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是我们的导师、前辈，更是我们从事理论研究、关注社会发展的领路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财政部科研所读研究生时起，我们就有幸在许老和科研所众多老师的直接指导、帮助下，进入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并由此进入和有幸参与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实践过程。对于许老，我们这一代学人似乎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仅来自许老与其他师长、前辈一样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耐心引导，还体现在对许老从事理论研究，参与社会实践的执著和始终如一的学术作风、工作作风的敬仰。
我国长期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使许老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方面，许老既反对本本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在许老看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需要，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选择。从国情上看，我国社会生产方式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处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鸦片战争宣告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束，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正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起始。然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完成的。正如许老所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阶段，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通过没收敌伪资本和官僚资本，在农村实行土改、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现实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无不是实事求是，根据社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内在问题需要而一步一步实践的结果。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注定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性，我们无法照搬别人的做法，也不可能用别人证明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实的特殊性必然要求我们采取具体而又特殊的解决办法。这里，许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社会的变迁，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在许老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但我们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变，马克思主义不能变，更不能丢”。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许老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建立后，社会上产生诸多思潮和流派，片面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产生模糊认识时，许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公开明确、旗帜鲜明地反对机械、僵化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同时公开明确、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照搬西方理论、鼓吹自由化的各种错误思潮。许老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立场、方法、观点不能变，但其具体应用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所谓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就是：“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者的相互适应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定条件下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慢慢又会不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两者总在动态的发展中获得平衡。”由此，许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及中国社会的改革变迁源于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源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的必然调整与改革，这种调整与改革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在所谓西方经济理论及各种思潮引导下实现的，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和具体体现。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百余年，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中，每一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无不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要充分认清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而这当中，生产力发展现状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坚持这一点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而坚持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在所有社会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规律”。舍此观点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解读和结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许老深刻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依靠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发展起来，而是依靠特殊的原始积累形成的。”所谓特殊的原始积累是指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外国殖民势力入侵后，因外国在华企业发展近代工业生产而产生的，外国的经济入侵，导致中国近代工业与工人阶级的出现，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运而生，随后的洋务运动，本来是买机器发展军事工业，巩固封建统治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可是它的结果是发展了中国的新兴的近代化、社会化大生产，这是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确切讲，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造过程，不是从自身的生产方式中一步一步游离出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由于受压迫、受侵略，不但挨打，还要割地赔款，为了赔款，就要举借外债，为了自强，就同时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展近代工矿企业、铁路、邮电、航运等，从而发展了生产力。也就是说，举借外债、洋务运动都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利用了国家的权力所形成的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凭借国家信用向外国举债、直接买进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一方面丧权辱国，出卖主权、资源，并用向人民掠夺的形式归还外债本息。这样取得的资本和为归还本息所采取的筹集资金的形式，就是中国式的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
可见，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由封建统治者及外国资本共同主导下的产物，由于国内封建生产方式并未改变（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产生，但尚未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在于封建统治者对原有方式的暴力维护），外国资本的掠夺性、入侵特征，使中国社会呈现半殖民、半封建性特征。这里，许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分析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而且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对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经济及历史的分析，从而最终引出了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登上历史舞台的国民党，许老认为应客观、历史地去认识，国民党获取国家政权后，标志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取代原有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里，无论国民党怎样反动，怎样叛变革命，都是应肯定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生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仅产生大量资产阶级，而且造就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即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而这一点正是产生中国共产党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所在。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指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使其真正成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社会化相一致，从而使这一部分生产资料摆脱了资本私有的制约，克服了私有制以来的人受生产资料奴役状态，第一次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的劳动在联合组织的条件下第一次变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同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在符合本性的条件下，创造人类自由幸福的生产方式。因而它的上层建筑就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还存在着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但它不能成为国家统治的主体。所以弄清生产方式这个问题很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社会是怎样发展的。国民政府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就应该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已经形成。如果这一点不能肯定，那么辛亥革命是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成立，随之而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产生。因此，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必须肯定旧民主主义革命，肯定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贡献也必须肯定国民党的历史地位，肯定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必须肯定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我们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历史演变的必然，尽管这当中有众多的偶发事件，但道路未变，渊源未断，割裂历史我们就看不清今天的路为何如此走来，甚至就会走向用西方的理论诠释中国的发展，导致无知和浅薄。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而又清醒的认识，许老高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财政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财政史是财政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科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然而，在财政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就财政论财政的倾向相当严重，致使一部财政史变成了一部就财政制度论财政制度，就财政思想论财政思想，脱离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制度罗列、思想罗列。它既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又找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造成财政史教学与研究缺乏生气的直接原因。
如何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的“普遍的规律”运用到财政学，特别是财政史的研究中去，这是财政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许老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普遍规律”，无论是改革还是总结历史规律，都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教导的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对此，许老指出，我们的研究方法应从三个规律入手，这就是：（1）生产力再生产规律；（2）生产关系再生产及生产方式再生产规律；（3）社会关系再生产规律（涵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规律）。
对于生产力再生产规律，许老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的主人。人为了生存，就要与自然界作斗争，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所以就要进行生产。而要发展生产，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所谓生产力，按马克思的经典解释，就是指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个能力由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三个要素组成。马克思的这个科学定义是很明确的，绝不能用庸俗经济学的萨伊定律来解释，必须根据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来研究生产力三要素再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再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再生产与生活资料再生产。而在物质资料再生产中，生产手段是决定的因素，它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指示器。有了生产手段就要有劳动对象，即原材料、辅助材料等，有了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没有劳动力还是不行。劳动力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相结合，这种结合的形式即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共同活动的方式，就构成了这一社会的生产力。根据这种认识，生产资料再生产与消费资料再生产的相互关系就明白了，毫无疑义，为求得生活资料的发展，就应该首先发展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因为消费资料的生产是要靠生产工具来生产的，所以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规律，归结为：“需要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而且是依靠这些手段来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告诉我们，需要是目的、是动力，生产是手段、是条件。
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规律——生产力再生产的规律，无论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还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切都只能涉及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量的方面。但不涉及它们作为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或作为再生产出来的收入在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上述关于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的认识，都是为了解决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关不同生产要素配置即资源配置的数量方面的基本原理。
关于社会关系再生产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经济形态，也决定整个上层建筑。许老坚信，“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定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是涵盖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是判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据。我国的上层建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已经说明了，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这种生产关系总和所决定的经济运用规则及经济规律体系。离开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也就不能有四项基本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此，许老认为：所有制的变革，是生产力所决定的，新的生产力所决定的新的生产关系，当它已经居于统治的主体地位时，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基于上述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剖析。许老把这一基本矛盾规律及三个层次的辩证关系，运用到财政学特别是财政史的研究中，使研究工作真正做到下联系到生产力，上联系到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权），并把生产关系上升到生产方式的高度。从此，我们的财政学才真正摆脱收、支、平、管的狭隘眼界而进入宏观经济学领域，建立起经济与财政相互交织，国民经济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协调，利益分配与要素分配结合好的广义财政学新体系。也只有这样，财政史的研究范围才得到拓展，才打开沉闷的窒息空气，与生动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成为研究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指导实践的学科。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其应有的史学的资治功能。
正是依据上述分析和理论研究，许老在对当代财政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他独特的历史性贡献。许老认为，在我国，一些财政学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往往简单地把财政学看做一门部门经济学、管理学或应用科学。其原因，一是在思想方法上，忽视了财政学的本质问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正含义，没有搞清楚财政与国家的关系，因而不可能搞清楚财政是国家职能的实现手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人为地分隔开来，进行孤立研究。就消费论消费，就分配论分配，就不可能很好地研究、解释、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许老指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分配和交换言之是中介环节。财政理论，如果不认识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的目的和手段，如何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应该说，财政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部门的经济管理学；是财政经济的基础理论，而不是纯应用性理论。
为此，许老坚持，研究财政学理论，必须研究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经济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正确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财政作为分配、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就必须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就需要我们在跨世纪的今天，搞清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了解新形势下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研究财政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近几年出现了所谓的内需不足问题，使得不少经济学家感到了迷惑。一些学者按照他们的观点，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如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放松银根，可以解决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但从多次下调利率等政策执行的情况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内需求仍没有因降息而有所提高。为什么？许老认为，这是我们错误地估计形势所致。实际上，我国的经济，不是萧条，而是“货不对路”，是在满足有效需求基础上的供求新矛盾，是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出现的卖方市场是生产力水平低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不同，资本主义的卖方市场，是两极分化的结果。因此，如果不正确地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对当前的形势做出正确的结论，就不可能正确地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
在对国内形势做出清醒分析后，许老对国际形势也保持着客观清醒的认识。
许老指出：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由此造成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广大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导致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必然相对过剩，一部分资本要游离出产业部门，成为游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跨越了国界。
所谓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国界的社会分工的产物。但这种分工，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社会分工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剥削的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这种国际分工中处于生产初级产品和从事简单加工，被资本主义的剥削更为严重。“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通过国际经济地区纷纷形成各自的同盟，联合起来，与资本剥削作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区域经济集团化。这不仅可以使集团区域内的生产力布局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加大区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际矛盾的反映。
与此同时，作为资本的重要工具——金融，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资本的运转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到了今天的计算机时代，资本已经跨越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这种金融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信用的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为资本在国际上寻找剥削对象提供的一条快捷之路。
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导致了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则直接导致了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同时，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决定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由于市场购买力不足使资本投入产业经济的边际效用下降。这决定了在垄断资本的条件下，有一部分资本必然游离出生产领域，而转向投机市场。由于投机市场脱离了现实生产和再生产，导致了泡沫经济，从而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导致经济震荡。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感情的，只要哪里有利可图，就千方百计地投向哪里；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都会去逐利。而泡沫经济对经济的巨大不良影响，决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打击力。这就是为什么许老坚持资本主义的最大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原因。
此外，许老还认为，研究财政理论，必须明确国家职能和财政职能的关系。许老认为，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但财政又不等于国家，它仅仅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中介地位的一个环节。是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经济手段。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交换和分配是中介环节。要使社会再生产有序有效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分配环节，但不能用分配来代替整个再生产。因此，研究财政理论，就必须搞清楚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
许老认为，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手段，因此，研究财政学，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基础。而要科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在社会科学和人类发展史方面的具体运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产力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生产方式再生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入手，进行全面的理解。财政学研究的是分配问题，因此，必须从整体上了解社会再生产的过程，通过分配对消费的研究，明确社会再生产的目的，确定财政政策的目标；通过分配对生产的研究，明确社会再生产的手段，研究实现财政政策的措施；通过分配对交换的研究，明确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实现的形式，研究财政为实现再生产目的而采取的方法；通过对分配本身的研究，确定财政工作的理论和操作机制，从而使财政能对整个国民经济都能发挥其制导作用，使国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分配的主体，从而确保财政真正地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使财政学真正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财政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因此，许老认为，财政学必须研究社会的三大基金和六项扣除。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是全方位的分配，因此，财政学研究的对象也必须包括各阶层的分配。尽管在分配形式上有直接分配、间接分配。但不管是直接分配，还是间接分配，都是用来调节各阶层的分配关系，都必须由国家制定政策，由国家有组织地指导分配。因此，社会主义的财政学，也必须是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
许老认为，国家分配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根据我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践，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形成的，该理论体系内容十分广泛，其主要的观点包括四个方面：
1.主体论。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因此，国家分配论认为，要通过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要通过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的职能，一是要通过财政调控手段，调整好生产关系，二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调节生产力结构，以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形式，是促进小生产走向大生产，小商品走向大市场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要求。因此，我国的财政工作，不能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忘记其目的，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通过国家分配，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2.制导论。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的两方面的职能，决定了分配的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简单地对预算收入的再分配，更不是简单地制造公共产品，限于公共消费。因此，财政学研究的内容，应该包括如何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消除三大差别；如何通过分配环节，来制导生产、消费和交换，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有序、高效地运行。使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得以实现。
制导论的另一层意义是：国家对经济的制导是主观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不是瞎指挥。财政制导论必须是科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制导。财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集中反应点，尽管这种反应有其事实上的滞后性，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相关性，其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为确保财政在制导经济中的主动性，财政学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问题，充分掌握各方面发展的规律，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财政的关系，提高财政工作的能见度，加强可控度，使财政真正按战略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有效制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3.结构论。社会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需要。而要使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就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因此，财政制导经济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使生产力不断地向现代化发展，使生产关系结构也要随着生产力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起点，经过“左”的历史，给予我们很多教训，必须加以纠正。因此，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其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由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是十分相关的，每个环节对其他三个环节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结构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要从再生产四个环节入手，研究财政如何采取措施，影响另外三个环节，并通过社会再生产的运行，体现国家的意志，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实际上，结构论在财政工作实际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财政学界经济讲，研究财政，要有经济——财政——经济的观念，财政工作中，也十分强调培养财源、涵养税基，这些提法，实际上就是结构论的具体体现。
4.机制论。分配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机制论，就是研究利益关系。每个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必须通过机制的研究，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的运行，有着自身的规律。同时，它对其他三个环节的影响，也有着自身客观的规律。因此，财政学研究，还必须研究分配领域的有关规律，深入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分配领域的规律，研究分析分配和再分配的运行机制和机理，使分配领域的经济活动，更符合社会再生产的需要。
由于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因此，财政机制，必然要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以及各级政府之间、区域之间的分配关系。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此，财政机制，必然要考虑利益机制，按照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
机制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清楚如何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手段之后，研究如何使这几种手段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财政分配机制，使财政工作能真正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体现国家的目的。
从以上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许老的思想体系是完整和系统的，他的系统思想理念来源于他的革命实践，来源于他在战争年代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所面临问题的理性思考与研究，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与理解，或许有人对许老的理论、思想、学术观点有种种看法和不同意见。但是，许老对国情的调查、研究与深刻认识牢牢支撑着他的理论和思想，这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如此执著，如此追求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学习许老、对许老再认识，必须从许老几十年革命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寻找他的渊源，单纯用某一种所谓理论假说或某一种为流派而流派的学院式理论都无法理解许老的理论体系，也无法解读中国社会革命与实践演绎的路径缘由，甚至肢解和错误总结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各项成果与教训。在这方面，许老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