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序言里称赞萧红“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还有一句后来非常着名的评论是“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要知道，这样的评论出自一向吝惜评语的鲁迅口中是有多么难能可贵！可见鲁迅在萧红身上的确倾注了很多心血。与萧军的大男子作风不同，鲁迅先生慧眼洞察到萧红的天赋和才情，在萧红为情所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鼓励她将注意力转移到写作上面。
当长辈的自然总是对晚辈的作品稍有偏爱，但又难免会担心，过度的赞誉是否会让晚辈变得骄傲自满起来，进而在写作道路上止步不前、不再进步？抱着这种担心，鲁迅先生专门写信给萧红，告诫她说：“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
为了让书的销量更好，鲁迅更是找来胡风为《生死场》作后记。这样的阵容让这本书一问世就得到了当时文坛的极大关注，萧红也因此而崭露头角，被人记住。
写作上的成功给萧红带来了好心情，她开始慢慢从个人感情的困境中走出来，结交了不少当时的知名人物，性格也变得日益开朗起来。鲁迅先生很高兴看到萧红有这样的转变。他很愿意去包容这个小辈，看着萧红的日益成长，心中有种“吾家有女初长大”的满足感。
然而，萧红并不是在写作上有多大野心的人。她热爱写作，盼望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可是，与其他民国才女不同，她并没有一颗要成名的心。张爱玲曾经说过“成名要趁早”，这一点萧红着实做到了，才二十几岁的她就在当时的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身边往来的友人也大多是精英翘楚。可萧红是为爱而生的，她的一腔抱负得以实现了，爱情却没能同样圆满。
彼时的萧军日益放纵自己，被大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迷得眼花缭乱。没办法，萧军虽然爱好写作，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文人，从某种角度上讲，他更像古时的江湖侠客，他不够敏感，不能感知萧红的痛苦。萧军以为二萧是永远不会分开的，自己的在外寻欢也都能处理好，他以为这样就是很好的局面了。可是，萧红并不是那般懦弱和顺从，她渴望的从来不是一个每月能按时交付家用、常回家看看的丈夫。萧红对感情世界的要求很高，可她对萧军的爱又很深，所以她痛苦地挣扎着。萧红又是极要脸面的，与萧军感情上的问题她不愿对他人诉苦抱怨。是啊，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祥林嫂般的怨妇，那样与家乡那些麻木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她终究比当时的寻常女人来得更坚强些。也正是因此，萧红选择了一个人咽下所有的痛楚。她对自己与萧军的相处模式已经感到无奈，两个人是“可以同患难但不能同享福”的典范，日子一旦稍微好过点，不愁吃喝，萧军就总会旧“病”复发。而自己也就纠结在原谅与不原谅的困境之间苦痛不堪。
心理上的压力和痛苦带来的是萧红身子的日渐消瘦，她甚至开始有了少白头，脸色也憔悴得厉害。萧红痛苦地想，自己在老家时听到那些为情自杀的人，总觉得像故事一般不真实，怎么会有人那么傻，若是自己一定会处理得干净利落。可事实没有绝对，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发现那种痛楚早已深入骨髓。萧军在跟萧红观看莎士比亚的话剧时曾说过自己是个“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的人。萧红想，萧军对自己仍旧是有爱意的，只是他的爱太多了，他遇到的女人都那么柔弱、那么需要拯救，可自己要的不是这样一份共享的爱，而是独一无二的爱。
当时的萧红到底憔悴到了何等境地呢？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是这样形容的：她在鲁迅家里见到萧红时，发现她总是有点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一般，脸色也苍白得发青。
鲁迅先生本以为《生死场》的顺利出版能让萧红这个敏感又坚强的女孩子持续地快乐起来，可是他发现事情并不是设想的那样。萧红并不是个擅长应酬的人，她性子倔强，对于喜欢的人就很喜欢，对于不喜欢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完全不予理睬。她身体的日渐衰弱鲁迅都看在眼里，他与她一样都有着肺病，可是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而她还那么年轻。
然而，感情的事总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外人是很难给予实质性意见的。鲁迅看出萧红与萧军之间并不合适，碍于身份，却不好直接跟她说些什么。于是，鲁迅对许广平说：“你去劝劝萧红吧。她再这样下去，身体就全毁掉了！”
许广平按照鲁迅的吩咐，见缝插针地劝慰萧红。其实，对于鲁迅和许广平的用心，萧红并不是没有察觉到。她很感激鲁迅夫妻二人不仅对自己的文学道路给予帮助，还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这般关心。可是，萧红同时也感到阵阵羞愧和尴尬。这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就像她第一次与鲁迅先生见面从他手上接过装着钱的信封时一样，让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萧红有着北方女孩的要强，她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她尤其不能容忍自己在所尊敬的人面前落到这般卑微可怜的境地。
许广平看着萧红的状态也觉得十分心疼，她不再劝说萧红要如何看开，只是告诉她一句，“你应该把自己看得更重些”。这也是鲁迅对萧红的期望。萧军的文学天赋是不能与萧红相提并论的，只是萧红却深陷情感的泥沼不可自拔。虽说苦难能造就出最好的文学作品，他却不希望她承受更多苦难了。就犹如很多父母自己年轻时吃过苦，就不愿子女再过得那般艰辛一样。
鲁迅建议萧红最好先与萧军分离一段时间，可以出去走走，多见一点世面，对写作也有帮助。于是萧红便决定去日本，除了鲁迅先生说的那些理由之外，她还想着这次离去一旦回来，就务必要在自己和萧军之间作一个了断。另外，她还想去见见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那是她为数不多还联系着的亲人啊！
只是，令萧红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非但没有见到弟弟，而且还成了与鲁迅先生的最后一面。萧红还没离开的时候，鲁迅先生的身体就已经有些不好了，但先生的身体一直都比较虚弱，性子又好强，工作上经常熬夜，萧红也只能在临走时多多叮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过后不久，远在日本的萧红得知了这一消息。想到对自己如此关心爱护、全心全意为自己考虑的长辈就这样去世了，而自己竟然还没能与之见到最后一面，萧红的内心就痛不欲生。她有些怨恨自己为什么在个人的感情小世界里走不出来，这么大个人还让先生跟着操心，她甚至开始恨自己在日本期间为何还会想念萧军。
萧红天赋极高，富有才情，对生活、对世界的体会都很细腻。她其实一直是个能对眼前的生活看得很清的人，只是她看得清却看不远。萧红曾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写苦难，是因为我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得以改变，只是我还找不到改变的方法。”
对于个人感情问题，萧红同样是看得太清，所以才会那般痛苦。水至清则无鱼，萧红想，如果自己再迟钝一些，是不是就不会逃离上海？那样是不是就能够陪着鲁迅先生走完最后的一段路呢？
忘了世界，也不能忘记你
萧红一生最感激的男人有两个，一个是萧军，另一个就是鲁迅先生——这位萧红文学道路上的提携者，即使是在自己病重之时，也不忘向汉学家斯诺大力推举萧红。鲁迅先生对萧红的评价极高，称她为“继丁玲之后当前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如此赤诚的师生之情，让萧红感动不已。
鲁迅遇见萧红之时已是中年，而且当时的他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环境，终日忧心忡忡。他的时间一方面要用来应对“左联”内部的种种钩心斗角，一方面要用在写作上，还得抽时间指导后进文学青年。凡此种种，皆是为国为民的大事，以至于鲁迅不得不忽略了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时间太有限了，他想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的事情太多了，只能不断地赶着去完成一件件事，赶着写完一篇篇犀利的杂文。更别提当时他独特的文坛地位给他带来的种种危机——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那时候的鲁迅没时间去听时髦的留声机，没时间去散步，甚至连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鲁迅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他从来没有过正常的休息。普通人随手可得的幸福，在他这里却是很少见的。萧红曾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