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毅老人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青年时期，他从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工作开始投身革命事业，先后从事过敌工、统战、军事等工作，后从军队后勤保障工作入手正式投身到革命财经工作中来。通过几十年的积极理论学习和不懈工作实践，许毅教授成为了世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财经、历史学家。他从学徒工成长为理论大家的奋斗经历早已成为众人心目中的一段传奇，而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与和平建设生活中，许毅教授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懈的探索精神，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时不我待的工作热情以及无欲无求、献身革命的人生态度。他这些独具特色的为人处事风格值得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一一认真回味学习。
按照中华文化的传统，今年正值许毅教授90寿辰，同时也是他从事财经工作65周年。我感到，此刻回首他那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征程，我们除了感喟和赞叹，更需要借此机会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历程，并用以激励后来者的人生道路，而这无疑也是对这位老人寿辰的最佳祝贺方式之一。
我是1982年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的。在此前的大学期间，我就拜读了许老及其他前辈学者的不少财政学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对财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报考财科所研究生的重要原因。在读书期间及后来长达20多年的财科所工作经历中，我多次聆听了许老的授课和教诲，平时与许老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在与许老工作和生活的接触过程中，每每总能得到许多感悟，如今回想起来，这积累起来的一点一滴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愿意结合自己的理解，主要从学术角度出发，与各位前辈和同仁分享一些体会。
财经理论与现实、历史研究三线出击
许老的财经、历史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难以尽述，各位学人就此也都先后有所论述。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许老在他的晚年依然保持的高昂工作热情和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科研精神。
一般老人离退休后的选择大多是颐养天年，与家人同享天伦之乐。而许老离休后，从不言退，依然每天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从无懈怠。作为一位八旬老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科研人员可以退休，但共产党员的党性绝不能退休。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选择了革命事业，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要鞠躬尽瘁，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正是在这一崇高思想的指引下，他离休后一直坚持在财政理论、财经现实问题和历史研究这三线同时作战，他的工作强度令我们这些后辈叹为观止，而他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也让学界同仁由衷地挑大指称赞。
历史研究
在历史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由他主编的各革命根据地财经史以及清代、民国外债史料已经在中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历朝历代的封建上层建筑财经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近代外债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经史这些问题上。
针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经济的盛衰演变规律，他指出：整个封建农耕经济时代不断发生着王朝更替与盛衰的演变，这里有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每个王朝前期的上层建筑都能勤勉廉洁、励精图治，特别注意减轻民负，改善人民生活，实施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也就是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生产关系的发展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时期，人民生活的改善成为王朝兴盛的显著标志。而在达到鼎盛之后，随着生活的富足，统治者就开始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横征暴敛，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造成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实际社会生产力的不适应，因此走向衰亡。
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他通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百年屈辱、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的28年革命斗争历程，以及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具有的软弱性和依赖性这两个特点，概括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工业化发展的三个来源：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对日在华资产、英美在华资产。而在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经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对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五”计划胜利超额完成、从“大跃进”到“文革”结束、从改革开放到十六届三中全会这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回顾，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全国人民在被封锁包围的条件下，在政治、经济、社会、国防等各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中取得的内政外交成就为随后的改革开放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我们新中国成立近55年来的发展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前30年的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某些人提出的随意割断历史，随意否定过去成就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许老对整个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意在印证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个生产方式运行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当前要以史为鉴，打破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盛衰周期律这个重要命题。他提出，财政史的研究重点应当放在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关系的把握上，尤其要特别注意研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的反作用。当前，我们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市场经济的战略任务，上层建筑必须针对当前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生产关系多样性，小生产仍占很大比重的客观条件下，制定符合经济基础客观要求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把小生产改造成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大生产，要避免历史上出现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脱离经济基础，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除了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之外，我们的上层建筑还必须充分调动道德规范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的建设来维护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
财政理论研究
在财政理论研究领域，作为我国财政学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许老多年前就已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财政理论要从被狭隘化的“国家分配论”等老框框中解放出来。为此，他于1993年发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并在马克思提出的三大基金、六项扣除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直接分配与间接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财政学框架。
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资本为纽带改造小生产为大生产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方法。不能把公共经济、混合经济、私人经济截然分开，各自孤立发展，因为人类的发展方向是一个社会化程度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充分利用市场，利用商品，实现资本和生产资料的不断社会化，这样才能够获得大的发展。除了经济手段之外，要充分发挥行政、法律与道德等多种手段的作用，全面贯彻“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正确认识并在发展过程中缩小现存的贫富差距，科学合理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价格问题、失业问题、差距问题以及腐败问题。
据此，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财政分配应当发挥调节经济的能动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大服务”功能。财政与金融是上层建筑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两种手段，要充分发挥其交互作用，统一运用，不可分割。社会主义财政所讲的“大服务”，其职能体现在参与经济发展大政方针、路线、政策、战略任务的制定和引导方面，体现在对产业结构、成本结构进行调节方面，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体制。为此，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对财政体制、税收分配等问题做出不断的完善。目前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着缺乏统一原则，实施过程摇摆不定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明确民主集中制，科学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财政管理经验，运用西方经济管理中发展成熟的边际收益、经济核算和绩效财政等管理模式处理好再生产领域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关系。
站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理论研究高度，许老认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国家财政“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职能不可偏废，国家财政既不能再走包办一切的老路，也不能戴着预算这个紧箍咒，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束手束脚，难有作为的小圈子里。落实到实践中，则要坚持“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利用多种政策手段，一方面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作用，合理利用国内外资本，引导庞大的社会资金流向有利于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另一方面，加强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发挥资本边际效益核算的积极作用，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要让财政走向社会，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配原理，财政分配与社会资金分配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创新。
许老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应当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出发，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条件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性地发展财政学理论与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合理运用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应当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观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思考，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论，又反对不加分析地使用拿来主义的洋教条以及狭隘小生产思维的经验主义。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配原理，财政分配与社会资金分配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创新。
财经现实问题研究
在财经现实研究领域，许老晚年的关注重点集中在破解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方面。在实地调查走访各地农村，总结先进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独到见解。
他认为，只有对现有的落后的农业小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农业大生产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要使农民致富必须通过促进土地转承包，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的集中经营来解决问题。要从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数量的规模化入手，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要走集中土地，组建农业公司、生产基地和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要集中生产经营的路子。农业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最根本的特征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许老认为，试图在传统农业小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是不可能的。而离开工业化的带动和城镇化的支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在三者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化是起点，工业化是保障，城镇化是依托，三者的发展应当形成合理有序，良性互动的关系。同时，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顺序应当是“一、三、二”，即：通过农业自身的发展促进围绕该产业周边的贸易及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农产品加工等轻工业的发展。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参与引进资本、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市场的实际需要来进行，不能再靠行政命令。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和金融企业必须发挥相关的职能，为龙头企业的建立和经营运转提供良好的政策扶持和市场服务。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实施，活跃农村信用，满足不同层次的企业在改造小农经济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过去我们制定政策的重点在于农村支援城市，内地支持沿海，今后制定政策的扶持重点应该转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支持农业领域生产方式的革命。
许老在以上三个领域的研究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他主编的《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系列丛书编撰工作前后历时逾五年。今年上半年这部长达150万字的四卷本历史研究丛书将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针对财经理论问题研究，近几年来，许老组织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部科研所的专家学者多次开会研讨，并亲自主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的出版工作。2005年，许老出版了30万字的该丛书第一部专著《中国特色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教授所著的《西方财经理论研究》近期也已出版，该丛书的第三本，由许老撰写的专著《读马克思主义过渡期理论的思考》也将于今年上半年出版；在三农问题研究领域，2003年许老主持编写了《三农问题研究》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今年，该书的增订本又将问世，以约30万字的篇幅融会了许老及其同事们对三农问题的最新调研成果。
马克思主义科研方法运用自如
除了上述可以量化的研究成果，许老在科研领域最为广大学人称道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待问题，为研究而研究，他主张无论研究历史、研究财经理论，还是调查走访，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服务于长远的发展。服务现实，并不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服务于当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市场经济这个现实。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许老强调既要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又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要与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在现阶段，我们必须从最低纲领做起，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完成的现实任务。现阶段我们奋斗的最低纲领是改造小生产，从而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
研究思路自成体系
许老的财经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随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发展实现了与时俱进，互相之间不是各自为战，孤立存在的，三者形成了一个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环环相扣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实践—理论—实践”再达到更高理论高度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这也展现了这位理论大家的深厚研究功底。
具体来说，他通过对财经史的研究，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的理论，并由此进一步对现实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百年屈辱史的研究，许毅总结了构成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来源，以及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研究，许毅总结了计划经济的历史贡献，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社会化不断扩展和加深的过程的论断。
在理论研究方面，许毅通过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解读，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如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富有时代精神的观点。具体而言，他提出了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列宁提出的运用资产阶级权利，建设国家资本主义以便更好地完成无产阶级“二位一体”的历史任务等结论。
在现实研究领域，通过历史以及理论研究中的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许毅指出，针对历史形成的小生产客观现实，要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运用资本的积极作用，通过组建龙头企业等方式，将农村小生产改造成为大生产。
由此可见，许老所涉猎的三个研究领域。无论以哪个问题为切入点，其最终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中心目标，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好市场经济，尽快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实现国力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反对教条，重视调研
熟悉许老的人都知道，许老一贯强调要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武器，要在实践中检验认识，并用新的认识指导新的实践。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正是他面对无数艰难险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都能从容应对，做出正确抉择的秘诀所在。他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作为财经和历史的理论大家，他一向反对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研究方式，高度重视实证性调查研究，用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向生产第一线的群众虚心学习，主张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寻找路径解决问题。
前些年，他每年有2/3的时间用于在基层县市、乡镇调研，各省地市的厂矿、市场、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由于他的理论研究、政策建议总是以对第一手材料的分析和总结为基础，因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由此也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欢迎和重视。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几年许老外出调研的时间相对有所减少，但仍占他个人时间的相当比重。据我所知，2005年他外出调研和参加学术研讨会议的时间在90天以上，其中以在安徽进行的三农问题调研的日程安排最为密集，五天时间里辗转了三县两市。每天上午赶路，与当地农业部门的同志座谈，下午到农业项目现场参观，与农民座谈，了解详细的发展经验和有关数据，晚上再与当地经济管理部门同志座谈。如此紧凑的安排，与他随行的年轻同志都感到有些累得喘不过气，但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却乐此不疲，支持着他在事业上如此不知疲倦、无怨无悔地追求的，首先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奋斗事业忠贞不贰的信仰和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坚定信念。
以上的分析阐述，只是我个人对许老近年来的科研方法、研究成果的一些简单梳理，难免挂一漏万。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他那包容四海的宽阔胸怀，对同志、晚辈和学生真挚的爱，以及为繁荣我国财经、历史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的拼搏精神，更是难以用区区几千字加以总结的。许毅教授活到老、学到老、钻研到老的精神为广大党员干部和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此，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真诚地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思想硕果。
写于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