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端木与萧红》中有关端木抛下妻子离去的事件的记述。端木的离去，并不是出于他的自私，而是在萧红的吩咐下走的。诚然，在这里，端木也有着他的懦弱。他本可以以丈夫的强硬不听妻子的话，留下来陪着她；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端木如此做也是为了迁就萧红，不想妻子忧虑，也不想她因担心过度而伤了身体。若是从这方面看，可以看出萧红与端木是互敬互爱的。
可是，世人都觉得，丈夫照顾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紧要关头，男方就应该承担家里的一切难事，就应该是家中的顶梁柱。可他们也忽略了妻子体贴丈夫也是人之常情。爱着丈夫的妻子，哪一个不设心处地地为他着想？爱到深处，就算叫她去吃子弹，她也愿意。再加上，这个妻子是萧红，是一个为爱所痴的女人，一个追求自由又不愿被男人看低的女人。她在危难关头，一定是站在了男女平等的角度上，站在你我一样、并无性别之分的角度上，带着爱意让端木先走的。
在端木上船之前，他一定带着不舍与爱意，深深拥抱自己的妻子，就像他之后在医院里拥抱妻子一样，把她拥进自己那能融化一切的温暖怀抱。
所谓良人到头来也不过是水中捞月
1939年底，萧红与端木已来到了重庆。这一年，重庆也逃不过战火，四处烟火弥漫。
这天晚上，重庆上空又出现了日本轰炸机。“呜呼——呜呼——”尖锐的警报声响彻天空，敲击着人们的心房。
“快跑啊，飞机来了！”有人敲打着萧红的门。很快，这声音就出现在了别处，没过多久，这声音也不再喊了，被一阵阵的跑步声替代。
萧红听到声音，马上放下笔，抓了几张刚才写的稿纸，一边走一边往身上塞，紧跟在端木身后。她抬头看着天空，没有看到敌机，只见城市中灯光一闪一闪，像指示灯一样指引着道路。即使这些灯光真的是指示灯，有没有也是一样。每天，警报都会响一次，萧红走惯了，闭上眼睛都能走到防空洞。
她跑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没多久就要缓下脚步，或者要靠着墙停一停，缓一口气再接着跑。虽然附近的防空洞并不远，可萧红走起来还是十分吃力。她不仅仅要跑，还要避开人群的推搡，还要跟着人群跑，否则在惊慌的时候，人推人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接着就是人踩人。
端木跟着萧红一起跑的时候，他会牵着萧红一路小跑。端木看上去不是体育健将，可跑起来双腿像是装了翅膀一样，跑得飞快。他一只手牵着萧红，一只手拿着备用包。有时候，他见拉不动萧红，也会心急地说：“快点吧，飞机就来了。”
萧红还没缓过气来，又要急匆匆地跟着跑起来。
安然无恙地跑去防空洞，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防空洞里人多嘈杂，潮湿阴暗，空气稀薄，还弥漫着紧张。在这里要是不注意，也会发生人踏人的事。
每次，萧红都会选一个靠近出口的地方，尽量呼吸着外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实在让人受不了，有几次她都呕吐起来。
这次，她与端木一起被后面的人群推涌着，不知不觉走到了防空洞深处。萧红看着四周全是一张张茫然的脸孔，不禁抓紧了端木的手。那是一张张漠然到盲目的脸孔！白得可怕！冷得可怕！
空气中混杂着汗味与污秽物等各种腥臭味，萧红垫高了脚，想呼吸来自上方的空气。她觉得自己的肺部越来越难受。
等到出去的时候，萧红迫不及待地跟着人群往外走。她当时患有肺病，渴望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在无意中，她被人绊倒了。她摔了下去，趴在地上站不起来，身边的人流分成两拨，没有一点空余的地方让她能支撑着站起来。
“乃莹！乃莹！你在哪里？”她听到端木在叫她。她大声叫：“我在这里呢，在地下。”终于，端木看到了她，一把把她拉了起来。
萧红站稳脚后，发现自己的双手湿湿的，一看是鲜红的血，伤口上还混着泥沙。她拍一拍手，说回家包扎一下就好。但是，对于这次的事故，她还是心有余悸。
后来，她跟端木商量，不如再次出走。每天这样躲防空洞，不仅影响她写作，还让她的病情加重。端木也觉得的确如此。于是，俩人便商量着要去哪里。
当时，文化界人士一般聚集在桂林与香港。俩人就这两个地方商量起来。端木是主张去桂林的，他说：“你想，现在桂林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像胡愈之、千家驹、张铁生、范长江、郭沫若、夏衍、巴金、艾青、田汉、叶圣陶等，都是我们认识的。去到那里，如果有需要，他们也许会乐于帮忙。”
萧红摇了摇头，说：“桂林那边是有很多朋友，可是我就怕桂林那边时局也不够稳定，你看，广州沦陷了，武汉沦陷了，现在重庆又整天被轰炸，照着这个局势，恐怕日军还会向西南推进。到时，又要从桂林转移。不如去香港，比起来，会稳当些。”
那时候，《新华日报》的副总编辑华岗也建议他们：“看形势，你们还是到香港避一避较好。”于是，俩人与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后，就乘着飞机，在1940年初飞到了香港。
初到香港，端木就与重庆复旦大学的董事长孙寒冰先生取得联系，在他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这位孙寒冰先生，在香港办了一份《经济评论》杂志，让端木为他编其中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和《时代文学》。
事实上，端木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他本想着到了香港，能够安静下来，不如潜心写作，不用为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奔波，也能好好照料有病在身的萧红。不过，又想到初来乍到，家里也需要用钱，再加上朋友们的怂恿与支持，他就答应了。
这样便接下了这份工作，也就埋下了一个隐患。他与萧红的感情被这忙碌的工作阻挡了。
端木没有想到这些，只是潜心工作。最后，经过多方努力，《时代文学》赢得了一些非常有才干的左派文学家的支持，像上海的许广平与巴人，还有丁玲，都会为杂志写稿。一下子，《时代文学》强大的作者阵容震动了香港文坛，成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刊物。
在这段时间，萧红不用每天去跑防空洞，她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写作了，尽管这时候，她还需要分一部分精力去抵抗她的病。对于香港这座南方城市，萧红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倒也不是喜欢，也不是讨厌，而是在二者的拔河中，常常会生出另外一种异样感觉。
“也许，是这里天气热的时候太热，不像重庆，不像武汉，更不像呼兰河。”来到了香港，她总会不自觉地想到呼兰河。“绝对不是想念，那地方已经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了。如果可以，我倒希望能看一看爷爷的墓。”
在被这种别样思绪主宰着的时候，萧红拿起了笔，写下了她人生中最重要作品之一《呼兰河传》。在写作时间里，萧红专心而专注，对身外事一点也不在乎，而对端木的早出晚归也不以为意。也许这就是作家们的通病，当他们通过写作来治疗内心的创伤时，对周围的世界就都冷漠得可怕。
此时，外界传说称端木与萧红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他们认为，萧红对于端木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感情，随着相处时间的加长，他们俩人性格中的差异性，成了他们婚姻的绊脚石。
端木看似软弱，但他绝不是一个软皮球，他也有着自己的原则，就如同萧红所认为的，他是软中有硬。加上他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娇生惯养，性格中不免也有缺陷。萧红年纪轻轻就离家出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日子，使得她在弱女子的外表下有着自己的坚强与倔强。如此俩人，在婚姻生活中，没有一人忍让的话，绝对会有不少矛盾。话说回来，夫妻之间，哪一对是没有一点矛盾的呢？
就在各种矛盾中，俩人无论是感情还是婚姻，多少都出现了问题。冷漠出现在这对夫妻当中，他们俩虽住在一起，对话次数却越来越少。由于不适应香港潮湿的空气，萧红的肺病越来越严重。
终于，她不得不住进了玛丽医院。
现在看来，肺病是一种不大不小的病，绝对是能够治愈的。可是，在当时，患上肺病，就等同于患上了绝症。依据当时的情况，玛丽医院让萧红接受阳台空气疗法。这种疗法，实际上就是让萧红多吹吹冷风。
但是，这种疗法让萧红觉得不适应。医院就又尝试了多种办法，就连当时最先进的打空气针治疗法，也让萧红尝试。
站在冷风中，萧红的身子骨受不了。打空气针，她的肺部又痛得受不了。此时，端木为了筹集医药费，很少到医院去探望萧红，这让萧红有了怨言：“再怎么忙，你也可以抽时间来看看我啊，白天筹集医院费，晚上就不能来看我吗？”端木沉默了，她说得对，再忙，他也应该来医院多看看病中的妻子。但是，他每次来到医院，闻到那一阵阵的消毒药水味，就会反胃。他觉得消毒水的味道似乎捆绑在了萧红身上，让她成了一具失去生命力的形体。他害怕这股味道，更害怕看到萧红没有血色的脸。像逃避他们婚姻出现的问题一样，他也逃避着去见萧红。
“医院不是讨人喜欢的地方，先生已经算是尽心尽力了。”旁边的护士帮着劝解。
“我真恨你。”萧红看着端木，一字一顿地说。其实，她并不是真的恨，不过是病重的人的一种发泄。她天天躺在医院，没有欢乐，只能呆望着天花板，还要忍受各种治疗带来的痛苦。她需要更多的关怀与爱护，可端木呢，只想到了现实问题，没有及时给予妻子精神上的关怀。
那些本就对端木有怨言的人们，就当然地认为做丈夫的打算要再次抛妻弃子，甚至把阳台空气疗法当作对萧红的虐待。端木没有虐待过萧红，即使感情上已经疏远了她，他也希望萧红能尽快好起来。他也四处寻师问药，还经朋友介绍，找到了替宋庆龄看过病的大夫为萧红治疗。只可惜，这位大夫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萧红的生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殆尽，被病魔牢牢地抓住。偶尔像离水的鱼儿般扑腾几下，随即又沉寂下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不少医院被日军征用。端木产生了恐惧，怕日军会抓他们这些左派文学家，就想为萧红寻找一个没有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同时，他的心里也产生了突围的想法。
“突围？”萧红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惊讶地问丈夫。她睁大眼睛，眼里写满了恐惧。
“我知道，你是要离开我了。”萧红黯然地说。
“没有的事，我想带着你突围，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那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为什么你把我扔给骆宾基，就对我不管不顾了？”
“我不是不管你，你住院需要医药费，我要给你筹钱，再说，我也在忙着给你联系一家没被日军接管的医院。”端木内疚起来，继续说着，“我还要回到我们的住处，整理我们的东西，像你的《呼兰河传》这些手稿，我都想整理好。”
“那些东西重要，还是我重要？”萧红质问着。她不解，有一个卧床的妻子，为什么做丈夫的只想着这些无关紧要之事。在病床上，萧红也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对于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只有偶尔产生不甘的情绪时，才会重新点燃求生意志。除此之外，她不过只是想能有一个人陪伴在自己身边，跟自己说说话，在痛得厉害时能握着她的手，跟她说有他在。这个人，本该是端木，可偏偏由一个年轻的骆宾基代办了。由此滋生出的巨大失落，是萧红说不出口的。
在念着端木时，萧红也会生恨，她不只对端木说出她的恨，她也会写下她的恨。她在孤独寂寥之时，叫人拿来了纸，认认真真地在上面写道：我恨端木。
真的恨吗？那是当然的。那个最应该出现的人，却久久不露面，怎能叫她不恨？端木让她想到了曾经抛弃她的未婚夫，曾经朝思暮想的萧军，曾经爱着她又远去了的祖父。那是一个个拥她进入生活，又一个个抛她而去的人。
那端木呢？即使俩人的婚姻存在矛盾，可也不至于令端木心狠到极点，置妻子的死活于不顾吧？那倒不会，毕竟在萧红死后的十八年他才再娶，且在十年动荡之后，他也是年年都去祭拜前妻的陵墓。如果说他对萧红没有爱，这是绝对不合情理的。
也许，那时候的端木的确是被懦弱的性格攫住了，他害怕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害怕医院，也害怕看到萧红如同僵尸般的病态。同时，他也需要取款、筹钱，去为突围准备好一切。就这样，他在有意无意之中，错过了萧红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四天。
不少人会为萧红喊冤，数落端木的懦弱。其实，人们在唏嘘和怜惜萧红的悲剧之余，或许更应该存有一份包容之心，去理解在面临天灾人祸时人性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