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动辄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习惯于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就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来对所有社会组分进行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一旦政府失效，社会便会陷于无政府状态。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ime，或者政权形态。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ime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西方一些政治力量在一些非民主国家利用那里越来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搞政权更替，这使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会对政权构成威胁。
但是，“regimechange”这个概念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ime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
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种零和游戏；在实践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个人所属的组织，即“单位”。
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而最好的情况就是社会的完全自治或者自发的组织。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政府或者类政府组织，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
在学术界，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基本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1）强政府、弱社会；2）强社会、弱政府；3）弱政府、弱社会；4）强政府、强社会。
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一方面，无论在理论还是某些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都能“从容”应付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今天政府面临如此多的社会问题。为了应付社会问题，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但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根本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
政策执行不力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帮助实行政府政策。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来自政治方面的动员。不过，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变得更加弱了，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是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往往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作政策执行，这使得中国社会距离法治化目标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
很明确，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从国际经验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这样三种秩序的共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放权于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不过，应当强调的，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而是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政府以各种形式向社会组织“收购”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大趋势。
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也是不得不使用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而忽视了前面两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不过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因为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足够的空间。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无利可图的领域，官员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社会历来就是政府（皇权）的附属品，是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出现还需要时日。
实际上，从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的制度空间分布也能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社会暴力案件的快速上升使得社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遽然凸现，“维稳”也因此被提到最高的议程。但如果我们不能理性认识暴力的根源，很难找到有效的“维稳”举措。
在种种暴力行为中，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当然，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不过，即使是后者，很大一部分责任也应当归咎于政府。很简单，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缺失只能说明政府的失责。
当然，暴力也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减少社会暴力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暴力的根源非常多。中国社会的暴力行为也体现为中国特色。任何社会都不期望暴力行为的兴起。暴力产生了，就要分析暴力行为的根源，才能采取有效的举措来减少和控制暴力行为。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公共秩序，控制暴力行为，但中国公权力往往成为社会暴力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公权力的暴力化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暴力行为的崛起。
中国社会暴力的大制度背景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在发达社会，往往是社会决定国家，人民决定政府；而在中国则相反，社会和人民的存在空间基本上取决于国家和政府。换句话说，在发达社会，尤其是先发展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在中国，国家和政府决定了社会和人民是否能够得到权力，能够得到多大的权力。在后发展中社会，典型的是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等，政府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过程中较之发达社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也决定了社会的生存空间。不过，随着社会本身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均衡，呈现出一个良性的互动方式。在学术界，人们经常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也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试图改变改革前只有国家而没有公民社会的严重失衡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得到迅速的成长和发展。在80年代，国家公权力首先从农村逐渐减少，在农村实践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为城市市民社会造就了巨大的空间。90年代中期之后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更是为社会空间的成长打下了制度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在政治领域，尤其在基层，尽管社会也具有了一些空间，但并没有得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空间。社会的成长和发展发生在除了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正是由于社会在其他多个领域获得了很大的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得到缓解，因为人们把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方面。
但是近年来，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和从前一样，在政治领域，社会照样没有实质性的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在非政治领域，社会空间也在迅速缩小。例如，在经济领域，国有部门的快速扩张迅速挤占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在政治领域，随着“维稳”机制的推行，社会其他方面的空间也在缩小。这就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结果。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空间分布的严重失衡，公权力迅速扩展，而社会空间缩小。其次，社会空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社会不能正常发展，不能产生自我管理机制，自我约束能力弱。社会自治能力的弱化表明社会无法自我解决很多问题，必须依靠公权力，从而为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机会。再次，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领域，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其代理人都是以政治的方式来挤占社会空间的，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性反弹（政府公信力下降和激进思潮泛起）。社会群体和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它们必然会诉诸政治的手段来面对其所面临的困难处境。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只是其中一种政治表达方式。
暴力案件的上升使得政府把重点放在用暴力手段进行“维稳”。但也正是因为政府强调暴力“维稳”，这个领域的形势正在变得极其严峻。
国家垄断暴力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尽管中国从法理上说也是这样，但在实际层面则不然。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性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首先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近年来，随着社会暴力行为的增多，国家的暴力机器也在多元化，越来越倾向于设置越来越多的暴力机关来应对社会暴力。城管是比较经典的一例。近年来所设置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维稳办”也是一例。不过，多元化必然导致分散化。一旦缺少协调，就很容易导致暴力的滥用。例如，这些年城管制度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是没有人去解决，没有其他的制度去制衡它。
与多元化同时存在的现象就是暴力机器的分权化。如果多元化指的是同一政府层面的不同暴力机构，分权化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但执行政策的是各级政府，因此，暴力机器的使用处于分权状态。地方政府负有地方社会稳定的责任，地方稳定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重中之重。尽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持地方稳定，但一旦稳定被视为是头等大事，成为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地方官员就会倾向于随意使用甚至滥用暴力机器。
这里，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法制的地方化。法制最能体现现代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大多数国家，法的权力大多由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垄断，尤其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只在涉及地方事务的领域具有法的权力。即使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法律权力，但中央（联邦）法高于地方法，地方法要服从于国家法。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属单一制国家，但地方政府拥有着实际上远较其他政治体系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就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即没有和地方政权独立开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法律的实施，司法因此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
一种更为严重也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国家暴力的变相“私有化”。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权）和黑势力的勾结，借用黑势力来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城市拆迁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往往勾结在一起，间接“雇佣”黑社会势力来为“拆迁”清除障碍，而黑社会所用的暴力手段无奇不有。近年来，有另外一个现象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那就是“黑监狱”。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容许一些社会利益集团来建立“黑监狱”来应对上访的社会成员。
社会暴力行为在迅速增加。暴力的增加无疑损害社会秩序。任其发展，就会摧毁整个社会秩序。政府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唯一合法组织有责任来遏制、控制和管理暴力。而且很显然，以暴制暴不是好办法。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