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邓小平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都贯穿着原则与方法这一关系，体现着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相结合这一特色方法的广泛应用。
一、经济建设中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应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转移，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如何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是着眼于在既定的环境条件下设计出最好的方案，用邓小平自己的说法就是：“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邓小平把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运用到许多重大经济建设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1.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反映了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坚持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我们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保证改革和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是他的一贯态度。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原则，主要是因为：首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决定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形态选择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的。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样也是由当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只有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才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也只有公有制经济不断得以发展和巩固，才能确保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公有制的建立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局部、各个部门有了共同利益，不仅可以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之稳定、协调发展，而且还可以集中统一利用各种资源，有效使用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方向。其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以，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在谈到特区时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来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可见，特区姓“社”不姓“资”的重要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不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甚至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最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国的生产力能以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合理的速度发展，以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快地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我国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才能保证我国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置于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之下，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协调发展，才能为实现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必要的物质和体制条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得到保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为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强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是在所有制中我们所采取的灵活方法。
我们之所以可以采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法，源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这就必须从生产力的现状和发展要求出发，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存在。这也是不能动摇的。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最终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法具有客观必然性。首先，采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所决定的。总体来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且呈现出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生产力的这种布局在客观上就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与之相适应，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只有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经济搞上去。其次，采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法，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因为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多元的市场主体，利用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这些都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应该继续挖掘非公有制经济的潜力，并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贡献一份力量。
2.“先富共富”思想体现着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
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既坚持了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又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灵活方法，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共富”思想在社会主义个人分配制度中的表现，就是采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过：“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构想是邓小平针对平均主义提出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平均主义是按劳分配政策的大敌，它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劳动热情消沉，劳动纪律松弛，最后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左”的政策，邓小平才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使按劳分配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按劳分配的实质就是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衡量各个劳动者，依据劳动的质量高低、数量多少来分配消费品。而由于劳动者各方面条件的迥异，因而他们提供给社会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也就不同，收入自然也就拉开了差距。另外，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呈现多层次的特征，并进而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决定了各企业和个体之间客观上必然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导致他们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只能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因而采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灵活方法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合理的。
虽然采取允许、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部分人先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仅是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这一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坚持共同富裕是一条“大原则”，这条“大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邓小平和我们党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说：“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可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原则。”总之，在社会主义个人分配制度上，既要采取一部分先富的灵活方法，又要始终坚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
“先富共富”思想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表现，就是采取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法，通过先富地区帮助、带动落后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针对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过分注重“均衡发展”的状况，在区域发展的目标、手段、步骤等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即“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充分考虑地域差距，使东部发达地区先借着经济增长的势头加快发展，然后通过辐射和示范作用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推动各地区在增长的基础上协调发展，构建新型区域关系，实现全国各地区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采取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法，是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我国各地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加之历史的原因，经济发展始终存在不平衡性。只有让拥有便利交通条件和完备人才、技术、外资等优势的沿海地区发展快些，先富裕起来，条件差的发展慢些，逐步跟进，再通过中央财政的支付转移，通过地区间的技术和经济的扩散与合作，实现由不平衡到逐步比较平衡发展的转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虽然采取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规律，但是，这种“部分地区先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仅是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这一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在强调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一再重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构想。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和帮助政策。鼓励先富带后富，也是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如果贫困地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经济问题就可能诱发政治问题。因此，对于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综上，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既要采取一部分地区先富的灵活方法，又要始终坚持全国各地区共同富裕的原则。
二、政治体制改革中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应用
邓小平在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并重。政治体制改革事关一定社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念，必然需要一定的原则性来确保其稳定，使之不轻易动摇；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往往难以涵盖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又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这两种情况就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二者的统一对于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所要求的稳定性和突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是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统一的产物
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坚持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将这一原则僵化，而应以此为前提，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革新，不断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可见，改革我国政治体制并不是要否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为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完善。这就需要采取灵活的方法。
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救亡图存、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选择；人民民主专政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共同享有的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是目前我国惟一有能力领导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在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又始终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不断给四项基本原则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同时，邓小平在对我国传统政治体制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始终强调在我国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在他看来，只有推行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才会使四项基本原则落到实处，真正地得以坚持下去。
邓小平认为，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严重障碍。“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第一，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是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改革推向前进的标志。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制度问题主要是指具体的政治制度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从制度上根除“文化大革命”的隐患，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改革推向前进的标志。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主人，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不进行或搞不好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就会残缺不全或半途而废。因而，邓小平说：“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成功的保障。邓小平明确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扫清阻碍，才能进一步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确保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和每一个步骤，应该是有利于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偏离这个目标的轨道。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之后，邓小平一方面重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另一方面强调了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为保持社会稳定，邓小平经常提醒全党首先要考虑我们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用“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衡量，邓小平反复告诫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负责，满腔热忱地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区别不同情况，运用各种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可见，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需。
2.借鉴“西方好的东西”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
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对“西方好的东西”的借鉴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并以此作为我们决策的前提和依据。同时灵活运用“西方好的东西”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但“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可见，邓小平并不讳言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有不如他人之处。譬如，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上，邓小平就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要借鉴他人经验，改变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在干部选拔制度问题上，西方国家“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正是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目前我们国家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行政效率问题上，邓小平清醒地看到“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过分集权问题，西方国家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我们历史上“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权力过分集中恰恰是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由以上若干制度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不断地在对“西方好的东西”进行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吸收。
在强调合理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邓小平从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正确定位出发，一再强调：“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绝不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邓小平谈道：“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1987年4月，他谈道：“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邓小平同时警示我们：“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
在邓小平看来，坚持从国情出发同“借鉴西方好的东西”，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我国的政治制度，绝不可照抄照搬西方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体系中的部分。邓小平说：“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不断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民主形式，但要逐步创造条件。他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或许“经过半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3.政治体制改革方式的选取是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统一的结果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式的选取上，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条基本原则，又要在方法上选取那些符合我国国情的渐进式、谨慎的、不搞运动的改革方式。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头一条，一直受到邓小平的格外重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和反复比较中作出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苏联、东欧剧变向人们昭示：涣散或者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只会使改革走到改变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斜路上去。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时强调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从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出积极稳妥、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我国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那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只会使我国陷入一片混乱，无论是改革还是建设都无从谈起。
坚持党的领导，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在方式的选取上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坚持循序渐进、谨慎从事和不搞运动的灵活策略。
采取循序渐进这一策略是由改革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全面革除旧体制中的种种弊端，还要积极建立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新体制。无论是破旧还是立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同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还不是很高。这种状况决定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谈到民主建设时，邓小平说，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只能一步一步地发展。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即首先从条件比较成熟的方面做起，改革前一定要在试点、实验的基础上拿出比较稳妥可行的方案，尽量减少可能带来的震荡。这也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
采取谨慎从事这一策略的主要缘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因此涉及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稳，要慎之又慎，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这也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在具体操作时，要先从一两件事着手，从局部做起，随时纠正出现的错误和偏差，避免出现大的失误。
采取不搞运动的策略是由政治体制改革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从范围、深度和广度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的政治革命。这决定了改革不能采取革命运动经常采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且这场改革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而一举成功，只有在党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领导下逐步向前推进。邓小平说：“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只有通过循序渐进、谨慎从事和不搞运动的灵活策略，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三、祖国统一中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应用
祖国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一国两制”关系的处理方面充分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一国两制”是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统一的典范。
邓小平在构建“一国两制”思想时，对根本原则性问题，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毫不退让，显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胆略。而在统一方式和具体操作上则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体现出邓小平在处理棘手问题上的高度灵活性，“一国两制”表现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
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坚持根本原则不动摇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香港，到了1997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言词掷地有声，坚定的主权原则跃然纸上。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基本立足点时，邓小平总是寸步不让，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统一问题是个民族利益、民族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岛内有人闹独立，国际敌对势力也想插手台湾，阻碍我国的统一。这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他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这就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权力，条件比香港更宽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损害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台湾事务，明确指出“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在祖国统一的主体问题上，邓小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强调统一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大陆。1983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显然，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是整个国家的主体。实行“一国两制”，在坚持祖国统一这个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地绕过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社会制度上的对立、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等这些实现统一的难题，使统一可能为各个不同的阶级、政治团体、党派所接受。香港地区的制度不变，包括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只要香港承认“祖国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即可通过谈判途径，确立特别行政区，给予“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同时，邓小平强调“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实际上，五十年又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台湾回归祖国后，仍然实行原来的制度，但与香港又有所不同，这就是，“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机关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不在台湾驻军，并允许台湾保留军队，这一更宽松的祖国统一构思，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高度灵活性。在维护“一个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港、台的资本主义制度拥有了极大的活动空间。香港与台湾相比，既有它们共同的灵活性（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又有着它们各自不同的灵活性（如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和金融体制等，台湾的“三民主义”和可以保留军队等）。邓小平之所以给予香港和台湾如此充分的“自由”，其目的就是一个：继续保持它们的繁荣稳定。无疑，这也有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在祖国统一的方式问题上，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已明确采用灵活的和平统一方式，但保留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方式消除统一障碍的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的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综上所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处妙笔，闪烁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评价的：“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导下，在港、澳回归祖国的实践中，通过广大华夏子孙的努力，祖国统一与繁荣昌盛一定可以实现。
四、国家关系中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应用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对于把什么当作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潮流的今天，邓小平强调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将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妥善地解决了各种纷争和问题。
由于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极为复杂，使我国与有的邻国一直存在着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这类问题处理起来既棘手，又敏感，搞不好就会严重影响我国与邻国之间关系，甚至可能成为武力冲突乃至战争的爆发点。国际上这些争端一时难以寻找到双方的共同点，有时双方的认识差距又比较大，争论不休，直至刀兵相见，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这个问题也是邓小平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主张“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邓小平这种从现实出发，把有争端的问题先搁置起来，而对那里的资源进行合作开发、共同利用的做法，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向国际舞台的延展，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一个创见。他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具体针对的是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关于钓鱼岛，邓小平说，可以先把这个问题挂起来，如果这一代不能解决，也不要急，留给下一代去解决。要相信下一代人的智慧，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邓小平在1984年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得利。不用打仗，也不用好多轮谈判……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总之不能因这一问题影响中日友好的大局，这是更大的国家利益。南沙群岛是我国固有的领土，但后来几个国家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我国根据邓小平的新思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把维护我国主权和稳定周边这两个大局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维护国家利益、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路子。如果马上用武力把这些岛统统收回来，在目前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不仅会损害我国同邻国的关系，还会为某些西方国家利用，插手我国同邻国的关系，对我国的稳定大局十分不利。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主权，而是在解决主权问题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先不谈主权问题，进行共同开发，这样做可以避免“始终顶着，僵持下去，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的情况发生。同时，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都应有效的维护边界现状和边界地区的稳定和安宁，否则，就没有办法放一放。可见，主权要维护，但要讲究方法、策略，我们必须考虑长远、考虑全局，发挥高度的智慧，寻找适当的机会，采用适当的方法。
总之，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和难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