏起来，不予示人，这种人只知道独善其身，没有仁爱之心。而他对百姓的疾苦总是念念在心，就如同亲人生病了一样，期待疾病的痊愈。因而他竭尽全力研究医术，将收集的验方编次成集，广泛地传播出去。他认为这些方药只要能够救治一人，就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将医籍取名为“博济方”，希望能够广泛的济世救人、解除人们的疾苦。
王衮在二十余年间得方七千余，并对其中效验者加以精选，最终得方五百余，辑成《王氏博济方》，约于庆历七年（1047年）成书，是一部重要的方剂学著作。
书中所记载的四倍散，由诃子、人参、茯苓、白术四味药物组成，用以治疗“脾元气不和”，可以大补虚损，如若晨起常服，功效极佳。此方与出自于《和剂局方》的四君子汤比较，仅诃子与甘草一味的区别。四君子汤被誉为治疗脾胃气虚的著名方剂。而同样是治疗脾胃的虚损，《博济方》中四倍散的产生时间要早于《和剂局方》的四君子汤三十余年。另外，金沸草散、华盖散、五积散、三拗汤、平胃散等都是《局方》中的名方，而实际都更早见于《博济方》 。
再有《博济方》中记载的治疗骨蒸壮热的地骨皮散，与元代罗天益的秦艽鳖甲散用药配方也是基本一致的。
总的来说，《博济方》中汇集了内、外、妇、儿各科医方，所记载的方大多是其他方书所未记载、疗效显著的著名方剂。
（六）洪遵与《洪氏集验方》
洪遵，生于1120年，卒于1174年，字景严，号小隐，南宋鄱阳（今江西鄱阳）人。父亲洪皓，曾任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封魏国忠宣公。洪遵与兄洪适，弟洪迈先后中博学鸿词科，有“三洪”之称。他被赐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位同宰相。卒谥文安。他是著名的钱币学家，对医学也颇有研究。
洪遵博通经史，在临政的闲暇之余，熟读大量医学书籍，收集了许多医方。晚年将其多年收集的有效医方汇集成书，个人取名为《洪氏集验方》，共五卷。这是一部医方著作，其中收录了他多年的临证验方，还有许多当时上层人士传抄的验方秘方，许多名方是最早见于本书而得以流传下来的。
如水陆二仙丹，此方是洪遵根据芡实生长于水中，而金樱子则长于山上，二者生长环境不同而得名的。方中芡实性味甘涩，固肾涩精；金樱子性味酸涩，可固精缩尿。两药相互配伍，可使肾气得补，精关自固，治疗遗精、遗尿、带下等诸证。又因此方功效神奇，故称“水陆二仙丹”。
再如琼玉膏，由生地、人参、茯苓、蜂蜜所组成，有健脾补肾、益气滋阴填精之功效，是集治疗与保健为一体的良方。
《洪氏集验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少方剂使用单味药。如治盗汗用防风；治癣用羊蹄根（土大黄）；接骨用牡蛎；治喉闭用皂角；治乳痈、发背用金银花等。
《洪氏集验方》深受后世医家的重视，对于中医临证具有启发、借鉴之功。
除上述以外，被人们所熟悉的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有着非常广博的医药知识，他曾读过 《内经》《难经》《本草》《脉经》等中医药书籍。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曾指出：“为人子者，医学、地理之书不可不知也。”对当时的学子不无影响，并为《伤寒补亡论》题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