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心灵最沉重的双重打击
他这颗坚强的心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和打击。
但是，1976年元旦一过，他突然变得闲下来，坐在宽街古老大院家里的厅堂中，他才感受到对他心灵的双重打击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
首先是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经过了最近的第六次手术，医疗组的大夫们尽了最后的努力，已经不存在别的希望了。元旦那天，医疗组已经作了周总理病危的通知，他悲痛的心已经做了准备，他不能过于沉浸在极度的1976年1月，邓小平主持周恩来总理追悼会。
悲伤之中，周恩来未竟的许多事，需要他接下去完成。
再就是矛头对准他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股风越刮越急，首先是一个多月前，让他今后只是“专管外事”。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与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1月2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又“靠边站”了，他知道，接下来的是人家又一次打倒他。
就在现在，大墙外隐隐约约传来广播那篇针对他的社论的声音。那是从不远处一个学校操场上的高音喇叭里传过来的。那篇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搞的是不点名的点名批判。“四人帮”炮制的社论编造说：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社论里传达出了毛泽东对他所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姚文元他们搞的社论顺杆上纲，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说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高喊着要继续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他就是在到处播发批判他的这篇社论声中，最后接见那两批美国外宾的。1月2日以后，他从报上看到又来了别的国家的客人，但没有安排他再接见外宾。
他最后剩下的“专管外事工作”的权，也随着这篇社论发表而被夺去了。他没有消沉，既然闲了下来，他也像在江西那座陆军学校的院子里每天转圈散步沉思一样，如今又每天在宽街这座王爷旧院里转圈散步，默默沉思着国家、民族和党的命运，沉思着国际风云变幻与世界格局……
当然，他首先是冷静地梳理着有关最近这场风波的思路。
革命群众在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中，将矛头直指“四人帮”。
邓小平婉拒毛泽东的提议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原来，在前年(1974年)底、去年初以来，毛泽东一直是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去年4月间，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江青一伙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批评和斗争。江青迫不得已作了书面检查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他还记得，那是5月3日的夜里，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再一次亲自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毛泽东明确地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这样搞呀？”
没过几天，毛泽东还找他谈话，肯定了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是说过去人们不敢惹江青，这种状况在政治局快要转了，毛为此而高兴。
他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并鼓励他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他也明确回答：“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
他又对毛讲：“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了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他就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
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批评江青。但是，他心里也在思考，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江青，不让他们一伙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毛又认为“江青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她和“四人帮”的错误认为“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他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抓整顿以来，已经多次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尽管出了林彪事件，毛泽东还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关键性的分歧就会使他与毛产生矛盾。
果然，1975年9月，毛泽东将侄子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担任联络员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毛远新很快就跟江青勾结在一起了。毛远新利用在毛泽东身边的机会，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毛的耳边说了一些挑唆性的话：“今年以来，有一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说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话触中了毛泽东内心的痛处，他立即警觉起来。毛泽东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站在江青一边反对邓小平。毛泽东开始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分错误是两个：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毛泽东开始认为邓小平等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派毛远新找他谈过话。因为有过思考，有思想准备，他提出了异议，作了有力的抗争。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四人帮”那伙人，真是亢奋、活跃极了，恨不得立即就将他打倒。
但是，毛泽东还有其自己的看法和打算。毛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毛泽东真是用心良苦，提出了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继续两人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以堵江青等人的口。
邓小平早有思想准备，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并不含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
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帮人转呈信件给毛泽东了，有些还起了好的效果，比如他帮转的有关故事片《创业》受错批的事。因而，这次也觉得情况属实，就帮转了。可是，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3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毛泽东与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毛泽东很快就“换马”了
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
外电报道邓小平在12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有人注意到，在1975年夏秋的时候，北京的报刊上几乎天天都报道邓小平的有关活动；但到了12月间，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1976年1月2日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
在邓小平“消失”两星期之后，又突然露面了！
1月1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西方分析家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与“四人帮”斗争的结果，也反映了毛泽东的复杂心理。
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但人民群众在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四人帮”十分害怕邓小平亮相，极力反对邓小平出面致悼词。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由王洪文或张春桥作，但王洪文、张春桥都自知不够格，于是就提出让叶剑英出面，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适合，还是请叶帅来吧！”
叶剑英明白“四人帮”的用意，但考虑到邓小平所处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邓小平出来作悼词。
还在元旦刚过，邓小平已经无法工作时，叶剑英并不避讳来到邓小平家里来看望。两人交换意见，叶剑英气愤地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做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李维汉)的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
叶剑英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后，“四人帮”趁机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邓小平告诉叶说：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分析说：“‘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的！”
邓小平同意叶的分析，说：“我做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也不能不考虑到自己下台以后的事，未免心情有些沉重，但仍坚定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在讨论周总理追悼会的安排时，虽然邓小平已经无法工作了，但身上的几个职务尚在。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叶剑英就据理力争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作悼词。”
“四人帮”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上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最后画圈批准了这个安排。毛泽东说：“小平应当露露脸，主要是搞检查。”
在周恩来的追悼会过后不久，果然就像邓小平判断的，毛泽东“换马”了。
虽说毛泽东要换掉邓小平，但他也看到“四人帮”的野心，没有让“四人帮”
上台代替已故的周总理。经毛泽东提议，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说：“华国锋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决定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