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始终，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其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邓小平理论有效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最为宝贵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都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和不断解决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众多问题，但最基本的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最早完整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然中国化以及怎样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后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从毛泽东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以下内涵：（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具体的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即“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上述内涵中，基本也是核心的内涵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涵义，其他涵义都是这一涵义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再次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涵义，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2.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辩证统一关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义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的最基本的问题。
理论与实际，按其本性来说是应该而且必须相结合的，二者不应相互脱离。革命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斯大林对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内在联系，充分反映了二者有机结合的必然性。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充分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和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社会主义事业就兴旺发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断创新，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从本质上说，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它能够对客观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又是革命的，根植于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它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正是这种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必须紧密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身上也获得了鲜明体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比起工人活动家，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素质；而比起当时那些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家，他们则具有强烈的实践愿望和经验。这种双重的优越性，使他们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从而使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内在要求，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
3.对待理论与实际的态度
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条件。而正确的态度往往是在同错误的态度相比较、相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对待理论与实际的错误态度，后者是对待理论与实际的正确态度。
主观主义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把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反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其特征是：把理论当教义，视书本为圣经，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反对从实际出发；对理论只知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反对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把真理看成主观自生的东西，不愿调查研究，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条主义者表面上重视革命理论，常常满口革命言词，但实际上却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活的灵魂。教条主义者推行主观唯心的工作指导，对革命和建设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经验主义在表现形式上与只重书本、不顾实践的教条主义相反，它片面夸大经验的作用。其主要特点是：只要感性经验，不要理性认识；拘泥于局部经验，坐井观天，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夸大为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在实践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盲目、偏执、狭隘、保守，对革命和建设同样具有危害性。
很显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殊途同归，作为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它们都违背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因此，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对待理论与实际的正确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思想路线也就是认识路线。理论是否与实际结合，归根结底是个认识路线问题。实事求是要求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实事求是的本质要求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作为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都体现了科学求实的精神。在理论方面，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它既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根据时代特点、客观实际创建理论体系并随着实践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又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理解精神实质，把握其一般原理及其各部分的具体原则、观点和论断，特别要掌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断章取义，肢解歪曲，反对片面理解和随意附加。在实际方面，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中国的实际有深入的、透彻的认识和了解。它要求经过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的今天、昨天和前天，在充分把握国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建设的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探寻中国革命、建设的内部联系及其规律，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总之，实事求是的态度应体现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要求把二者紧密结合，做到“有的放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毛泽东讲的“有的放矢”，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马克思主义学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这一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都始终伴随着这一问题。正是经过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解决，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
1.革命时期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一个反复探索的过程。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正反经验的基础上，才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主观主义，其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当时，在我们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并未消化，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常常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相反，一些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出身的党员，却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往往满足于自己的经验，当他们误用了自己的经验时，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特征是把理论与实际相分裂，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特别是教条主义，危害性更大。犯教条主义的人，嘴上时时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很容易迷惑、吓唬别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邓小平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党才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教条主义得到彻底清算，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日益成熟。
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切充分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2.建设时期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碰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关系问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再一次摆在全党面前。革命时期，“相结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建设时期，“相结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历史告诉我们，与革命时期相比，在建设时期解决“相结合”的问题，可以说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曲折性更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几经曲折和反复后实现的，最终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57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课题和新任务。从1957-1976年的20年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党的八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成果。但是后来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内乱，严重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再次陷于困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战争不可避免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从“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封闭”到“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到“一主多种”的生产关系，等等，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将随着实践的发展继续向前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还需继续向前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大理论成果。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这一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这一切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坚持这种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3.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反思
经过以上对我国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回顾，使我们不难看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确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需要不断解决，本身就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很不容易，但“不容易”还有更深刻的内涵，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正确对待实际。做到这两个“正确对待”确实不容易，但这又是必需的，是“相结合”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解决不好都不行。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说过，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说理论和理论工作不重要，相反，应高度重视理论。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毛泽东也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再次，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根本的还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我们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有深刻的经验教训的。因此，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显得极为重要，它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条件。
正确对待实际，首先就要关注实际、了解实际。正确对待实际，主要是解决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会关注实际、了解实际。为此，应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认真开展对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的调查和研究。其次，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实际情况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和总结，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还在理论与实际的互动，即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的互动，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更高要求，目的是要达到实际问题的切实解决和理论的创新发展。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联系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切实解决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并上升为新的理论，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互动的根本意义。
如果说正确对待理论和正确对待实际很不容易的话，那么理论与实际的互动就更不容易了。理论与实际的互动，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而且使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高境界和真谛所在。
三、邓小平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不解决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投向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时，不能不分析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对解决理论与实际关系的突出贡献。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最大贡献。邓小平其所以能作出这一贡献，就在于他深悟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1.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早在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我们党就是以此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和繁重任务，邓小平更是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在总设计师的各项决策和全部工作中，成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作风和鲜明特征。
邓小平其所以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源于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邓小平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邓小平熟悉党的全部历史，深知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普遍真理和结合本国实际，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邓小平理论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经验总结。
邓小平其所以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和运用。邓小平具有深厚的哲学智慧。“照辩证性办事”，是邓小平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际，这些关系的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无不受哲学思维的影响和制约。邓小平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照辩证法办事”，充分把握理论与实际的互动关系，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
2.善于把握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善于把握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邓小平深悟理论与实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地对待和把握理论。这个方面处理好了，实现“相结合”就有了前提。
邓小平善于把握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突出体现在他讲的“学马列要精”上。“精”，绝不是单纯的“少”，更不是越少越“精”。“学马列要精”，一是指要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尤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精髓；二是指要掌握基本原理和根本观点，比如生产力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等。而最普遍的东西就是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就是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光辉典范。
3.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
邓小平不仅强调“学马列要精”，而且强调“要管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这是邓小平深悟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又一重要体现。如前所述，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普遍真理和结合本国实际两个方面，强调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管用”、解决实际问题，是最终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和最终体现。
“要管用”，就要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以求真务实著称的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化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仅重视实践创新，而且重视理论创新，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和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