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东方朔乔装成占卜先生在长安街上摆起一个占卜摊。由于其言语间充满智慧且不乏风趣幽默，一时间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然而奇怪的是，每个前来占卜的人所求的卦签上都写着“正月十六大火焚身”。顿时，在长安城里引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告知众人：“正月十五这天傍晚，天上的红衣女神将奉火神君之命下凡火烧长安城，若想避此灾难，把我抄录的偈语拿去给当今天子，或许他会有办法。”话音刚落，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众人拿起红帖，急忙送往皇宫并将此事禀报给皇上。汉武帝接过百姓送来的红帖，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汉武帝看后心中不禁大惊，于是他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听闻此事后，东方朔假意思索了片刻，便说：“听说天上的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女元宵不是经常给陛下您做汤圆吗？不如在正月十五那天晚上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另外再传令让宫中上下和臣民百姓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除此之外，还要通知城外百姓，正月十五晚上进城观灯，这样火光冲天、人潮攒动，从天上看下来好像满城大火，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汉武帝听后，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便传旨无论宫内宫外均依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往来如织，热闹非凡。而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地喊道：“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盼望已久的亲人团聚了。如此热闹了一夜，不仅长安城平安无事，人们也被这种热闹的气氛深深感染。汉武帝大喜，下令以后每年的正月十五全城挂彩灯、燃放烟火，家家户户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因为宫女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而正月十五这一天便被叫做元宵节。
关于元宵节起源的诸多传说故事，尽管其中一些缺乏考证，有的情节相对单一，人物形象也比较粗糙，故事的文学性也不够突出，但这些故事、传说为元宵节习俗起源提供了多种解说，丰富了岁时节令的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说随着人的走动被带到四面八方，随着故事的传播，习俗也渐渐被传说所到之处的人们接受，并与当地的风物结合，逐渐成为土生土长的风俗，这也为元宵节成为全民性的节日奠定了基础。
（二）元宵节的历史发展
在唐代之前，元宵节的说法尚未形成，元宵节这一天被称作“正月十五”或“正月望”，直到唐代后期才出现“元宵节”这一节日名称。作为元宵节的前身，正月十五这一天举行祭天、祭祖等宗教祭祀活动早在汉代已经开始。最早是皇帝祭拜天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流传至民间，发展为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家家户户祭天祭祖，祈求丰收和子嗣。
在祭祀活动发展的同时，燃灯的习俗也逐渐形成。此外，伴随着人们对于正月十五这一天的日趋重视，以及各地特有祭祀习俗的融入，早期单一的宗教祭祀活动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也便是元宵节的前身。
到了隋唐时期，正月十五这一天已经开始由宗教性的节日逐渐演变成为娱乐性的欢会——元宵节。最初的祭祀燃灯已发展成为热闹喜庆的闹花灯，在被箴规礼教束缚的古代社会，人们在元宵节这一天的夜晚走上街头观灯狂欢，淡化了身份界限与传统礼教，处处都是热闹的节日景象。
早在隋文帝时期便有相关的史料记载，《隋书·柳彧传》载柳彧上书隋文帝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乐，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淄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柳彧以靡费、男女秽行有伤风化等弊端，反对正月十五官民闹元宵，然而他的奏文却从反面描述了隋朝时民间元宵节狂欢的场景。人们“燎炬”、“鸣鼓”、男扮女装，戴假面具，表演杂技，尊卑不分，男女不避，内外共观，尽情欢娱。然而当时的风俗容不得风流放荡，似乎既不敦雅，又耗费钱财太多，素性节俭的隋文帝看不惯铺张浪费，得柳彧奏文后甚表同意，即下诏禁断元宵节闹花灯耍百戏。
但一纸诏文并不能禁断千年习俗，隋文帝死后，继位的隋炀帝一反其父所为，不但恢复了元宵闹花灯耍百戏，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中，多次于节日时微服前往观看并参与民间庆祝活动，把元宵闹花灯演百戏的狂欢节推向高潮。每年正月万国来朝，隋炀帝都下令将使者留至十五日，于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大闹元宵。在隋炀帝常居的东都洛阳，于端门外建国门内方圆八里范围内列戏场，入夜时彩灯齐燃，如群星灿烂，经过精心排练的各种大小杂技一齐上场，从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天亮，百官在路旁搭起帐篷，通宵达旦地观看，杂技艺人全部穿着太常配置的锦绣衣裳，歌舞艺人则大多穿着妇女的衣裳，以示滑稽，各类化了妆的演员达三万余人，为了配齐这些演员的道具，隋炀帝下令课京兆、河南民户制作，长安、洛阳两京官府仓库中的丝锦为此而用尽一空。隋炀帝不惜耗费巨资穷国家财力举办元宵灯会，穷极侈靡，其目的不仅在于追求享乐，还有威加四海、夸示四夷的用意。
到了唐朝，像隋炀帝那样穷国家财力举办灯会耍杂技百戏，虽被视为亡国之政，但并没有禁断民间节日歌舞风俗。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太常官员就拟借民间裙襦以充伎衣，准备端午节于长安玄武门观戏。当时任万年县县官的孙伏伽上书进谏：“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浮风，不可不改。”得到唐高祖的采纳，百戏散乐虽暂时被禁断，但元宵官民同乐闹花灯仍照常进行。正如诗人崔知贤作《上元夜效小庚体同用春字》诗：“今夜启城，结伴戏芳春。鼓声撩乱动，风光触处新。月下多游骑，灯前饶看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所记上元夜不仅有灯，而且有歌舞，人们观赏游玩直闹到天明。
唐朝不仅京师长安元宵花灯场景非凡，东都洛阳及全国各地也都官民同乐，盛况空前。《太平广记》记开元初唐玄宗于东都上阳宫观赏工匠毛顺心精心制作的大型彩灯，“灯为龙凤螭豹腾踯之状，似非人力”。随从的道士叶法善奏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州今夕之灯，亦亚于此。”据称，当日边僻之地的凉州“既睹灯影，连亘数十里，车马骄闻，士女纷委”，果然壮观。又牛僧孺《玄怪录》述开元十八年正月扬州元宵花灯之夜的情景有云：“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场面也同样辉煌。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后期，社会衰败，经济凋敝，藩镇割据，虽然人们的日常生活艰难困苦，但元宵花灯照样在闹。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师有灯恨不得观》诗云：“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街。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诗中既描绘了京师长安花灯满街的元宵盛况，也描述了乡间元宵迎赛紫姑神的仪式，可见上元节通宵花灯会的民间习俗终唐之世沿而未改。
到了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帝王为了粉饰太平，“与民同乐”，元宵节亲登御楼宴饮观灯，山楼上下，燃灯烛数十万盏。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新增的十七、十八两夜，最初限于京师开封府，据说是由两浙钱王进献给皇上的浙灯。后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所以民间流传钱王买了两夜灯的说法。宋朝时还有一则关于元宵灯会的轶事，即州官放火的典故。据《老学庵笔记》记载：田登在做州官时，忌讳说与自己名字同音的“灯”字，元宵节放灯是官民习俗，他也躲不过，但在其辖区内贴出的告示是：“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后来人们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来批评官员的霸道与专横。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不过灯节如其他聚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从正月十一开始，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作为市井生活重彩的元宵节更加热闹。清代以后，时至今日，元宵节更是发展成为中华传统节日，在人们的节俗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今天的元宵节俗相比古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较于过去繁多的节日习俗、庆祝仪式，如今的元宵节除了各地保留当地特色的庆祝活动外，很大程度上节日习俗已被简化为观灯、吃元宵等相对简单的庆祝形式。每逢正月十五这一天，人们最为盼望的莫过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美味的元宵，感受团圆美满、其乐融融的节日气氛。因此，在今天，元宵节更多地被赋予团圆的寓意，虽然节俗较以往有所简化，但仍为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传统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