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末始，倭寇屡为海患，明初在沿海设卫、所、烟墩，以为常备。嘉靖时，倭患达到高峰，烟墩增设尤密。明代的沿海烟墩，在清初顺治年间时，多已废圮，但北部陆路边疆，则依然使用烟墩报警。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烟为号。“寇至100人者，挂1席，鸣1炮；至300人者，挂2席，鸣2炮……”此时的烽火台已不单单是烟火报警，而又加之挂席、鸣炮，这是烽火台的改进。“咸、同朝……边堠尽废……左宗棠平定新疆，……其常设卡伦，严申旧制，边烽少息矣。”可知直至清代后期，北边仍用烽堠。举烽播燧，这种历史悠久的报警方法，虽然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却几乎与我国旧式军制相始终。
军用密码
北宋时代我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军用通信密码表。它保存在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中。曾公亮指出了以往常规军事通讯的严重缺点，想出了一种高明的办法：先收罗当时军中必用的40个短语，给它们分别编上相应的代码数字。
例如：1、请刀；2、请箭；……14、请添兵；……18、请固守；……当大将率兵出征时，先发给他一个密码本，并和兵部事先约定好，利用某一首五言诗，作为解码密钥。
例如，约定下面这首诗作为解码之用：“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厅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战斗进行后，统兵将领请求固守阵地。这时，他查出“请固守”是第18号密语，而诗中的第18个字是“花”字，于是，马上编发一道嵌有“花”字的普通公文，并在“花”字上加盖印章，以表示此字是个关键。公文到达后，主帅马上就可破译出来。如果他同意下属的请示，就重新写下这个字，把它夹杂在文章中，加盖印章发回；如不同意，就什么也不写，只盖上一个空印。
这种通信保密方法，不仅敌人看不懂，就连送信人与偏裨将领也不知道。
最早的火器部队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建立的“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是中国最早的火器部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一，元至顺3年（1332年）铜炮铭文中的“绥边讨寇军”，已装备了大量火炮，但是，它是否就是专习火炮的部队，目前尚不能肯定。
其二，《明太祖实录》记载元至正23年（1363年）朱元璋水军与陈友谅水军在邵阳湖激战，朱元璋将每队水师分成火器士兵和弓弩士兵；火器士兵首先用火器射击敌人，弓弩士兵次发弓弩杀伤敌人。可见，元代末年，水军已出现了火器部队。
其三，元至正24年（1364年），达礼麻识理为了守卫京城上都，按照“火铳什伍相联”的方法组建了一支“丁壮苗军”。所谓什伍，即是以5人为伍，二伍为什。这支“丁壮苗军”就是专习火铳的火器部队。这证明，元代末年的陆军也已经有了专习火铳的火器部队。据此，最迟在元至正23、24年，我国水陆军已经有了火器部队，比明永乐年间的神机营早了将近半个世纪，比欧洲炮兵部队早了一个多世纪。
军鞋
我国的战争始于氏族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军鞋才从一般鞋饰中分离出来，并以靴、屦、屦、屐等主要鞋种构成了一部我国古代的军鞋史。
商墓中曾出土过一种胫甲，胫甲的作用是保护小腿。有人认为，胫甲是军靴的前身，军靴是胫甲与鞋结合的产物。商墓中也曾出土过一座跪坐玉人，足胫间缠绕行滕，这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行滕形象。
西周后，人们开始用火烟熏烤使皮变成革的材料制作军靴。沈阳周代废墟里曾出土过铜泡钉靴，这是我国现已证实的第一双军鞋产物。今人曾在新疆楼兰挖掘出一双基本完整的皮靴，距今已4000年，这证实了古书记载的“靴本来自西域”的说法。将铜泡钉装饰到皮靴上是设计者从战时防护要求出发的精心构思，这是军靴源于胡履，别于胡履，胜于胡履的一大标志。
除了铜泡钉靴外。战国时期还有其他式样的履。楚墓中曾出上过一双“皮军鞋”，这种鞋的鞋面已采用近似现代的3块皮革相拼的设计造型，浅帮无舌。
纳底布鞋这时期也已被广泛用作军鞋，从山西侯马出土的东周武士跪像背面。明显可见鞋底上有整齐的一行行线迹，这与今天的纳底鞋完全一样。
秦始皇陵墓中出土了8000尊兵马俑，其中每一尊兵俑都穿着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军鞋，这说明秦时的军鞋已按兵种及等级而各异。如此统一的鞋饰有力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秦代的军鞋材料和制作工艺已初步形成标准化。
出土的将军俑和骑兵俑则穿皮靴。秦代将不同的鞋饰纳入装备中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汉代军鞋不仅考虑实战需要，而且还十分讲究装饰——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将军俑，脚着的是一双色彩斑斓的纹饰靴。
汉代的军鞋除靴以外，种类式样也日趋丰富，有舄、圆口圆头布鞋、翅尖鞋、鸭舌鞋、草鞋，还有一种纟句履。
汉魏之际，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向内地迁移，与汉族杂居。民族的广泛迁移和杂居，对这一时期的服饰有很大影响，在军鞋上明显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足蹬长统靴成为魏、晋、南北朝武将武士的主要戎装之一。
这一时期，北方高丽和南方等地的木履传到中原并被用作军鞋。
隋唐军鞋的主要款式仍受“胡气”影响，靴仍为军鞋的主体。隋朝关于军鞋的规定很严格，武官一律着乌皮履。唐朝是我国服饰发展的一个高峰，武官服饰的最大特点为大口裤，束“吊腿”，着战靴，出征时将帅也足蹬战靴。此类战靴一般都是软靴。
宋代武将服饰基本上继承唐制。宋代的女将们也配穿战靴，甚至文官也常穿戎服，脚着战靴，以应战事。
元朝的服饰制度自然就以蒙古人的习惯为主流了。元代的军鞋根据蒙制和汉制戎服的不同而各异：蒙制武服的特点为窄口裤，长皮靴，汉制武服则以软战靴为主要特色。
明代的军鞋沿用唐宋之制，但等级比较分明。清代的军鞋，无论是材料、工艺及品种都极为丰富，一般征战时为薄底，以利战事：一般武官着布鞋，兵丁则下穿长裤，脚缚行滕，着薄底鞋。北方寒冷地带也有着黑氈靴、乌拉鞋的。
清末民国初，国外皮制马靴传入我国。19世纪中叶，我国开始引进皮鞋技术。20世纪初，又兴起胶鞋工业。皮鞋和胶鞋便逐渐成为主要的军鞋鞋饰，并一直应用至今。
古代的军事间谍
使用间谍是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最早使用间谍的，据《左传》载，是夏帝少康。不少古代的名士贤臣都亲自做过间谍，如商代的伊尹、周初的姜子牙、孔子的高足子贡等。姜子牙《太公六韬》论间谍的职能曰：“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间谍的称呼，五花八门。《周礼》谓之“邦汋”，即斟酌盗取机密之意；《尔雅》称之为“亻见”，反间之义；《左传》称“谍”，《礼记》“觇”，《鹖冠子》称“亻圣”；《史记》称“中诇”；《后汉书》称“侦侯”；《左徒注》中叫“游侦”、“细作”。
《孙子》对使用间谍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论述：“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乡间，即利用同乡关系去从事间谍活动；内间，是利用敌人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行间谍活动；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为自己服务，或收买、或泄假情报使敌人上当；死间，即用犯罪的人做间谍，必要时可以牺牲间谍来达到我方目的；生间一即选择精干的人做间谍，搞了间谍活动之后，能活着回来报告情况。五间的关系互相关联、互相补充，而以反间为根本，为关键。
唐代军事家李靖对使用间谍的方法，也有类似《孙子》“五间”的阐述，即：“因邑人”，“因任子”，“因敌使”，“择贤能”，“缓罪戾”，还分为“间亲”、“间能”、“间助”、“间邻”、“间左右”等方法。
口令溯源
早在2000多年前，口令在我国就已应用于军队了。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525年吴国与楚国交战，在一次战斗中，楚军把吴王乘坐的船只缴获了。这对吴国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他们就千方百计夺回这条船。一天夜里，吴军派了3个兵伪装成楚兵，潜伏在船边，约定以“余皇”为口令。于是，当吴军到来，用这个口令与潜伏的士兵三呼三对，使夜袭获得成功，将船夺了回来。
古代战争的讲究
在我国古籍中，经常出现一些描述战争性质与战争方式的词，如“击”、“袭”、“侵”、“伐”、“征”、“战”、“攻”等等。其中，除了“击”、“攻”、“战”三个词表示一般地攻打、作战外，其余的词在描述战争性质和战争方式上均具有特定的含义。
“征”，是指上伐下，有道伐无道，是所谓的“褒义”词。如《左传·僖公四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这是指上伐下。《孟子·梁惠王上》：“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这是指有道伐无道。
“伐”，用于诸侯国之间，不仅限于上对下、有道对无道的进攻。其特点是出兵的一方须事先找个理由，即“师出有名”。因此是中性词，后因“征伐”、“讨伐”连用，而渐具褒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以伐京。”古人使用这组词是很讲究的。《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中中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实际上、“伐”指正式战争，有钟鼓，表明行动公开，而且进攻的一方还有所谓的理由或借口，而“侵”就不需任何理由，只是“不宣而战”。“袭”比“侵”更富有秘密性质，只是偷偷地进攻。
除上述方式之外，还有“围”，即众兵包围；“邀”，即拦击；“逆战”，即迎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