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为了把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富裕的国家，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沃尔斯泰特。当然，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去解决的事情，比如阻止巴尔干半岛初露端倪的极端分子种族仇杀、中东各地的蒙昧主义和核扩散。不知道沃尔斯泰特曾经是否有过这样的幻想：当他知道与美国抗衡多年的前苏联其实一直都只是一具空壳，他还会不会去开展人生的最后一项活动——极力阻止美苏缓和政策？而他确实这样做了，是否因为他认为这具空壳依旧有着锋利的核爪牙？
沃尔斯泰特在生前就已经承认，他曾经是托洛茨基（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的追随者。沃尔斯泰特还说，托洛茨基行事过程中的谨慎、果敢、智慧是值得他追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对前苏联可能发起的任何行动都不能掉以轻心”。无论怎么说，他认为这都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思想。
但是在过了几年后，追随沃尔斯泰特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扭曲了他的研究信息，认为他太过自信的研究政策未能与客观公正的现实相结合，而他的研究结论也都过分理想化了。但在沃尔斯泰特的一些学生看来，这些肯定都不是沃尔斯泰特的责任。曾经是沃尔斯泰特学生的奥古斯塔斯·理查德·诺顿认为，在知识领域里，布什政府中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沃尔斯泰特的“孩子”，但是作为“父亲”的沃尔斯泰特是否会赞成“孩子”们的举动，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深思的事。
6.兰德公司——看不见的未来
回到异想天开的20世纪60年代中，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总是喜欢沉浸在冗长的苦恼中自我思考。在他们的论文、手记和备忘录中，总是幻想试图创造出一个新生世界。然而，他们却为找不到一个准确的方向而苦恼，特别是研究组进入到肯尼迪政府以后，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的关系愈渐紧张。不知为何，兰德公司总是处处表现出软弱、世故，甚至于对与错的定义在他们心里已经变得模糊，而研究工作也变得默默无言、死气沉沉，再也找不到往日那种滔滔不绝的气氛，似乎一切都变得乏善可陈。
也许太多后起的竞争者抢走了兰德公司昔日的光环，如何在众多的对手中脱颖而出、重拾往日的光环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兰德公司而言，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越来越多的“兰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后，闻名一时的兰德公司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展示出独有的特色，于是决定拓展海外事业，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业务。2003年，兰德公司将一个新办事处设在了阿拉伯附近的卡塔尔国，卡塔尔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卡塔尔最高权威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之邀，开始了对卡塔尔国家教科书的重编，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力求建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教育品牌。
从2003年到2005年间，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协助伊拉克临时政府，针对国家立法机构进行改革，然而结果却不是很理想。自从兰德公司研究战争大统一这一理论后，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很少再有和平的倾向。但是，到了2005年，兰德公司为了实现中东和平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有人慷慨解囊，捐赠出200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拉克项目，兰德公司正是利用这一项资金为基础，不负重望地设计出了“Arc计划”——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矛盾冲突的方案。
在“Arc计划”中，兰德公司建议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设立往来纽带，广泛开展铁路、高速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该地区巴勒斯坦民众的食物、住宅、教育等公众资源和事业的运输和发展。但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本土主义和宗教的破坏，同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激进主义者对“Arc计划”提出强烈抗议。对此，兰德公司终于打算重拾往日进行过的叛乱研究，希望从利亚及阿尔的反叛乱中借鉴一些教训，并在目前的反叛乱局势中加以利用。不难看出，在现在的兰德公司中，怀疑论者似乎已经没有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也不再宣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分析和反思的文化了。而外界对兰德公司的质疑和批评却越来越多，比如中东专家拉里·戴蒙德怀疑伊拉克的内部事务受到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的极大影响；还有理查德·佩里，他将兰德公司归结为：另一个崇拜合同的机构。此前，在兰德公司的机构中，战略分析师们一致存在着不愿接受异议、以自为我中心的共同思想。然而在时代的漩涡中，他们却不得不去加以改变，就如同其他成功的机构那样，实行集体化思维模式——尽管这与独立思考和崇尚理性的兰德公司自相矛盾，甚至是相冲突的，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却不得不这样去做。
在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交往的时候，你会感觉就像是与联邦政府的一些议员交谈一般——他们每个人都在极力渲染兰德公司的观点，绝不会公开批评某个机构。因为，兰德公司中再也没有布罗迪和沃尔斯泰特那样的人了，他们就像是刺激智慧肚子里的“牡蛎”，如果幸运的话，这只“牡蛎”还会生产出大颗大颗的珍珠。
兰德公司现任总裁詹姆斯·汤姆森认为，他们存不存在并不是关键。汤姆森就像是一个棒球队的领军人物一样，他认为打棒球的关键在于平直球、一垒打及击触球，并非是像明星们那样的本垒打——直接将球打出外场。他认为：“虽然沃尔斯泰特、布罗迪及卡恩等战略家都是每个人关注的焦点，但是美国空军真正进步和得到改善的原因与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
汤姆森曾是一个物理学者，在没有内部提携、生活不如意的情况之下，一次偶然，他涉足了工业军事领域。从而，他受聘成为国防部系统分析欧洲部的研究员，这个办公室是兰德公司学者艾林·恩索文设立的。汤姆森在离开为政治事业提供分析的领域之前，被提升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助理。1989年，汤姆森开始接管兰德公司总裁和第一执行官的权力。他合理地借鉴了唐纳德·赖斯（兰德公司前任总裁）的工作作风，把军事义务和民间合约作为兰德公司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根本。2005年年末，汤姆森在科罗多州对美国民众的联盟分会上，强烈地批评了当前国内的一些蒙昧无知的倾向——我们总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识甚至于偏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议论和批评，从而就盲目地进入了所谓的战争。其实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白，面对一个特定政策的提议，它的有效性是多少？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然而人们通常是基于自我的偏见而忽略了怎样用客观的事实来处理战争。
汤姆森认为，如今，由于党派偏见的逐渐壮大，在一定的范围内，极大程度地削弱了专业水平的影响，因为各个党派和人士都执着于各不相同的观点，没有一方肯做出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意识到了科学的系统分析对战争取胜的重要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都比较倾向于科学的分析和思考。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现象逐渐冷落，在华盛顿，科学系统分析办公室甚至于消失了。
汤姆森还说：“现在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中总是有太多充满感情的描述。我对这种充满感性色彩的报告很反感，实质性的报告要尽量运用平实的语言陈述，而不是描写感性的东西。就像我，我几乎习惯了不用形容词，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研究结果是8。我认为8就是8。而非兰德公司报告中所描写的那样‘结果是8，多么吉利的一个数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呢？”
对于人们对兰德公司报告工作的评价普遍降低的原因，汤姆森认为，兰德公司真正走向低谷是从里根时期开始的，那时，只有共和党人才有资格在政府工作。而控制国会或白宫的政党人员不会对科学造成过多的影响。因为，科学是时代潮流中的一部分，与政党人员更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联系。客观来说，政府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只负责呼吁大众，并尝试性地让大众理解并执行他的意思。而科学只是为政府工作，如果放弃科学，就等于是投降。对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大家都应该共同坚决反对。
而理性是兰德公司最后的信条，它也是创造美国和西方战后科学家们的人生信条。在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顾问中，总共赢得了27个诺贝尔，其中只有一个不是物理、化学或经济方面的，这是很正常的事。这个例外就是，在1973年，曾担任兰德公司咨询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前国务卿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可以说，理性选择是兰德公司的一个论点，它否定合作、自我克制及自我牺牲。例如人们互助关爱，而非绝对的自私；公平的选举是为了取得所有竞争者的认可和赞成；选举胜出的官员也是在为了大众的利益工作；理性的选择给人们创造了一个能在黑暗中做出决定的明朗世界。
像兰德公司中沃尔斯泰特、布罗迪、卡恩、阿罗这些人的行动无疑是真诚的，他们都只是想在非理性的世界里将理性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显然，他们选择的工具揭露了世界的变化规律，但宗教、爱国情操、民族精神这些改变世界的驱动力却是他们无法去控制的。
然而，在不经意间，理性的选择已经成为一些团体常挂在嘴边的武器，他们总是把重建美国社会制度、重回新政前的政治状态作为政治或经济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取丰厚的暴利，从而使世界经济严重失衡。
理性的选择何以会变成这样？因为理性选择论最大的讽刺就是它本身的不理性。它没有深入到整个世界中去，也就是说它属于标准化理论而非经验化理论，只是以一种假设的结构来设立一种特定的理性。当然，倘若人们仅凭愿望就可以主宰整个世界，那么这种理性论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现实的世界却正好相反，它会紧紧咬住那些没有认清它真实面目的人。
由此看来，除了理性选择给现实经济带来的不公正之外，兰德公司成员们还必须解决自己所处的两种困境：道德在美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处于附属地位，这是兰德公司主要成员们需要经受的一副重担。有人曾对兰德公司的一位主要成员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除美国之外的国家找到兰德公司，提出雇用兰德公司作为政治高级顾问，并请求兰德公司测定一个人在绝不妥协的情况下能承受住多少酷刑——也就是指测定一个人的身心的忍耐极限，兰德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对此，兰德公司那位主要成员回答得很肯定，主要意思是说兰德公司一般不会接受外国政府的研究项目，即便会，兰德公司也会考虑研究项目的道德性，并试着对项目提出正确的研究方法，比如可转换成“酷刑对获取有效的信息是否有效”。设想，如果这个研究项目是美国的，兰德公司接受与否？又应该怎样做？
另一个困境则是兰德公司所面临的一个“浮士德难题”（浮士德，欧洲中世纪中一位传说人物，它为了获得知识和权力不惜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知识或许能拯救世界，却拯救不了灵魂，即便是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也依旧不能宽恕所犯下的伤害罪、谋杀罪等。当然其他任何一项机构也有可能面临这些，而上级作出的决定，执行的下属也责无旁贷。因此“浮士德”的前途可谓是危机四伏，稍不留神便极有可能沦为恶魔的奴隶。可以说，“浮士德难题”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时都无法逃避的“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以及在“浮士德困境”中所体现出的“浮士德精神”。
或许，对于兰德公司和其他任何一种政治机构，抱有这样一种道德纯洁的想法是不理想甚至有些幼稚的。正如戈尔迪·梅厄（以色列总理）在命今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时所言：“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与他们基本的道德标准相悖的痛苦抉择。”虽然这样的抉择未能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却威胁到了国家的道德本质。就此而论，根据兰德公司的方法，是否也应该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国家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让国民感到更安全和幸福？一个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昌盛，愿意或能够接受多少无辜生命的牺牲？几万、百万、千万？在决定改变之前，又能接受多少不公甚至于杀戮呢？
兰德公司的卡恩一贯的无情冷血遭到了一些批评家们的严厉指责，原因是卡恩的核战争及对生存的恐怖让大多数人感到了恐慌，然而当卡恩拿出上述问题一个一个地反击他们时，他们又哑口无言。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上台扮演恐怖分子的同时，又极力渴望维持自己的幸福生活。或许，卡恩的行为和上述的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任何人在批判兰德公司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拷问他们自己。这就如上述人类共同的难题“浮士德困境”一样，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家内在矛盾，它们在欲望和道德中相第交织。
兰德公司的罪过不仅暗示了兰德公司的命运，也暗指了美国本身的命运。因为美国人创造了理性论的神话，美国允许一些机构继续存在，或者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只要是一切能够争取过来的，不管他是什么，尽管去做就好。
兰德公司的问题是美国乃至世界都普遍存在的，照照镜子，就会发现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兰德公司的影子，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