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四部谴责小说的合称。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行将瓦解，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受到新情况、新问题挑战的条件下出现的。文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人们行为方式上的解构和反叛。这些作品直接以社会上的种种弊端构成情节矛盾，把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拿出来示众，用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语言表示自己对这类丑恶现象的憎恶，以激发人们改良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官场现形记》原书署“南亭亭长著”。南亭亭长即李伯元（1867—1906年），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3岁时丧父，由曾做过山东道台的伯父抚养。擅诗文，少年时代高中头名秀才，后几次考举均落榜。1896年到上海办《指南报》，后来又主办《游戏报》《繁华报》。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陆续写出了《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文明小史》六十回等书。
《官场现形记》是清末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全书共60回，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相仿，以人为骨，串联而成。作品借清末官场为表现对象，描述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旧官场之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其中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时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一）内容简介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击社会黑暗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清末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气。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以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他们为升官而不择手段，蒙混倾轧，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晚清官吏的丑态图。
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们的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有不同，但都“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举人出身的王仁开馆授徒，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他说只有读书才能当官，而这当官的好处则十分诱人：“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鸣道。”这些是上不得台面的话，而他居然堂而皇之地拿到课堂上宣讲，且振振有词。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思想教育熏陶下的门徒，除了祸国殃民之外，还会有何作为。“读书科举而仕”本是封建社会官之“正途”，但“正途”尚且如此不堪，何况其他。最严重的则是捐官，即用钱来买，按官阶定价，不问买方出身来历，是否有才能，只要肯掏得起银两，即可做官。为铲除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起义而出台的另一个为官之道，美其名曰“军功”，即用官位当奖品颁发给打仗立功的人员。而这些有“军功”的人大多是靠着屠杀百姓、镇压起义的刽子手。他们虽各有特点，手段各不相同，但其本质无不是鱼肉百姓，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一部《官场现形记》正是一幅封建社会的官僚百丑图，曲妍尽态，呼之欲出。
（二）一幅清末官吏的丑态图
作为清末最早最有影响的谴责小说，其作品中没有—个中心人物和一个中心事件，而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作品旨在揭露和谴责晚清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书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吏，这些人有文官也有武将，职位、品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千里为官只为财”。为了钱，他们贩卖人口、克扣军饷、滥杀无辜、鱼肉百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钱，他们不顾礼义廉耻，将人性抛诸脑后，“金钱至上”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保住冒骗来的官职，冒得官逼着17岁的亲生女儿给上司做妾，任人糟蹋；瞿耐庵的老婆为了让丈夫升官发财，竟恬不知耻地拜湍制台十几岁的小姐做“干娘”；浙江署理抚台付理堂，旧衣破帽在身，表面廉洁奉公，实则受贿卖缺，当了一次副钦差，就赚了几十万两银子；胡统领“剿匪”，更是《官场现形记》中描写统治阶级残害百姓最深刻的篇章。原本没有劫匪的严州，只因城里出了两桩盗案，胡统领就虚张声势，率领大队人马前来搜掠抢劫，将村庄洗劫一空，并与地方官勾结，逼迫百姓送万民伞，然后奏凯班师，赚得个“破格保奏”。除此之外，小说还着力描写了这些欺压百姓的官吏在洋人面前奴颜卑膝、妥协投降的丑态等等。《官场现形记》对晚清的官吏做了比较全面的揭露，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意识，同时开拓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之风。但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坏官变好官，天下就太平了。而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也是想让官吏读后“知过必改”。这种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改良，显然是行不通的。另外，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诬蔑攻击也是这部作品的不足。显然，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著书立说的。在艺术表现上，作者善于通过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把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集中起来，运用讽刺和夸张的手法进行渲染，有些细节描写真实生动。但是，由于头绪繁杂，缺乏故事的完整性和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所以给人的印象不够深刻。
（三）一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开拓
《官场现形记》现实主义风格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题材选择与组织的实录性。我们常把某些现实主义的态度广泛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称为“生活的百科全书”“一代诗史”“社会风俗史”，那么将《官场现形记》称为晚清官场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官场丑行的“百科全书”应是毫无愧色的。
《官场现形记》对于官场的种种龌龊卑鄙、秽恶无耻、昏聩糊涂的丑行恶德的真实记录进行艺术的集中和突显，昭示于读者面前，并从理性的高度予以观照，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作家以生动的形象表明，上至最高统治者“老佛爷”，下至中枢重臣、封疆大吏、抚道知县，直到典史、师爷等佐杂底层，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统治分崩离析、病入膏肓的末日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场现形记》的许多材料有所来历，但它毕竟是小说，若仅仅拘泥于书中史料的“索引”，往往导致诸多误解。而且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儒林外史》是士流中人自讽儒者之奇形怪状，作者身为士人，熟悉内情，因而凡所叙述，“独多而独详”；而李伯元自己并非官场中人，“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加之《官场现形记》最初是在《繁华报》上连载发表的，作者边写边刊，而且不少是急就章，艺术上难免粗糙。作者自己也曾说过：“未作《官场现形记》之先，觉胸中有无限蕴藉，可以借此发抒，迨一涉笔，又觉描绘世情，不能尽肖，颇自愧阅历未广，倘再阅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语出《谭瀛室随笔》，见《李伯元研究资料》109页）。关于这一点，胡适先生的评价还是很公允的：“虽然有过分的描写或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官场现形记》在艺术风格上同时具有讽刺小说和社会批判小说的双重特点，因而在表现手法上，冷峻的再现性描写是《官场现形记》现实主义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论及《官场现形记》的艺术风格，人们往往以《儒林外史》与之比较。鲁迅先生格外推崇《儒林外史》，他认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确实若以“婉而多讽”的标准来衡量，《官场现形记》未可算作成功的讽刺小说，然而以此来衡量其小说艺术上的优劣，似又流于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