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通过对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入观察和分析，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新的科学判断。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势和矛盾、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败的历史事实中汲取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教训，并以此来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局势
20世纪70年代开始和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动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新的历史时期。第一，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尽管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依然存在，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但是，由于双方自身发展的曲折性，由于现代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联系，它们不得不并存、共处，依存于同一个世界，在国家关系上的某些方面不得不相互合作，甚至还可以相互借鉴某些对自己国家有用的经验。第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由于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使原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从而使原来的矛盾转变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在这一对矛盾中，尽管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决定了彼此间的对立和斗争不可避免，但是双方在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又不能不相互依赖，通过“南北对话”的方式来协调彼此间的矛盾。第三，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看，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经济国际化的空前发展，由此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使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依旧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发挥着作用和影响，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可能激化；但是共同利益又使他们走上合作与协调的道路，而不愿在激烈的对抗或抗争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后50多年来西方国家之间从没有爆发战争就是明证。第四，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来看。由于在战后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调整和变化，其突出表现是随着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协调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而增强了其应付危机和困难的能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某些改良措施进一步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普遍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从军事安全领域来看，战后核军备的发展，使战争的手段已经很难达到战争的目的，客观上成为自发制约战争爆发的因素；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经济安全”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第六，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看。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爆发了美元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的能源危机等的作用，导致资本主义于1973年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结束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逐渐丧失，西欧、日本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美国、欧洲共同体、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开始向多极化方向演变。第七，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信息技术革命先是在美国，接着在日本、西欧兴起，以后逐渐席卷全球。它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导致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一些国家的兴衰，从而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世界政治格局的突出变化就是从两极逐步向多极化转变。正是由于这些重大的变化，世界主题逐渐发生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分析，明确作出了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战略论断。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和平问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是指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发展问题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其涵义主要是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亦即邓小平所说的南北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局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那么，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论是否因此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呢？答案是没有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是江泽民继邓小平之后，在新的国际形势背景条件下，对当今世界、当今时代基本特征作出的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这是因为：
第一，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进入90年代前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战后持续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各种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开始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推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迅速发展，目前国际力量结构中的一超多强则是这种多极化趋势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随着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平因素也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在多极化格局的世界中，多种国际力量相互制约、相互均衡，不仅有利于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对霸权主义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而且可以对世界战争爆发起着牵制、制约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新阶段。经济生活国际化自18世纪、19世纪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就已出现。随着经济生活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以万计的跨国公司编织成全球性的网络，各国经济都成了世界经济整体的组成部分，苏联、东欧剧变更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经济体制和主要经济政策趋于一致；新科技革命更是提供了基本手段和物质条件；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范围的合作。经济全球化必将进一步加强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局面，各国间共同利益日益增多，从而促使各国走上既竞争与共处又斗争与合作的道路。
二、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二战后经过几年的恢复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73年的经济危机的出现才告停止。在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接近5%，工业生产和外贸的增长更快，均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随着1973年的经济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一黄金时期宣告结束，是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生产停滞、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不及60年代的一半，同时还伴随着失业剧增、物价飞涨、工资下降、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的滞胀状况，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82年才告结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停滞是一种增长性衰退，而不是绝对的止步不前。为了克服滞胀，发达国家放弃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而以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开始实行一套新的政策，包括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税，并对国有企业实行私营化，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限制工资增长等，所有这些措施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到80年代末，物价的年均增长率已下降到3%左右，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不超过2.9%。进入90年代，因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与应用，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促成了产业结构的变革和升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型产业越来越让位于知识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高度集约化，生产率水平进一步提高，知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更加多样化、灵活化。
总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战后50多年中，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经济周期性波动仍然存在，但总体上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发达国家在生产和科技方面继续处于领先地位，且产业结构先进，成为高度现代化和向信息化迈进的国家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科技革命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带来新的产业，提高了生产效率，促使社会生产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据估计，现在科技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达70%左右。此外，战后科技革命还具有缓和周期性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
第二，经济体制与经济社会政策的适度调整和改革。这些调整和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国内方面，调整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改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改变社会政策，由政府干预经济并对经济运行实行调节，建立福利制度。国际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较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调节机制，主要是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和国际贸易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一度严重恶化，但是发达国家间又通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相互协调。
第三，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竞争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优点，对自身进行了改造，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战后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极大地缓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在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下，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得到快速发展。三是对广大第三世界廉价原材料的掠夺性购买和利用，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战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
第一，周期性经济危机仍频繁爆发。统计资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仅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已爆发六次，而且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同步的，各发达国家无一摆脱经济周期性收缩的痼疾，其中美国经历了九次危机，西方七国的其他成员也都经历了六至九次不等。总的来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虽有所减弱，但后遗症有加重的趋势，它表现为经济增长长期乏力。
第二，多种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出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疾患大量地表现为结构失衡，几种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为：首先，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扩大，政府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其次，人员就业增长缓慢，结构性失业持续存在。这一问题在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的时期还不很明显，但是随着西方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产业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就业的消极效应就开始突出出来。再次，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加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另外，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如，贸易收支失衡问题。
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不是以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表明，所有这些矛盾、危机归结起来，无非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驾驭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虽然在战后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但是它绝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中，且继续积累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因素。
三、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几乎等于零，到1994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达20.1%，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中的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上升到21世纪初的29%，在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4上升到21世纪初的1/3，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饱受了挫折。
1.对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改造的得失
发展中国家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小生产者像汪洋大海，不少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农业合作社将个体小生产者纳入集体经济的轨道，以改造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在非洲，某些“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把合作社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只有合作化和集体化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因而大力发展合作社。最突出的是坦桑尼亚的“乌贾马村”运动，政府根据1967年的“阿鲁沙宣言”精神将分散在热带草原上的居民集中到一个新的居民点，即乌贾马村，居民在这里共同劳动，按劳取酬，但是由于它超越了当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实行平均主义，再加上管理不善，乌贾马村问题重重，坦桑尼亚的农业遭到巨大破坏，长期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邓小平非常关注非洲问题，1980年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在1988年邓小平对来访的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说：“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而科特迪瓦等国在改造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时，一般不采用合作社形式，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发展专业化商品生产，通过合同等形式，与国营或外资的大企业建立生产和加工、销售等方面的联系，使小生产者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
2.对外资政策上的得失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发展中国家开始接管外资企业，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了国有化高潮。无疑，它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吓跑了外国资本，使不少外贸企业迅速撤出，这严重影响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建设资金短缺问题。正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严加限制时，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资实行鼓励政策，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发展供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使经济迅速发展。从70年代初起，不少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由限制转为利用，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体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他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占据国外市场，掠夺海外资源，攫取垄断高额利润，他们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把那些耗能高、用人多、功效低的重化工转到发展中国家，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他们片面发展某些项目和企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产业结构单一化、畸形化。在拉美，如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为了实现工业化，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实行吸引外资和大规模举借外债的方式，但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出现及国际货币汇率的变动，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针对以上教训，邓小平认为，引进项目必须是能够带动我们自己的，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
3.在发展工业化战略中的得失
战后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实现经济独立，广泛推行工业化战略。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上升；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工业时，片面追求制造业的增长，追求制成品的出口，不注重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甚至用牺牲农业的做法来保证工业的增长。结果，工业的发展没有为农业的改造创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对农业发展的推动力，从而导致工农业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的发展次序上，不同的国家确立了不同的发展重点。战后，有些发展中国家仿效苏联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片面强调高积累、低消费，结果重工业虽有所发展，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却停滞不前，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如印度和阿尔及利亚。有些发展中国家实行替代进口战略，重点发展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品工业，忽视金属制品、机电和设备工业，致使这些国家大量进口，如拉美国家。在中东，这些石油输出国利用石油盈余资金，集中发展石油化工及与其相关的工业，但这仅是一枝独秀，其他工业仍然非常落后。邓小平在反思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战略和总结我国现代化的经验时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进入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上述不适应状况日益严重，他们为此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整，开始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
四、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本国执政党的领导下，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奋斗，积极探索，在战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1951年至1985年的35年中，苏联国民收入增长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6.9%；工业总产值增长13.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7.9%，超过了除日本之外的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国家的经济也获得较高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两项指标来看，1950年至1984年，保加利亚增长了14倍和29倍，匈牙利则为5.1倍和9.2倍，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南斯拉夫从1952年至1984年这两项指标分别增长6.4倍和13倍。
2.各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苏联在世界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37年不到10%，1985年上升为20%；主要由苏联、东欧国家组成的经互会，1985年人口不到世界的9%，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1/3。原来这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国，经过40多年的建设，已经逐步发展为中等发达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农业国。
3.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改善
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等）各国的人民在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等生活质量的标准方面，都基本上接近或达到、有的甚至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或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些国家的人民普遍享受着医疗、养老、就业等良好的社会保障，并且这些国家还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造就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但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是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苏联模式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在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官僚主义严重，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不少国家在经历了一段较快的经济增长后，或多或少地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的现象，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官僚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特权和个人专权问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从而引起部分国家群众的不满和抗议。1956年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80年波兰工人罢工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盲目照搬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比例失调、物品短缺、物价上涨等有关。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只有对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苏联自赫鲁晓夫至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性的改革，但改革都是在坚持中央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改革取得的成效不大。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但因受到苏联的干扰和反对，致使改革半途而废。苏联从80年代初开始，在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也逐步加大改革的力度，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的指导下，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苏联的全面改革，为东欧国家的深入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没有准确把握改革的方向，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试图照搬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政治理论和经济政策措施来解决新旧矛盾交织问题，不仅没能稳步推进本国的改革，反而使本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出现了逆转，丧失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果。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