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对我起着保持快乐的作用，但我并不能保证我时时都会有愉快的心情。况且，忧伤、愤怒和无奈都像天灾人祸一般，往往让我始料未及。为了防止被生活琐事变得感伤，或是为了让身心觉得愉悦，我会选择在我的包或者衣兜里揣上一本书——我同样也会建议你这样做，如果你喜欢看书，这可能会很有效果。通常情况下，我不会看我包里的那本书，除了我从不在公共场合和嘈杂环境阅读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包里的这本书暂时失去了被人阅读的功能。它只在心理上起作用，它能带给我安宁，让我慢慢平静下来，就像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一样。当我莫名其妙地难过时，我会想——哦，我包里还有一本书呢，里面的人是不是还在为他们的事烦恼呢？说得难听点，这或许是逃避，但安宁和快乐至少是我们不再逃避的前提。由于包里常揣的那本书不是为了阅读，所以我会尽量选择一些体积较小、重量较轻的书，让我只在悲伤的时候才想起它。《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个不错选择，它小到可以轻松地放进衣兜里；偶尔我也会选择一些重量很轻的原版文学作品，如亚里士多德的《诗艺术》，马尔克斯的《爱在霍乱时》以及一些杰克·伦敦的作品，等等。
在我这里，和阅读同等重要的，想必你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写作。如果要追溯我的写作历程，那似乎是件十分久远的事，事实也正是这样，它始于我的小学时代，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学四年级。那时候的我写作，就像现在大部分人经常想和做的那样，纯粹是出于功利性，为了向同学炫耀，或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够了，我不是在回忆往事，那段为别人而写作的时光也不值得我去回忆。最初真正萌发要写作的想法是在一年暑假，我看了《我的名字叫红》之后。看完那本大部头的书后，我的心情立刻就激动了起来，我想——就像年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了《变形记》之后所想的那样——我本不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现在我知道了，我就可以这样写。
一阵热情过后，我开始冷静下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把日渐深厚的感情从小说上摘除，我选择了在繁忙的学业中不断学习，让我的小说理念、思索不断进步。要想不断进步，那就必须要弄明白小说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发展，它的趋势。我对小说的这些想法和理解在这本书中便有体现，在此我就不必多说了。说到这里，我们漫无边际的谈话也兜了一个圈，它回到了它的发展上——现代小说的实验性；而在我国，大部分严肃文学和通俗小说根本谈不上实验性，它们全都是面向传统，奄奄一息。
我开始阅读纳博科夫、杜拉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富有实验精神的小说家们的作品，在他们身上，小说仍在或多或少地往前发展，尽管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都叫嚣小说终究会被一种全新的艺术所取代。那么，我这样说是不是就代表我不会学习那些传统小说家呢？不是的，托马斯·曼就是我的行为榜样，他喜欢把他的作品朗诵给他的孩子们听，我脑中时常萦绕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孩子们快活地欢笑，他们开心地对妈妈喊：“爸爸在讲故事！”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人开心了，我相信不止是我，对于曼，他也一定是这样想的。而我呢，虽说谈不上朗诵，可我也十分乐意把我写下的东西分享给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再远一点，我把它们和跟我一起分享生活快乐的人分享，比如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作品诞生于小说家的笔下，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他的作品就像是一个冰冷房间里的暖炉，如果最后完成的作品跟小说家的初衷越接近、越吻合，那么它的脉搏就搏动得更为激烈，让身处这间寒气逼人的房间的小说家感到温暖。虽然这听上去很简单，然而要清楚，最开始关于小说的想法是在理想中萌发，而定稿则是在最初的想法上综合各种现实因素后的产物。一个正常人，在受到琐事、身体原因和较坏的客观因素影响后，他也没办法调和现实和理想，更别说劳累的小说家了。或许要解决构思作品时和完成作品后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还得依靠天赋，因此天才是受大家推崇的。他们可以不需要任何经历，可以任由自己的思维被社会体制僵化，从而丧失想象力，也可以负荷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压力，但有一点他们永远也不会改变——不管用什么样的姿势坐下来，他们握着笔的手就立刻动个不停，好像是没经过什么思考就写满了这一页页的稿纸似的。当我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人时，我就怀着崇敬的心情那样称呼他们：天才，看似不可能存在，却又令周遭的平凡人备感自己愚蠢的人。
与天才相对的，不是蠢材——我指的是在写作上，但我觉得它可以推广到各个领域，或许大家早就已经是这么认为的了——而是劳动者，是辛勤劳作、工作的人，我们没有傲人的天赋，不过我们可以依靠艰苦的劳作解决那些矛盾，这是个笨方法，但我们别无选择。天才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仿佛他们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让矛盾自行消失，或是在写作中就避开各种各样的矛盾。除了那样的奇迹发生之外，矛盾当然也有被解决的办法，那就是靠着毅力，奋力地去挖掘，艰苦、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工作，尽管作品的理想和现实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但至少会消失许多。这样，就算是劳动者的作品，也可以和天才的作品相媲美，它们的脉搏同样充满活力，同样是寒冷中的一丝温暖。
照我这么说，美国作家（请注意，虽然他主要写小说，但我没有说他是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这个名字，在文学上以福克纳和海明威闻名的美国，它无疑是渺小的，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它、了解它——就是一名典型的劳动者，他始终把写作当成一种艰苦的劳作。他在演讲稿《一部小说的故事》中说，他写作的故事没有多少文艺性，它只是一个关于汗水、痛苦、绝望和获得部分成就的故事。人们都认为这是句客套话，他向来都是个谦逊人。其实不然。在一万多字的庞大的演讲稿中，也许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起眼的句子只是起到过渡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概括，一个对沃尔夫整个写作生涯的概括。我们知道，他不是个天才，他是个典型的劳动者，但从他那儿我们也知道了，劳动者也可以是天才。瞧，首先，我们要流下汗水，然后经历痛苦，接着再感到绝望，最后——获得部分成就，被生活困扰的劳动者凭借他们的意志力，终会有所获得。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过一个“隐含读者”的理论原则，他创造了“读者导向”理论，认为小说的意义在于文本和上下文之间。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原始理论的基础上稍稍加以变动，把“读者”换成了“作者”，即“隐含作者”。而“隐含作者”相比于“隐含读者”更加简单易懂——对每一部已构思和在写作计划中，但还没有动笔付诸行动的小说来说，其中必然存在一个隐含作者，只有在写作者再次成为那个隐含作者时，才有能力去完成那本书。由此，梦想一本书，就像幻想自己成为别人一样十分容易，而成为自己梦中作品的隐含作者却很困难。
我想用这个理论来结束这篇独立的文章。也许多年之后，我会在自己的书架前驻足，想念自己曾经扮过的那好些位隐含作者。他们就呆在书架里面，我不再同他们会面，只是偶尔想起他们，心中困惑就像夏日的迷霭那样迅速散去。你知道从现在开始，我要做的，就是在将来花去许多时间来装扮那好些位隐含作者，并快乐地沉浸在扮演的过程中，让我多年之后的那一幕不成为我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