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总是强调中国和日本、美国、欧洲等双边关系，但应该将这些双边关系放在整个国际层面中来考量，我们要从对整个国际体系负责的立场出发。中国与苏联不一样，后者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系统，与西方对立，而中国是置身全球化中，与世界接轨，在现有体系中一步步往上爬。如今，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要从体系的利益出发。美国人说对美国有利的，是对体系有利的。对中国而言，某些方面也一样，对体系好的，也是对中国有利的。比如说，世界经济平衡了，就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中国如果把国内的经济平衡好了，就是对世界经济平衡作大贡献。所以要辩证地看，首先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就很难对世界负责。要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前提下，再想着如何为这个体系做更多的事。另外，中国是大国，是体系的重要一部分，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外在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谈到要考虑外在影响，那在具体实施中应如何把握？
郑永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别人说清楚。比如，社会建设，这是为中国的消费社会打基础，这需要说清楚。现在我们缺少一套话语，把国内的改革与国际事务结合起来。再比如，人民币升值、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中国确实需要解决，因为中国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贸易很不平衡。所以中国要努力搞贸易平衡，但这不等于按美国说的，要人民币升值。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做法。
我个人觉得，提高劳动者工资，这比人民币升值更有效。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理由是贸易不平衡，那么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既减少了贸易出口，又有利于减少收入差异，更有利于建立消费社会。而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中国进口欧美的高科技产品，这和一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益于改善民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保证能可持续地承担恰当的国际责任，中国在战略“走出去”上应注意什么？
郑永年：在海外看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战略崛起是没有问题的，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所以，要强调透明，以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方式“走出去”。中国有些人强调要“突围”，这是错误的。中国应该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走出去”，而不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否则来自对方的围堵和遏制的力量会很强大。例如，美国现在一直批评中国在航道安全上搭便车，在这些方面没有作出贡献。当然，中国也派军舰到索马里，而且现在看来这一举措效果很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战略上一定要跟着经济“走出去”，这不仅符合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整个体系的利益。就如维护航道安全，这不仅是中国需要的，也是国际社会需要的。
中国有时太强调对抗性，应该注意用公正、透明、合作的方式，用和国际接轨的话语，而不能自说自话。作为大国，中国要有大国的世界观。中国要为国际安全作贡献，首先自己要有相应的能力，这一点大家很清楚。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褚国飞，2011年1月4日）
十三、新加坡是优质民主
新加坡有没有民主，有多少民主，在学界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新加坡经济高度发展、政府廉洁高效、环境优美整洁、人们谦和有礼，这些表现又几乎满足了人们对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身在新加坡，感受着一个好社会带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的同时，人们不免产生疑惑：这一切，如果不是民主带来的，那是什么带来的？衡量民主，究竟用的是一把怎样的尺子？强调新加坡经验的中国，应该从中学习什么？
新加坡大选结果公布的第二天，本刊记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采访了郑永年教授，请他谈谈他所理解和感受到的新加坡民主。
1．新加坡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
《南风窗》：人们通常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主义，或者介于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您的看法呢？
郑永年：我认为，新加坡民主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日本是第一个。亚洲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虽然是“四小龙”中发展较好的民主政治，但民主形式过于西化，也有不少问题。菲律宾、泰国的民主就更不用说了。讨论民主不能光看北美、欧洲的优质民主，也要看到北非、中东和亚洲某些地方的劣质民主。
民主产生于西方，一开始经常带着暴力的色彩，经过几百年才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民主。新加坡建立民主制度才短短45年，但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民主选举很清廉、和平、理性，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讨论更侧重于政策层面。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新加坡民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南风窗》：这超出了一些人的认知，很多人认为新加坡没有民主，甚至不知道反对党的存在，或者即使有民主，也是一种伪民主。
郑永年：很多人误认为新加坡是一党制。但实际上，新加坡是多党制国家，只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一党独大。在新加坡，政党登记是自由的，反对党也出来参加国会大选，参与选举的门槛并不高。一党独大与一党制是两回事。中国某些学者批评新加坡是伪民主，与西方批评新加坡是一样的。西方的教科书认为，民主就是轮流执政，否则就不是民主。西方以前也批评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如果民主是以政党数量来衡量的，那么美国是两党制，欧洲的政党往往远较美国多，照此逻辑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比美国民主化程度更高？这显然是错的。
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能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地方，各种西方式民主并没有产生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有些地方差不多是无政府状态。缺乏有效的政治秩序，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往往陷入恶性循环。
今天，发达国家的民主着重的不是做蛋糕，而是分蛋糕；到了发展中国家，蛋糕还没做大，各个党派就忙着抢蛋糕去了，这产生了无穷的冲突。新加坡的民主，是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分好蛋糕。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梦想一夜之间建立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民主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这么简单的事，投票背后是有很多文化含义的。有些国家有西方式民主，但没有秩序，也没有发展，比如菲律宾；有些国家没有西方式民主，但有发展，比如中国；有些国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有些国家有民主、有秩序，也有发展，比如新加坡。评价民主优劣，要结合这几个因素，不能光从价值观来作判断。我们应该发展出一套能解释非西方民主化的理论。
2．优质民主需要有意识的制度创新
《南风窗》：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郑永年：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包含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很清廉，没有出现北非、亚洲其他等地普遍存在的贿选现象，甚至比美国、欧洲的选举都要干净，这当然有很多因素，但肯定与经济水平相关。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一包香烟、一顿饭就能把选民搞定，这种选举的民主结果可能更糟糕。
第二，经济发展带来教育扩展，公民素质提高。新加坡的选民是比较理性的，尤其是年青一代，这与几十年前不一样。现在老一辈可能还有恐惧心理，但年轻人的恐惧较少，这与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第三，法制健全。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选择哪一个政府，而是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没有秩序，就没有经济发展，更没有民主。新加坡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与健全的法制有很大关系。
新加坡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而是根据国情设计出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很多人批评新加坡，认为新加坡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形式不一样，但恰恰因为不一样，才是新加坡的成功。“不一样”的内涵是丰富的，其实质是制度创新。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了，民主制度创新不仅很重要，而且是可能的。
《南风窗》：具体有哪些制度创新？
郑永年：比如集选区制度。这曾引来很多批评，认为对反对党不利。实际上，集选区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它有效地解决了直至今天西方国家仍没有解决的种族冲突问题。在集选区制度之前，只有两种机制能够使得少数族群可能当选，一是少数族群集中居住，二是少数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但这些方式都容易导致恶性冲突。集选区制度照顾了少数族群的利益，虽然可能造成一些不公平，但不能忘记新加坡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基本现实。
再比如强制性投票。西方认为强制投票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但今天，在西方一些国家投票率只有30%多，这意味着领导人是30%多的公民决定的，这是民主吗？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认为，公民素质是民主运行良好的前提条件。不过，公民素质不是天生具备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新加坡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投票，慢慢地培养起人们的公民精神。
这些制度创新保证新加坡很快地向优质民主发展。李光耀先生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西方称之为权威主义政府，这也没错，制度建设也需要强势政府。关键在于这套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现在领导风格和方式也变得更开放。在很多国家，民主选举是零和博弈，我赢了，你必然输，在新加坡，选举是双赢的。比如工人党赢得阿裕尼集选区，当然是赢了；对于人民行动党，虽然失去一个选区，但也得到很多选民释放的信息，知道以后往哪个方向走。所以这是一种优质民主。
《南风窗》：日本和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初期，也不具备很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为什么日本和新加坡最后发育成优质民主，而菲律宾和泰国却发育成劣质民主呢？
郑永年：实行民主很简单，但建立优质民主很难。所有国家最终都会走向民主，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能实行民主化，关键在于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走向优质民主。新加坡的早期政府，对一些可能导致劣质民主的因素，比如经济落后，素质低下等，都是有意识地通过制度建设去避免的。而菲律宾、泰国没有这个制度建设的过程，民主说来就来了。所以出现了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的分化。
新加坡虽然是后发展民主国家，但从民主演变路径来看，与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没有大的差别，均以中产阶层、公民社会和健全法治为支撑，只是时间缩短了。而怎样缩短时间，取决于政府作为。中国的地方民主选举也实行了20多年，但做得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去做这些事，缺乏制度创新。
后发展民主国家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避免其他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犯过的错误。民主的良好运转取决于一整套国家制度的建设。
《南风窗》：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和建设，必然要求有一个主体，那新加坡国家建设的主体是谁？
郑永年：一般人们把功劳归于李光耀一个人。当然，李光耀的作用很重要。但把功劳归于李光耀一个人并不公平。这是新加坡建国之后整整几代领导层的努力。李光耀的最大功劳就是制度建设。新加坡的权力集中并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党派，而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贡献是把手中的权力转化成制度，而不是让制度为权力服务。
新加坡建立的制度，执政党会接受，即使将来反对党有机会上来了，也会接受，这是国家社会制度稳定的保证。一些国家执政党建立一套制度，反对党上来要建立另一套制度，最终肯定导致混乱。西方的优质民主，同样在于所有政党和人们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无论哪一个党上台，都按照这一套去做，这就使得一个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3．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
《南风窗》：保证效率和稳定，有时被用作阻止或拖延改革的借口。
郑永年：这就要求开放社会，培养公民精神。中国传统的朋党之所以没有合法性，就因为它只是代表和追求少数人的利益。民主不是追求私利，而是追求公利的平台。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如何克服“私”，来达到“公”，就要求有一套超越私利的制度设计。民主是大家选出一个领导人，说到底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果执政党高高在上，与民众没有联系，就没有民主。
《南风窗》：在新加坡，这种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的？
郑永年：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五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如果没有这个机制，跟选民见面，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作秀。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南风窗》：中国政府也很注重新加坡经验，您认为现在最迫切的要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郑永年：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观察新加坡，不能光看大的方面，还要看一些细小的制度。看不到细节，就看不到真正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但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当然，这有很多因素，但很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是向社会开放的，所有的社会精英，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动党吸纳进入政府。新加坡是真正的精英制度，人民行动党选拔人才也是很严格的，光会说好话，或者光会骂的人都是不行的，只有能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才会得到重用。任何政党都希望自己是一党独大，但关键是怎么在合法的框架内做得到。人民行动党是开放的一党独大。
高薪养廉也是被很多人误读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的官员廉洁是靠很多机制保障的，高薪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新加坡实行官员高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官员工资货币化，部长除了薪水，没有其他特殊福利，自己开车，自己出钱买房子。第二是以高薪从企业界吸引人才。但就像美国社会难以接受企业高管过高的薪水一样，近年来新加坡的部长高薪也引起新加坡人的一些批评。
新加坡的优质民主，与执政党向社会开放的机制有关，也与理性的反对党和社会有关。优质民主并非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人等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很多因素决定，并且这些因素又是可以塑造的。新加坡通过制度创新把西方制度和华人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是值得学习的。
（本文发表于《南风窗》，
记者：曾子越，2011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