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 做事 做学问》一书筹备组约我写篇稿子，谈谈自己的看法，我欣然接受了。作为财政学界的晚生后学，20余年来我一直是在许老的影响和关爱下成长起来的。我与许老的关系，也经历了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全过程，从远处仰望与崇敬，到当面直接聆听许老的教诲，甚至与许老发生理论争端，等等，其中的受益与收获是远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在此以时间为线索，将若干与许老交往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付诸笔端。
一
我们这一代人的财政学入门以及早期的财政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获得，除了高校的老师和课堂外，就是在阅读以许老为代表的老一辈财政学家的论著，聆听他们的教导其中尤其是学术报告中形成的理论，其中许老是少数几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学界前辈之一。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我们进入校园，开始涉足财政学领域时，许老先生从事财经工作已达40年左右。他从财经实践中走来，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财经知识和实践经验，更主要的是他还将这些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反过来又以理论去分析我国的财经实践活动，提出了种种关于财政经济的观点和看法，形成了自己的财政思想，从而其观点和思想有着独特的魅力，看似平淡却意味深远，年轻学子们一经接触，就立即被其深深吸引与折服。
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种种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与限制，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和数据的获得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是不允许的。而许老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拥有许多“内部资料”，兼之身处“京城”，当时还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最高当局的财经决策活动，等等，都使得他对于财经问题的了解与把握，有着院校与科研单位的学者所难以企及的特殊条件。这些，都使得他的理论分析和观点结论，立足于别人所不具有的依据之上，往往是更为令人信服的。我第一次见到许老，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于厦门大学召开的财政基础理论讨论会上。当时他的发言，紧密立足于实践去印证自己的理论观点，去驳斥不同的看法，具有发言的雄辩和思路的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一期间，许老数次来到厦大。他所作的几次学术报告，我都参加了。这些学术讲演，有着大量的现实案例、丰富的资料和较为详细的数据，这就使得其学术报告有着课堂上和书本上所不具备的独特韵味，其生动、活泼、充实、深刻和明晰等特点，是至今仍觉回味无穷的。当然，这些讲演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还不是许老演讲的风度和魅力，而是其敢于说出自己不同看法和意见的勇气。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方面，整个国家都处于摸索之中，对于各种改革措施人们总会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思想解放也才起步，各种约束和限制还存在，讲真话有时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所以，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不容易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成为一名高校的财政学教师，在参与财政学界的学术活动中，开始有了与许老直接交往的机会，尤其是当面聆听许老的学术报告和会议发言的机会大为增加了，许老对我的影响也在逐步加大。
二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开始了解到许老更多的观点与思想。
最初拿到的许老的著作，是他主编的《财政学》和他的论文集《财政理论与实践》（上、下册）。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出版物很少，教材和参考读物就更少，能够获得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而且是享有盛誉的许毅教授主编的著作，同学们如获至宝，成为最为重要的学习文献。这些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论著，是许老到那时为止数十年的财经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结晶。其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主要有：
1.试图以“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为线索，去重新勾勒整个财政理论的脉络，去介绍财政实践活动，去形成自己的财政学体系。同时，这些著作还以丰富的财经实践和相关资料，去详细阐述经济与财政关系。这些，对于在课堂上接受并习惯了“收、支、平、管”教科书体系的我们来说，大大拓展了观察和理解财政问题，把握财政理论的视角，同时也获得研究方法上的某种启迪。
2.关于财政收支的核心问题是引导、制约社会总产品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分配关系的观点，关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是财政活动基本矛盾，并以此为主线，分层次地研究分配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相互关系等观点，对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影响。许老进一步认为，财政收支安排中最重要的，或者说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安排，是对积累和消费两大基金的合理分配。为此，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三大基金（补偿基金、积累基金、消费基金）实现六项扣除的宏观财政分配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对当时财政活动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与分析，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当时财政问题的认识与把握程度。
3.财政平衡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互关系的分析，至今仍然是令人记忆犹新的。许老认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通过“四平”来实现的，其归根结底是资金和物资的平衡；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多次受到破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财政信贷的超分配。为此，他强调要坚持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综合平衡，而要避免国民经济的失衡，就要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安排好，就不能超过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搞高积累和高消费。这些就是财政工作应当首先关注的。为此，积累和消费这对基本矛盾还贯穿于《财政学》全书，使得该书的“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脉络进一步具体化。
4.财政分配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是当时财经研究的重要课题，许老对此也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与观点。财政作为政府的收支活动，它必然要和各种经济成分发生关系，财政研究就必须探讨财政与各种经济成分的相互关系问题，就要通过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政策杠杆，贯彻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来调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要确保各经济成分的内部分配大致符合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和消费安排的总要求。这点，在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之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此外，许老在其他财政经济问题上的各种观点，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渗入到我的思想中，潜移默化地成为我的财政知识结构的基础部分。
三
进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从事财政学的教师，我参与财政学界的学术活动逐步增多，与许老的接触和交往也渐渐密切起来。不仅当面聆听许老教诲的机会多了，受益的程度也加深了，但学术上的分歧也开始产生了。
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是市场化改革目标在我国最终确立的时期，是我国的改革从“破”旧的经济体制，转到“立”新的经济体制上来的时期。相应地，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如何把握财政改革的根本方向，如何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去全面地更新和变革我国的财政制度，换言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什么样的财政制度，就成为财政学界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与许老产生了分歧，相应地发生了争论。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开始将自己在英国所了解到的公共产品论的基本知识与内容在《财政研究》等刊物上介绍。接着参与了“双元财政论”的创立活动。接下来，由于“双元财政”问题的争论，使得我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公共财政”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上。这些，就是许老与我争端的基本问题。
同样是出于对新环境和改革思路的思考，许老指出，由于改革导致了财政分配格局的变化，财政分配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预算在社会分配中比重下降，在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在调控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部分人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去看待财政分配问题，在理论上出现了对“国家分配论”狭隘化的理解以及错误的观点和主张。他认为，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或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使财政分配脱离社会分配的整体；或强调财政分配的强制性，忽视财政分配与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联系；或将财政分配局限在预算收支的小框框内，单纯考虑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等等。他于1993年发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许老的基本思路是，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野，去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与这些思考相一致，许老认为“公共产品论”、“双元财政论”和“公共财政论”等观点是不对的。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这些理论，并且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对此，我作了答复，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学术争论开始了。先是在某些财政理论讨论会上，以后又见诸笔墨，开始在公开刊物上相互辩驳和商榷。一时间，成为当时财政学界相当热闹的一件大事。
倏忽之间，这些争论又过去七八年了，时值本书撰写之际我重提当年的争端，并不是希冀在这儿做出一个谁是谁非的结论，因为理论观点和看法的正确与否，其根本的评判只能由历史来做出。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往事，只是想借此谈谈若干与此相关的感想：
1.当时争论的双方都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进行学术探索与讨论的，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来自许老的批评，我才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自认为这些观点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将这些观点付诸讨论，经历激烈的学术争辩的洗礼，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才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批评者负责任，甚至还可以说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基本态度。在这些争论中，双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都向对方提出了强烈的置疑，我想，这充分地表现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品行与操守。2.进一步看，对于来自许老的批评，我之所以与之据理力争，还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与老师发生严肃认真的学术争端，看似是对老师的不恭敬，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是对老师的最大尊重。众所周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如果不能允许学生提出自己不同看法的老师，其师德和师范在世人心目中将是大打折扣的。因此，我一贯认为，在学术上必须敢于说出自己不同的想法和观点，甚至敢于指出自己所认为的老师观点的不对之处。否则的话，在老师面前唯唯诺诺，在背后阳奉阴违，那才真正是对于老师人格的亵渎和玩弄。所以，在学术问题上，我从来都是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与老师发生的争论的，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才是真正对得起老师，才是真正尊重老师的人格与人品。这也是我之所以公开答复许老对我的置疑，并提出自己不同看法的根本原因。
3.在当时，人们往往认为许老的批评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但那只是人们的推测。这是自然的，因为以许老的威望与威信，财政学界无论谁受到他的批评，都可能意味着某种无形的巨大压力迎面而来。因此，面对许老的批评，说我绝对没有感到压力，显然不是由衷之言；但如果说有很大压力，感到非常紧张，则是没有的事。相反，当时我一直是坦然的，更多的还是在检查自己的观点，是认真地从学术角度去分析自己的观点与批评意见，是平心静气又毫不畏惧地从学术角度参与到这场学术争鸣之中去。之所以能够如此，不仅是因为自己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自认是正确的和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更主要的还在于，我相信许老的人格和师德，相信许老是从学术探讨的角度，甚至是从爱护年青一代的角度提出这些批评的，而与学生辈的学术争端，从某种意义上，将会进一步提升许老在学术界的形象与声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真正的学术探讨和争论在我国已经越来越少了，此时许老开始了这一学术争论，一扫当时学术界一团和气的状态，对于财政学科的发展，对于财政改革的深化，无疑都是有着巨大好处的。
四
尽管我一直没有直接成为许老的弟子，也尽管我与许老存在某些学术上的分歧与争端，但在成长的道路上，我却从许老那儿得到了许多直接间接的关心、爱护、照顾与提携。
最初直接受惠于许老的，是我的财政学会理事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财政学会考虑到尽快培养年轻财经人才的需要，准备拿出部分财政学会理事名额，专门为中青年财政工作者而设立。当时我刚刚留校任教不久，也参加了那一届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到了中国财政学会换届之时，尽管我作为厦大中青年的代表，提出了加入理事会的申请，但理事会筹备组的中青年组不知何种原因，未将我列入候选名单之中。此时邓子基教授向时任福建省财政厅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该届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华东组召集人的余衍溪同志提出，希望将我的名字列入中青年理事的候选名单中。许老听了余衍溪所长的汇报后，亲自把我的名字补上，使我成为候选人，并在全体代表大会上当选。
至今感怀不忘的，是我在教授职称申报中得到许老的关键性支持。1993年，我破格申报教授职称。那一天，学校的学科评议组按照预定时间开会，对申报者逐一评议。轮到我时，却不知何故，我往校外送审的代表作，却没有一份评审意见书寄回来。而按照校评审制度的规定，不管什么缘故，没有校外的评审意见书，是不能参加职称评审的。当时作为评议组成员的邓子基教授要求再查一下当天的信件，看看是否有校外评审意见书寄到。一查，许老的评审意见书以特快专递方式刚好寄到了。一打开，许老在评审意见书的所有栏目都打上了最高分。许老的评价是有很大权威性的，对我顺利通过评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我能够顺利获得教授资格，是许许多多老前辈尤其是邓子基老师支持和关爱的结果，但许老以特快专递方式及时送达的评审意见书，是有其关键作用的。评审意见的及时到达、高度的评价等，对于一个年轻教师来说，其支持和提携作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甚至许老与我之间发生的学术争端，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有许老对我的爱护与关怀。其实，老师指出学生观点的错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与学生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无疑是老师对学生应尽的职责，也是师德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点，许老自己就说得很明白。在几年前的一次财政理论讨论会上，他对我说过：“人家都说许老老跟张馨过不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对你喜欢得紧呢，怎么会跟你过不去？与你争论是对你的关心，是看得起你……”诚哉斯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灵的沟通，许老的这些话，我以为不是当面虚与委蛇的应景之语，而是老师对学生的肺腑之言。确实，如果不是许老的严厉批评，如果不是历时数年的不断争辩讨论，我是不可能对公共财政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换言之，我在公共财政研究上能够有所收获，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许老的批评与指正的。
在结束本文之际，我想说的是，祝愿许老健康长寿，再创辉煌！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