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壮举除了他特有的才华外，还与当时的各种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历史背景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发生在世界变革“序幕”尚未拉开的15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在宋朝以前，我国的海外交通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宋元以来我国海外交通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些都成为大明王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良好前提条件。
中国在唐代以前的对外交通以陆路为主，进入宋朝以后，特别是到南宋，就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路交通为主。到元代又开创了对外海路交通史上的新局面。
1.经济重心的南移
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渐渐发展起来，这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到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经济由于战争的原因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非常萧条。而这时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相对安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使得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江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成为全国的经济命脉。
2.科学技术的进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造船工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上罗盘针在航海上的运用，这些都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技术保障。指南针的运用使得航海的速度加快，航海的安全性增加，这就大大推动了我国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
3.海路交通比重的变化
此时，中国的陆海交通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侧重于海路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到南宋偏安于江左以后，中国和西方的陆路交通几乎完全断绝，此时海路交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元朝政府加大对海路交通的投入，先后在泉州、广州、温州、杭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等七个港口设置了市舶提举司，用于管理海外贸易。
总之，由于海陆交通比重的变化，在宋元时期，中国通过南洋地区、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地区的海路已经畅通无阻，商船往来频繁。随着东方与西方之间海路的畅通，为后来郑和下西洋航海到达阿拉伯以至东非地区打下了基础。宋元时期海路交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进步都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二）社会背景
中国在明代（1368—1644年）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世界。
郑和下西洋期间正是明朝的“永乐盛世”年间，当时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当时的皇帝朱棣，算得上是一位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除了推动郑和七下西洋外，还命令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编纂了《永乐大典》，并迁都到北京，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疏浚了大运河等。明成祖能够审时度势，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并且依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此时明朝虽然强大，但在陆上和海上两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因此此时明朝的对外政策调整为主动防御。陆上实行迁都、亲征漠北；海上主要是派出了郑和船队，通过海上的航行，威慑和打击倭寇的反动势力。明朝开始一步步加强国内的安全防御，并且开始发展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
明成祖能够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相互往来的关系，他制定了合理的对外政策，稳定了周边国家，力争使国家能够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明朝除了坚持“厚往薄来”的对外政策外，永乐一朝更是积极推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不仅要将中华民族的文明远播于海外，还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奍分，就是所谓的“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义”。郑和下西洋的举措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航海而进行的，而是依据了当时的经济形式、适应了当时的对外天放政策，是为了使中国与海外诸国的邦交在宣德朝能有更进步的发展。
（三）地理环境
自古以来，海洋中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而且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海洋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远古时期就和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洋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乃至衰落都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是在太平洋的西北部，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紧邻的是辽阔的海域，因此要想加强与海外的交流，航海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到了明朝雄厚的经济实力，领先世界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技术使永乐大帝能够把对海外各国奉行的对外方针政策付诸实施。因此，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的航海壮举，出现在了15世纪初期的历史舞台之上。
（四）世界背景
明朝在永乐年间，正处于“倍于往时”的盛世局面，而亚非诸国却相对落后。亚非诸国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奠定了其产生对中华文明强烈需求的社会基础，而郑和下西洋，正好提供了这一契机。
1.社会发展阶段上
此时的亚非国家大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时期，有的甚至未开化。他们社会发展缓慢，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指引，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很少有往来，因此无法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像古里国“其位以女腹为嫡，传之姐妹之子”，还带有很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
2.政教刑法上
亚非的很多国家都没有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仍是带有原始性的部落习俗。虽然一些国家还设有国王，但是这个国王是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的，而是类似于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因此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一套相应的君主制度来确定国王的权威和地位。
有文献记载，占城国“其王元日沐浴，用人胆以和，部领献以为礼，谓云‘通身是胆’也”，用这样的办法来使得臣民畏服。还有一些国家在法制方面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如占城国“国有大潭，名曰鳄鱼，凡讼不决，令两造骑牛渡潭，曲者鳄鱼食之，直者屡过不食”；在爪哇国“其刑唯戮……杀人者，避之三日则原；即获者死”；真腊国在辨别盗贼是否偷盗的时候，就让盗贼把手放在油锅中，认为如果真的是盗贼，手就会马上腐烂；如果不是的话，手就会安然无恙。这是带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的一种刑法方式，是非常不科学的，但是这确实也是与亚非国家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是依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而制定的。
3.风俗习惯上
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亚非的一些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礼”这个概念，有些地方还普遍存在着“衣不蔽体、食不知味”的情况。一些国家还有“男女皆裸体，以布围腰”的状况，甚至于“男女皆祼形入池”沐浴的情况。而对于中国这个非常注重礼仪的国家来讲，这些做法是非常违背常礼的。郑和的船队在所经过的亚非国家中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和礼仪，使得这些未开化的国家接受了中华礼仪的熏陶。
4.日常生活方面
当时亚非的一些国家完全是原始部落杂居，有的还有生食的习惯。有“鱼非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的奇怪习俗。即使亚非国家中有一些稍微显示出了文明，比如琉球国、锡兰山国等，但也只能说他们是处在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与赫赫中华相比，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亚非国家人民身处闭塞、落后的环境中，生活只是基于满足日常温饱的最低需求。但是，人类具有向往发展的本能，一旦受到外界丰富的文化环境影响时，就会极大地激发这种本能的发展。郑和下西洋，到达了亚非很多国家，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去了文明的生活习惯，也带来了亚非国家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