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社会发展和赋权社会的最大障碍呢？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如果要赋权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盛行的举国体制。要实现前面讨论的理想即“政府强、社会强”的状态，就必须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随着权力由地方向中央和国有部门的大举扩张，中国已经造就了一些人称之为“举国体制”的动员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走向再平衡，也有效制约着社会的发展。
“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应当看到，这种体制在一定的环境下的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来，就是说，国家有能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一些大事情或者应对大危机。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体制最成功的地方，也往往是其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和西方体制作一比较，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如果说中国是国家动员型体制，那么西方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动员。简单地说，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举国体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汉代的《盐铁论》就已经把“举国体制”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了。《盐铁论》的主题就是论述国家为什么要垄断关键工商业活动，其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在西方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实现了举国体制，有西方学者把此称之为“水利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很难质疑国家的这些功能。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中也论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尤其是法治）、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来，总趋势是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问题在于，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西方，除了为市场提供制度基础和补充，政府的基本运作要遵守市场的原则，需要参与竞争（选举）、需要对消费者负责（选民），需要考虑融资成本，甚至需要面临破产风险。尽管从总体上看，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政府毕竟还是市场的一部分，即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无论是规制型国家（国家对市场进行规制）还是干预型国家（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但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政府常常会使用其他替代性工具，例如国家计划、行政垄断和直接的准军事动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凯恩斯主义只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学说，已经预设了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市场经济是“用”而不是“体”。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边界，尽管在不同国家，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不同的。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总体上看，在后发展国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发展中国家的大。例如在欧洲，英国因为其最先得到发展，其自由市场的空间远较后发展的德国和法国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边界应当划在哪里的看法也不同，这可以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当代不同经济流派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中看出。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妨碍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较明晰的边界。所以，在西方，每次经济危机发生，人们总会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每次危机过后，总会强调政府要及时退出市场领域，把经济运行的空间还给市场。二战结束以后是这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情形也是这样。实际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西方，市场经济被视为正常，而政府直接主导的经济则被视为不正常。尽管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很多人就忙着寻找政府的“退出”机制。
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边界，政府在努力寻找和发展各种制度机制来和市场发生有效关联。一方面，政府必须发展出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场、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这样政府才能把税基做大；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发展出同样有效的制度，在保障能够从市场领域汲取足够税收收入的同时来规制市场，避免市场失控而发生危机。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制度很多方面的创新就是在这样一种动态中进行的。
相比之下，在中国，市场存在和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边界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财政税收、金融等制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制度的主体是政府。随着政府在这些方面体制能力的提高，其控制和调控市场的能力也在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市场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政府对市场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提高。在西方，政府掌握税收制度，但往往是私人部门主导金融、土地和资源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全面垄断金融（国有银行）、土地（地方政府）和战略资源（央企），反而是直接税收和公共服务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
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中国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这种市场在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市场也“非法”地存在着，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这个市场开始扩展。在90年代，尤其在“抓大放小”期间，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市场基本上处于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在容许其生存的同时并不给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包括法律、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受到很多限制。例如地域限制，没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这使得这个市场永远不能发育成为全国性市场。又如经济领域的限制，国家不容许私人在金融等领域发展，私人一旦进入这些国家垄断领域，就面临巨大的经济甚至生命风险。
比较而言，后两者即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大举扩张。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以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在中国也一样，在这个领域，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本来就是从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这些企业高度依赖和政府的关系。离开了政府，它们就会面临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领域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企业要大得多，国家也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会想方设法地去控制它们，保证它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甚。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得到政治保护的同时还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
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上面已经讨论过，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表示过，中国的国企大而不强。前面已经论述过国企的弊端，这里想强调的是，国企完全是中国“举国体制”的工具，它更多的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此外，国有金融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和某些经济职能部委也是“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要素的垄断进行寻租和扩张，行为模式上与国有企业非常类似。
民富才能国强，社会强才能国家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也是亚洲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市场的历史；而一部社会史既是社会发展和扩张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社会的历史。尽管如上所说，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但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但后来国家主导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国家空间的大扩张和市场空间的收缩，尤其在经济领域，于是就有了私有化运动或者再市场化运动，尤其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执政期间。总之，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
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价是“民弱”。“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应当看到，国富并不必然导致国强，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实际并不属于抽象的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代理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仅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举国体制”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然后就是政治基础。
很显然，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六、政治改革及其未来
前面已经讨论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想表达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政策、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等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平衡的经济结构、中产阶级等。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还必须涉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政治改革。实际上，上面所讨论到的很多问题，其解决方式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前面强调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没有回避和忽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在很多方面，例如机构改革、人事、立法、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就，但中国还没有进入政治民主化尤其是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前面也强调过，尽管现在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会改革缺少进展和动力和缺少政治改革有关。要推进社会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又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无论怎样的政治改革，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执政党的改革。因此，我们就必须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政治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模式
我们可以从最近这几年人们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入手来讨论政治改革。这里当然不是要讨论中国模式问题，主要想指出一点，大多讨论中国模式的文献都有意或者无意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尤其是共产党，而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实际上，如果说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共产党是这一模式的核心，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人们总觉得讨论中国政治模式过于敏感。不过，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其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在中国社会文化形态中，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比经济和社会因素要强有力得多。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在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能深入的情况下，很难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缺少对政治模式的认识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深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不知道政治模式应当怎样的情况下，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
当前的客观局面是，有关方面规定了“不能做”的领域，例如不实行西方式民主、西方式三权分立、多党制、联邦主义，等等。在不能确定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不能做”的领域必然越来越大。这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之前的共同特点。政治不思进步的时候，就趋向保守。而保守就是不作为，不做事。不过，症结在于，中国目前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说全方位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有些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得到解决，而有些则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要求解决问题，应当探讨的是“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不能正视所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寻找到具有本质性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对中国模式作出一个合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