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毅是中国当代难得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是永远的战士。这是我跟随他读书学习6年多来的深切感受。我认识许老是与许学礼同志偶遇而成的，经他介绍成为许老的学生。从那以后，我便与许老有着频繁的深深的交往、交流。每次去见许老，他都十分高兴地应允，每次面授谈话时间都很长，常常多达两三个小时以上。有一次，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谈到12点多，许老依然兴致勃勃，精神很好。
许老今年已是89岁高龄，但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年里，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他始终有着一颗对党对祖国无限热爱的火热的心，对真理执著追求、对学术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心。在他身边，不仅能学到渊博的知识、深邃的理论、先进的思想，还能学到他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贵的品质。他的人格魅力、务实精神堪称为当代专家学者的楷模。许老在对我的传授与指导中，除安排我阅读一些经典著作外，更主要的是用谈话、交流的方式来阐述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从战略上宏观上进行方向性、前瞻性、创新性引领。每次接受他的传授与指导后，思想都会产生强烈的震撼与激荡，这不仅使我学术的思路和眼界大为打开，而且使我的灵魂得到净化，理想更加坚定，追求更加执著。
许老一个特别可贵的品格，就是始终站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上，审视历史，评价现实，展望未来。他对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总是从正面进行积极的评价。“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也受到冲击，但从未听到过他用怨恨的、偏颇的口吻来评述这段历史，总是用面向未来的宽阔胸怀和气度，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趋向上认识把握问题。他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领导人都是始终给予热情赞扬，对改革开放27年的历史给予客观、理性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而展现着他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思想境界和大家风范。
许老十几岁参加革命，成为新四军战士。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了军队到地方工作，但在他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毕生经历中，从未间断过对国防事业的高度关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相继发生的国际背景下，他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研究探索的使命感责任感日趋强烈。
国防财政思想是许老整个财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极为丰富，思想非常深刻，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逻辑起点：一切为了国富国强
许老长期从事历史和中国近代以来外债研究工作，学术成果颇丰，《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的四部巨著就是他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集成。深入研究许老这些关于历史和外债的学术巨著，可以清晰地发现，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和重要理念，就是国防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密切相连。他在阐述中国的兴衰和外债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时，始终没有离开国防这一主线。他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近代外债的形成很重要的是因为创办发展军事工业。他指出：“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只好借助于外债。但国防外债与其他外债不同，它加强了清政府国防力量和国防建设，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是有积极意义的。”洋务运动，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造枪炮为重要内容的对外学习开放的科技兴国强国运动。他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认识到冷兵器已经落后于时代，必须发展火炮等热兵器，于是以封建上层建筑为主导开办了多家军工企业，并从西方引进了大批机器设备，由此以军工领域为起点逐渐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在总结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日本侵华的历史经验教训中，认为其中深刻教训和原因都是由于中国的国防落后于西方和敌国。许老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国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国民生活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做出搞“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给予了高度的历史性评价。他讲：“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不但还清了外债，也还清了内债。尤其是‘两弹一星’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到这时，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来。”许老认为，因为有了“两弹一星”，中国的国防得到大大加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才有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和田中相继访华，中美、中日建交，也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他指出：“当前，针对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复杂多样的形势，党中央制定了‘和平发展’的科学发展战略。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国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许老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国防与外交、与和平发展的内在联系，赋予了国防神圣的地位和其他一切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
许老对国防地位作用的评估，不只是停留在保卫国家安全的狭义的价值和功能上，他还注意到国防对国家经济的巨大牵引、互动作用。他曾讲：“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费在财政分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防具有保卫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双重职能。国防财政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同样体现了它对发展生产力特有的巨大影响作用。”
许老对国防的关注总是从世界格局的高度来判断。他认为，当今世界战争危险始终存在，特别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不会自动消除。他分析认为，美国现在正处于“更年期”，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必然导致其终将走向衰落。美国目前危机加深、矛盾加重，中国的和平崛起势不可挡，但这并不等于美国马上就会衰落，立刻就会完蛋。美国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经历一个历史阶段，美国目前依然是世界经济军事最强的国家。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更加构成了美国对世界的威胁。也就是说，美国隐约看到其深重的危机与矛盾，但却没有看到其致命的制度性约束根源，却又不甘心使其强国地位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挑战，哪怕是和平的方式，也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与其必然衰落的趋向，导致了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对外政策与世界的不和谐，必然遭到各国的共同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心怀恐惧和不满，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也或多或少抱有戒心和观望的态度。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对中国的国防强大产生极大的依赖性和需求性。许老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国防不断强大的历史进程。没有中国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重要思想在许老著作中、文章中处处可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社会上对加强国防建设的呼声日渐降低，而许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加强国防建设的呼吁和研究。
核心内容：始终关注重大战略问题
许老长期进行国防财政理论研究，各个时期都有显著成果，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但归结起来可以看出，他的国防财政理论研究始终是围绕重大战略问题展开的，特别是以下几个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
1.国防开支。许老认为，财政与国防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在国家分配中，财政对国防的支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他认为，国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消耗经济，财政对国防的支出，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国家要为此承受相当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国家对国防的财政支出，主导性的是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要发展社会经济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只有这样，才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人民才有安宁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才能赢得平等的国际环境。因此，国家对国防的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方面的财政支出也应有个度，并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他讲，军费开支可以讲两句话，叫做尽力而为，适可而止。尽力而为，就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前提下，要舍得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国防军备；适可而止，就是国防开支规模要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不能搞得过大。许老认为，27年来国家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实力大大增强。现在不是没有钱，完全有财力多增加一点国防开支，关键是思想观念要转变。要充分认识到国防开支与经济发展的正面关系，不能夸大国防开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许老对国防开支的结构和管理问题也极为关注。他认为，国防费使用效益与增加国防开支规模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国防费管理不好，使用效益不高，是对一定国防开支内的实际规模的压缩和削减，不仅会影响到国防力量的建设发展，也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成为经济建设的制约因素，同时还会导致多方面问题的出现，特别是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他讲，当年（20世纪80年代）就差200个亿，这200个亿给了，国防上的许多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的解决，军队的作风就不会变坏。
2.国防科技。许老认为，自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国防科技始终是世界整个科技的领头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是从军事领域首先研制、首先使用，产生巨大军事效益之后，逐步辐射、转移到民用科技上。他认为，国防现代化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龙头。他讲：“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科学技术获得的最新发展通常总是会首先运用到国防领域，进而再产生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作用，也就是说国防科技的研发速度通常会领先于其他领域的科技发展水平。”“一个国家是否列入世界强国之林，是以科学技术尤其是军工科技能否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为标志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上的强弱是以国民经济的强弱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的强弱是以科学技术的领先程度为基础的。而科学技术的领先程度则以军工科技的领先为标志。因此，军工科技是国民经济强弱的测量器。所以，马克思称暴力即经济力。国防军备的先进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强弱的衡量标准。这就是国防战略同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依据。”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要在经济全球化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自主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又首先是军事科技创新。他主张在国防科研上要大幅度增加投入，全力抢占世界军事科技高地、要地。他特别关注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关于发展航天科技的新思想新观点。他还于2002年10月亲自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带头呼吁社会各界支持航天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中，主要是低端产品占的比重大，附加值低，虽然看起来出口贸易经济总量不算小，但国家和民众获得的实际利益并不高，这就与发展科技不够有很大关系，与国防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国防科技向民用经济溢出、辐射不够有很大关系。他认为，科学技术可以通过贸易往来部分获得，但核心技术是不可能从国外买来的，而核心技术又集中在国防科技上。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期对中国实施科学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封锁，1989年以来的武器禁运至今没有解除。因而，中国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大力培养自己的创新人才，依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断把科学技术发展上去，努力走在世界的前列。
3.国防工业。许老研究认为，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工业化基础建设大都与国防工业密切相关，有许多直接就是国防工业，从而使中国工业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后来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还是以小生产为主导的经济，规模过小，效益不高，资源浪费大。现在所谓的“三高”（高投入、高成本、高能耗）经济发展状况，从根源上讲都是由于小生产的思想观念所导致的。要把中国的经济做大做强，增加核心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就要走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工业企业要由“小舢板”建成“大航母”。而在这方面，国防工业应该很有作为，可以走在前列。国防工业对于科技的高要求及其行业专业的复杂性、综合性，都决定了国防工业必须有足够大的规模，必须是社会化大生产。国防工业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和模式及其与民用企业的广泛深度的联系，势必会影响和带动民用企业加快社会化大生产的步伐，从而形成中国大型、巨型工业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产生强劲的竞争力，同时也摆脱几千年来“小作坊”式的小生产经济。许老认为，发展大生产就必须发挥资本的纽带作用。不仅在民营经济中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就是在军事经济中，资本市场同样可以扩展。特别是在国防消耗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完全依赖财政对国防的支持是不够的，还要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通过民营企业发展国防科技、国防工业。那么，这就要采取多种融资渠道，发挥资本对国防工业的改造作用。
4.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愿望。用什么方式实现统一？许老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应当是用和平方式，应当尽最大努力避免使用武力。但他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另一方面，国防力量要强大。只有当军事力量对台构成比较优势，同时能够抵御美、日等军事力量干预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避免在台海发生战争，从而达到用和平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目的。只有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才能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建设、综合国力才能持续稳步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将越来越巩固，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增加，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强盛将会成为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历史性结局。
5.世界和平。许老认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中国始终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在当今世界战争连绵不断，恐怖活动、民族矛盾日趋突出的背景下，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将会是对战争因素和单边主义的极大遏制，是对和平力量的加强。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毛泽东、周恩来开创的外交事业、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同志“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仅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也对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御少数国家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产生了巨大作用。可以说，许老无论是研究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还是国防战略问题，都始终是从人类共同理想和世界和平发展这个最高目标最高境界出发的。他的博大胸怀和坚定信念，就是在这其中得以充分体现和贯穿的。
思维方式：务实加科学思维
许老研究国防财政，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扬务实精神，进行科学理性思维，从而得出反映事物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和理论创新成果。综观许毅国防财政思想，有以下几种思维方式值得大家学习。
1.辩证思维。许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哲学原理十分精通，运用极为自如。他对历史的解读、国际形势的判断、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未来趋势的预测，都贯穿了辩证的思想，提出全面性、系统性、客观性很强的见解和结论，而不是片面地单一地强调某一个问题的重要，或以局部的暂时的情况否定事物的全局。比如，既承认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国防规模的扩大对国民经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影响，又明确提出那个时期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是与国际形势紧密联系，中国国防实力的增强对于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保卫国家安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指出：“面对敌人的侵略，如果不把较多精力放在抗击侵略上，那么市场稳定和经济建设都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所谓‘国防第一位’，就是说一切财经工作必须建立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一切物力、财力和人力都首先保证战争的胜利。换言之，只有消灭了战争，才能换来恢复经济与经济建设的环境，战争只是手段，和平与建设才是最终目的。”“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巩固和发展国防并不只是为了应对具体的外部威胁和战争，不能因为眼下我们不打仗就削弱国防，当前国家财政尤其要重点支持国防事业，因为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国防力量越强，我们距离战争就越遥远，这是保障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既承认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两次战争中，中国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朝鲜和越南在国家危亡之际给予了最无私的援助，又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同朝鲜、越南人民共同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有效地阻断了战火燃向中国，防止了战争威胁对中国初创时期国家建设的破坏。他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一次直接的军事较量，它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巩固和增强了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国防力量，显示和提高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和世界声望。”既主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要当头，做到永远不称霸，又明确提出要在国际事务中，依托强大国防力量，积极发挥大国的作用，遏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力争有所作为。
2.战略思维。许老研究国防财政，从不拘泥于微观细节，总是着眼于国家核心利益、长远利益，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前瞻性。他分析认为，未来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引发军事威胁的，能源是个重要因素，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能源上对外需求量将会持续增加；随着中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在海外的利益将不断得到拓展；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对太空的研发也将会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热点。所有这些，都需要国防力量与之相匹配相适应，才能足以保证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和发展自身的战略利益，并不断拓展其战略空间。对此，我们应该早有预见，早做准备，早早行动，把目标放在长远发展上，而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这种战略思维在许老的国防财政思想及整个财经思想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3.创新思维。许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始终充满活力，思维始终保持年轻，思考不止，探索不息，与时俱进。他对国防战略、经济战略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见解，形成了丰富的创造性思想，取得了新的突破。比如，他积极倡导建立国防财政委员会，集中全国全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优秀人才，加强对国防财政理论和战略问题研究，以便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又比如，发展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在坚持不妨碍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适度开放，让民营企业也进入到这一领域中来，为国防科技的发展注入活力。再比如，我的军事与经济互动问题的研究，就是在许老的直接指导下进行选题和课题研究的。军事与经济互动命题的提出，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第一次把军事与经济关系定位在互动上，从而使军事与经济能够在相互促进、相互拉动的理性运作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使有限资源在这两大领域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使用。
4.务实思维。许老一个显著特点和思维方式，就是坚持求真务实，始终不离开当时的时间、地点、条件来思考研究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研究思考问题总是从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本国的国情军情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出发，从必须做的、能够做到的事情入手，提出新思路、新举措。他从不空想空谈，从不讲不着边际的话，对形势的评估实事求是，提出的思路办法适合国家、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对战略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始终坚持在能够做到这一现实可行基础上。因而，他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建议都被中央采纳，为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重大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5.理性思维。许老研究国防财政及其他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本质上、规律上、趋势上进行把握。比如，他总结出的“富而骄、骄而奢、奢而腐、腐而朽、朽而败”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就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对于指导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意义重大。又如，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争根源的分析，总是从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称霸的动因源于其基本矛盾这一历史规律上来把握。他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依靠其自身力量无法克服的，因而在其经济军事处于上升和强势阶段，为了维护其强势地位和防止衰落，其称霸世界的行动则是必然的。这种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世界格局、历史发展和战争威胁紧密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就能引导人们清晰找到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引发原因及其解决的根本办法。许老这种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独到深刻的洞察力，是值得发扬的，也是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所缺乏的。
理论价值：引领财政理论研究走向新的阶段
许毅国防财政理论、思想及其整个财政理论、思想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是：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贡献和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许毅国防财政思想，是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具体体现。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都充分贯彻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
二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国防战略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先进的思想理论基础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新军事革命，国防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如何适应新军事革命的要求，大力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如何处理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进行指导。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一系列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是这一时期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一大批具有战略眼光的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探索。正是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许老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指导下，研究形成了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引领国防建设的理论成果和思想观点，充分反映了新军事革命的特点要求，在目前国内学术界是非常难得和少见的，对于制定我国的国防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有关方面高度关注。特别是他关于军费规模、军费结构及其管理方式的思想，关于世界形势的分析判断，关于国防科技发展创新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更具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是需要国家和军队高层在制定相关政策和策略时积极加以吸收的。
三是对把握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许毅认为，21世纪头20年，既是经济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防建设的战略机遇期。这两个机遇期是同一体的两个侧面。经济发展为国防提供物质基础，国防力量的增强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他指出：“为了及时化解来自各种势力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阻挠，争得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机遇期，从而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建立新型的军事与经济互动发展关系，尽量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许老这一重要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正确地把握战略机遇期，从而在未来更长的历史时期，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不断靠前，加快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四是对财政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许毅是我国财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广义财政学是对传统财政理论的拓展和深化，而国防财政理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是一个空白。在他的倡导和指导下，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在跟随他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到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中来，从而初步形成了国防财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思路，近些年不断有一些成果相继出现。可以说，许毅国防财政理论是对我国整个财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的崭新构建，对重新认识国家职能及财政功能都起到了一个开先河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许毅财经理论、思想非常丰富，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关注，需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需要有一种很好的平台和运转机制来推动许毅财经理论、思想的学习研究和运用，真正使这一宝贵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为构建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复兴做出贡献。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