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法》
1.简介
《司马法》又叫《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书名称《军礼司马法》，是因为这部书主要是追述春秋中前期甚至更早时的“军礼”和“军法”，而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故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但自《隋志》以来，各书所录只有三卷，今存本只有五篇。
《司马法》今存本有《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等五篇，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保障、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队礼仪与奖惩措施等方面的重要史料，论述了统率军队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指挥员应具备的条件。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也非常重视。
作为我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汉代司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唐李靖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宋代以来，《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
《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早在1600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定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
2.军事思想
（1）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司马法》对讲仁义、无战争的先王时代十分推崇，《仁本》篇说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又说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弥兵寝，圣德之治也”，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但是，《司马法》并不反对蓄养军队和进行战争，“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用政治难以达到目的时，就使用战争这一特殊手段，即先“以土地刑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悦诸侯，以谋人维诸侯。”如果上述五种方法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兵车服诸侯”。然而，进行战争是有前提的，即“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认为对于不符合仁爱原则的行为必须用战争手段来抑制，用战争制止战争。
春耕秋收之际征战，势必有违农时。严寒酷夏之际出征，势必困顿士卒，所以要选择适当的季节进行征伐。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司马法》提出了作战原则：“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交战时，要“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终，是以明其智也”。同时，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2）以礼治军的原则
以礼治军是《司马法》中的重要内容。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出师、旌旗、誓师、献捷、献俘等。例如，出师征讨，不仅讲究时令，而且要名正言顺。春天生育万物，秋季万物成熟，
都不适宜征战，所以“春不东征，秋不西伐”。出师时还要举行祭社、造庙仪式，“兴甲兵以讨不义，巡守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衹、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某国，会天子正刑”。在军中，将帅与士卒、上级与下级有严格的礼仪来规范尊卑位次，但在特殊情况下则有特殊规定，但“介者不拜，兵车不轼，城上不趋，危及不齿”，即身穿甲胄的武士见到长官可以不跪拜，乘兵车的人不需抚车轼向尊者敬礼，在城上守卫的人见到尊者不必趋拜，在危急之际不必向尊者启齿问候。这些规定的目的，意在避免因礼仪而耽误战事。战争胜利，凯旋而归，要举行盛大仪式相互庆贺，这是每次战后必要的程序。《司马法·天子之义》：“得意则凯歌，示喜也。”军队班师后，国君登上专门修建的高台，答谢百姓的辛劳，并举行仪式，宣布偃武修文、休养生息，表示人们从战争时期又走向了和平时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
（3）备战、慎战的军事思想
《司马法》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要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战前要周密计划，“主固勉若，视敌而举”，其旨意是针对敌情变化，因地制宜，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等各种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战术，最终战胜敌人。“视敌而举”的前提是观察敌情，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灵活地运用战术，“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
（4）治军与治国区分有别
《司马法》提出了治军的规律，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其根本宗旨，是要区分治军与治国的不同。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万万不能搬用于军队，同样，军队的法令条例也不能移作治国的工具。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在军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释，兵车不式”，也就是说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司马法》提出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认为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赏不逾时，欲民速得力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
（5）注重将帅修养
《司马法》强调将帅除善于领兵外，还应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关爱士卒，“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同时，对部下怀德，尊重部下，才能取得士卒的信任，“凡战，敬则慊，率则服”。此外，将帅还应有谦让、严明、果敢、负责等品质，做到“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也就是说，身为将帅，要谦逊自处，战争获胜，功劳归功于大家；战争失利，过错归咎于自己。
（6）“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司马法》有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在战争中“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他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互为轻重。”因此，在他看来，掌握战争规律的关键在于处理好“轻”、“重”两者的关系，做到有主有次，主次分明，才能抓住重点，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同时认为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此外，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要善于相宜而用，“轻”、“重”有节。
（二）《吴子》
1.简介
《吴子》又称《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是一部兵法著作，《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近五千字。历史上曾有人据此认定《吴子》一书为伪作，这是没有根据的。在战国末期，《吴子》已经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说明在汉代《吴子》与《孙子兵法》一样，流传也很普遍。至于篇目之差，可能是由于流传过程中亡佚所致。《吴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代的《武经七书》本。后世版本，如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四库全书》本等，均源于宋本《武经七书》。
《吴子》是吴起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成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吴子》多为与魏武侯的对话和吴起本人的语录，《图国》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亲民用贤等国家大计；《料敌》讲判断敌情；《治兵》讲进军、作战、训练、指挥等事情；《论将》论述将领之素质；《应变》言战场之各种变化及应变原则；《励士》则是论赏罚，偏向于用“赏”的办法来激励将士。《吴子》是继《孙子》以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兵学论著，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该书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至今仍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2.军事思想
（1）倡行正义的战争观
《吴子》对于战争的性质做了有益的探索，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提倡正义之战，反对穷兵黩武。《吴子》提出战有五因，兵有五类，即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将战争分为五类，即禁暴救乱的“义兵”，恃众凌弱的“强兵”，因怒兴师的“刚兵”，弃礼贪利的“暴兵”和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逆兵”，针对不同的战争，采取不同的措施：用礼驾驭“义兵”，以谦逊驾驭“强兵”，以言辞驾驭“刚兵”，以谋诈驾驭“暴兵”，以权力、权变驾驭“逆兵”。
（2）“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
吴起主张政治与军事并重，认为治国之道，文武并重，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对内要加强和巩固政治统治，只有首先在国家、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充分赢得民心，才能对外用兵；对外强调积极备战，组织一支勇敢强壮、具有各种军事才能，愿意为国为民效力的军队，以利进行兼并战争。所谓“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
（3）兵不在多，“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
《吴子》认为，战争胜负，不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数量，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支有精干的指挥官、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卒、有统一的号令、有严明的赏罚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因此，治理好军队，首先要教育军队严格执行命令，做到 “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其次，“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着力提高士卒的作战能力，教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熟悉阵法，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达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效果；再次，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举有功而进飨之”，“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同时，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
此外，《吴子》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良将除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理”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掌握气机（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地机（懂得利用地形，据守险要）、事机（懂得使用间谍和计谋，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制造、加剧其内部矛盾）、力机（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加强其战斗力）四个关键的因素，还应有威、德、仁、勇的品质和作风，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
（4）知己知彼、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
《吴子》继承了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强调军事将领必须了解和分析敌情、我情、天时、地理等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注意捕捉战机，做到“击之勿疑”、“急击忽疑”、“避之勿疑”。《料敌》篇先从齐、秦、楚、燕、三晋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民的心理、性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作战特点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由此，《吴子》得出结论，认为要审察敌军的虚实，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敌方远来立足未稳、粮草匮乏、气候不利、主将离军、上下不和等七种情况下，可大胆进攻；而遇敌地广人富、武器装备精良、有外援帮助等六种情况，则不宜出战。而在《应变》篇中，还具体论述了在仓卒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据险死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制胜策略，例如敌军勇武善战，人数众多，又据守险要，粮草充足，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诱敌出战，分兵合围，加以歼灭。
（三）《六韬》
1.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