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迁都阻力重重
盘庚迁都的原因极为复杂，不仅涉及到商王朝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也牵扯到其与周围各诸侯和方国的关系。总之，在内外诸多矛盾交织的背景下，迁都绝非易事。仅就迁都这件事本身来说，就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显示，自汤建国起，商代已是农耕经济，发展到盘庚时期，商代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已不再是先商时期逐水草而居的游农时代。因而，这时的迁都也就不再像先商时的那种具有部落流动或方国转移性质的迁徙那样容易——先商时期的迁徙可以即行搬迁，毫不犹豫。如林之奇所说：“盖古者邑居无常，择利而后动。其宗庙、社稷、朝市之制，简而不伙，约而不费，故不以屡迁为劳也。”也就是说，那时需要迁移时，不需要兴师动众搬迁，程序很简单，可以马上行动。
汤建国以后的商代都城，已具备了真正的都邑性质。从多年来发掘出的殷墟和其他几处商代遗址的都邑规模、贵族墓葬及各种作坊遗址来看，商代已是典型的农业定居国。以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为例，一为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一为盘庚迁殷后的后期都城遗址。二者面积都相当大，郑州商城总面积至少为二十五平方公里，安阳殷墟面积在三十平方公里左右。两处都发现有大型的宫殿建筑群基址、大型墓葬区、众多的居民点及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郑州商城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有铸铜、制陶、制骨三种。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两处，分别在紫荆山北和南关外，其中南关外遗址面积最大，达一千多平方米。安阳殷墟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有铸铜、制骨、制玉三种，其中铸铜作坊遗址面积最大的达一万多平方米。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商代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且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商代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作为商代社会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地位至关重要。在商代、商王和民众都极其关注农业，《盘庚》篇中就有“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的记载。甲骨卜辞中亦有许多关于耕作、收获、卜问年成及卜雨的记载。而且商代农业是比较发达的，因为据古文献记载，商人有好酒之风，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对此也作了最好的诠释，几乎所有的墓葬（除非正常埋葬外）不管大、中、小型，都有酒器组合觚和爵。这说明商代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喜欢饮酒，否则的话不会以酒器作为随葬品。如果商代的农业不发达，怎么可能有大量的盈余粮食用以酿酒呢？从以上材料，我们不难看出商代社会的经济性质及都城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迁都本身就是极为麻烦和困难的，单就在新都重建各种公共设施，建造宫殿、房屋，开垦荒地而言，都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除迁都本身的困难外，盘庚迁都还要克服由此而引发的诸多内部矛盾与冲突。首先，在迁都中利益损失最大的是大贵族，他们必然的强烈反对迁都。大贵族们在旧都长期聚敛财富，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后汉书·郎传》中有“祖辛以来，民皆奢侈”的表述。一旦迁都，贵族们必然会蒙受巨大损失。因此，他们“协比谗言”，以“浮言”惑众，煽动平民一起反对迁都。这些大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的特权给盘庚迁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阻力。
其次，迁都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平民的利益。虽然盘庚时期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由于贵族聚敛财富、发动战争而变得日益尖锐，平民的处境不断恶化，遭受的剥削也日益加重。但是，要他们抛弃家园，抛弃经过精耕细作已具备相当肥力的熟田，颠沛流离，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垦荒地，建设家园，同时还要不可避免地为大贵族服劳役，修筑宫室……这不能不让他们生心疑虑。尽管从长远利益考虑，迁都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缓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也有利于平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但从眼前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的利益也确实会受到一定损害。
大贵族谗言惑众，平民不明真相，必然会随之反对迁都，诚如《尚书·盘庚中》所言“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盘庚认为他们是受到别人的鼓动才会那么做。再者，当时的奄地并非到了非迁不可的境地。从《盘庚》篇记载的大贵族淫逸、苟安、不愿迁都的情况看，绝不是因为奄有迫在眉睫的兵火之危而不得不迁都，否则的话，贵族和民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顺从盘庚迁都之举，而不是如此强烈地反对。
（二）盘庚的果断决策
既然迁都决心已下，盘庚首先派人认真选定了新都的地址——北蒙（在今河南安阳西）。这里正好地处商朝疆域的中部，且形势险要：左有孟门关（在今河南辉县），右有漳水和滏水，前有大河可供航行，北有太行山作屏障，是号令天下的理想之地。接着，盘庚立刻颁布了迁都令。但是，迁都的命令遭到了不少上层贵族的反对。他们有的假装要维护祖宗的宗庙；有的说都城由奄向北蒙迁移是西迁，不吉利；有的甚至煽动一些平民出来请愿闹事。盘庚于是果断地宣布：“迁都的事我已请巫师多次卜算过，是顺应天意的，也有利于国家安定和百姓幸福。我的决心已定，谁再反对，将受到严惩！”于是，盘庚终于将商都迁到了北蒙，并且很快将这里建成了商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取名为“大邑商”。盘庚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使商王朝得到了中兴。盘庚在位二十八年，他之后，商朝又经历了八代十一个王，却再也没有迁都。由于商都大邑商边上有一块商王的田猎区名叫“殷”，因此，也有人将商都称作殷，或殷都。在商朝灭亡以后，殷都就被废弃了，因此人们又称这里为“殷墟”。
《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三次讲话，完整地记述了迁都的经过。《尚书·盘庚》三篇，是对“众戚”“众”“百姓”和所谓“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的训话。因为当时人民不愿迁徙，纷纷反对盘庚的迁都计划，他才会集合民众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用温和的语调安慰他们，时而用严刑加以威胁，时而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加以恐吓。例如盘庚对商王族“在位共政”的“众戚”们说：迁都的计划遭到了反对，是由于你们贵族当政者对公社农民众人进行了煽动。我会向你们证明，我迁都的目的是继承先王的基业，以平定四方，我将仍像先王一样任用旧人共事（“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同时，我还劝告你们不要欺负老成人，也不要欺侮弱小孤苦的幼年人（“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我警告你们，以后要做好分内的事，不要再散布流言，否则我将不客气地处罚你们（“罚及尔身，弗可悔”）。他对“众”即公社农民则说：你们不应该不体谅我（“汝不忧朕心之攸困”），而听信坏人的话（“恐人倚乃身，遇乃心”）；在我的朝廷中有了乱政的人，贪图横财（“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而我所以迁都正是为了让你们的生活安定，并不是因为你们有罪，要惩罚你们（“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他威胁那些胆敢再度反抗的民众说：我将要把你们杀了，不让你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中（“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久安定你们的家（“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将迁之时，盘庚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应施惠于民。盘庚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巩固了王位。商代前期，王位纷争造成商王的权威被削弱以及贵族的势力膨胀，通过迁都削弱贵族实力，是商王的惯用措施。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都时的阻力主要来自贵族，盘庚利用“天命”和“先王”两面旗帜对贵族发出威严警告，迁都后更是进一步强调：不管与商王血缘关系的远近，获罪者处死，立功便封赏。迁都还可以避开一些小国和少数民族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盘庚又对异性贵族和地方长官说：现在我来开诚布众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我并不是把罪过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一起对我表示不满（“尔无共怒”），互相联合在一起来毁谤我个人（“协比谗言予一人”）。我迁都是为了恢复我们祖先的行为（“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安定我们的国家。我将努力地提拔你们作助手，你们也要开诚布公怜悯我们的民众（“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我不会任用爱财的人，你们若能共同谋生，养护人民，能为人民的安居而操劳，我就嘉奖你们。现在我已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你们，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也不许任何一个人不服从我（“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从这些讲话中，可以进一步证明，盘庚的迁都，与奢侈、河患、外寇、地力衰退和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关系并不大。其实，探索这个原因，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只要联系盘庚迁殷前的社会矛盾，只要结合《盘庚》三篇的含义，还是可以找出线索的。例如，盘庚在讲话中说道：“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来迁都呢？”我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要恢复我们祖先的德政，重新振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必须积极地向着这一目标前进，老老实实地建立新的秩序。
他又说，这次迁都的目的是“绍复先王大业，厎绥四方”，就是说，是要继承并恢复先王的伟大事业，使天下安定。在这里，盘庚把迁都的原因归于“恭承民命”，当然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但是结合盘庚之前的“九世之乱”看来，重新建立奴隶主商王朝的新秩序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此时盘庚看到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已经到了无法互相融合的程度，而且他还看出这一斗争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导致“殷降大虐”，即殷王朝的统治有覆灭的可能。盘庚之所以如此力主迁都，主要是想通过迁徙，削弱那些具有争夺王位实力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统治力量，进而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