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欢笑着的小公寓
我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小公寓里欢快地活蹦乱跳着。由于是间地下室公寓，水泥地板上湿漉漉的，反射着暗光，像是光滑的金属表面。我的脚步随着我愉悦的跳跃每踏上去一次，地面就传过来一次闷响；我读过《神曲》，那声音就像是从地狱里发出来似的。
我尽情地大笑了几声，我是如此的忘我，甚至于都忘了我到底笑了多少次；不过，笑总是好的。放心，地下室的楼上没人住，没人来阻止我快活。我朝着那面贴着几张过期的褪色海报的颤抖的墙壁大笑，看到海报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到现在，我愉快的心情也使我忘了这面摇摇欲坠的横着几条裂缝的可怜墙壁。
我还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了，碰到好事兴奋得到处乱跳，被它逗得旁若无人地大笑，这难道不是个孩子的行为？我今年二十三岁，按俗滥的励志电视剧的说法，我是个真正的男人了。为了让自己充分享受愉快心情带来的乐趣，我在小公寓里到处找乐子。是的，如果我没记错，这间现在看来如此可爱的小地下室，之前还有人长期居住。当然，它曾经的主人还不止几个，甚至有上百个。不过，很遗憾，我了解的只有我的前任——和我一样，他在这儿也是个外国人，我们都为了理想或是事业而千里迢迢来到土耳其；也有和我不一样的：我是个现今穷困潦倒的捷克单身小伙，而他是个俄国人，还是个成了家的正直的中年商人。
我的地下室公寓看起来还不算太寒酸，对吧？不大，二十平方米左右。一张铁床紧贴水泥墙壁，棉絮安稳地嵌在了床的凹陷处，上面还铺了张从小就开始用的粉红色床单。这儿是地下室，没有窗户，单调的天花板上垂下来一个裸露的大灯泡，一打开就向四周射出不明亮的黄光。灯泡下方是张深红色的木制桌子，像是专供办公室人员使用的，柜子和抽屉还挺多，我常常想，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用它来工作是多么惬意。说到这儿，我还得提起那个俄国商人，这桌子就是他留下来的。据说当初他刚到土耳其时，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穿着的那套唯一的西装（还是结婚时忍痛买的）也因为长途旅行而破烂不堪。他在自己的祖国丢了工作，每天外出奔波找饭碗却无功而返，觉得十分没面子，妻子也愁出了病。他对此很过意不去，就在这时，他决定外出闯荡，并对孱弱的妻子动情地说，他一定会成功地回家。这是我那个老迈的来自传统的土耳其农村的女房东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她还很善良，看到夜色下她经营的这栋公寓外有个脏兮兮的高个子晃来晃去，不禁动起了同情心，赶忙把他拉到公寓楼门口为守门人准备的小房子里，热情地招呼他喝下了不久前烧好的开水。
上述信息就是她在那时问的。俄国人没钱，恰巧女房东又很吝啬，但我说了，她那时又很善良，所以最终还是决定把他留在这儿住，等他在土耳其找到工作了再说房租的事。世上可没有白住房子的好事，于是老房东给他安排了一间公寓楼里没人住的房间——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间地下室。深受感动的俄国人也欣然接受了这间条件极差的公寓，也许人在绝境之时不会考虑其它的因素。那位外国朋友很会吃苦，并且在土耳其很受人赏识，他很快便成了个成功的商人，赚了很多钱。不过他还是在地下室公寓里继续住了一段时间——或许是为了报答女房东，因为他为了尊重她，在住的时候也给了房东很多钱——在这期间为了办公，他买了这张红色的木制办公桌。我是这样想的：红色，象征着激情和热情，劳累的商人需要这些精神上的支持。跟所有的俄国人一样，他也喜欢伏特加，以前因为经济原因，他只有在亲戚家才能享用到它；现在不一样了，他挣了许多钱，是个富人了，于是他托人捎来一箱箱的上等伏特加，每天夜深人静之际，他就饶有兴趣地躺在床上（现在这张铁床！）慢慢咀嚼伏特加的美味。一个上层社会的商人，在这间简陋又狭小的地下室公寓里高雅地品味伏特加，这是我怎么都不能想象的事，他怎么就会有那么高的兴致呢？难道他不会觉得恶心，或是孤独吗？
想必商人回国之前一定留了些伏特加没带走，我想——它们有一些肯定被送给了那个越老越贪财的女房东，然而总会有遗漏的吧，如果你不去有意识地发现它，那么它永远就不会被发觉，这就是遗漏的特性，它需要人的主动出击。为了庆祝我的好心情，我需要那么一瓶伏特加，有了它，我很知足——我也不会奢望鱼子酱了。我一连翻了几个抽屉和柜子都没找到哪怕是一瓶，油漆和发霉的木屑掉了一地，它们沾上地上的水后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过，好事多磨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我在最后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瓶，它裹满了灰尘和碎屑，银色的包装纸依然很新，上面写着陌生的俄语。
好心情促使我没有产生太多想法，我拧开已经松了的木塞，然后便像神仙似的对着瓶口喝了起来。我依然在我可爱的地下室小公寓里活蹦乱跳着，这次还多了一瓶美味的伏特加，包含着更多愉快的欢笑又一次充满了公寓。
嗯，请问，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快活吗？是的，你们当然想。与人分享快乐，我自然是很乐意；但对我而言，如果能跟别人一起深入分析我的快乐的话，那我会更乐意。所以，请调试好您的步子，跟上我的节奏。
今天是个难得的星期天，上班族碰上这天，总是会很高兴。对他们来说，星期天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和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意味着在月光般的博斯普鲁斯里乘船游览，意味着驾车前往雨后现彩虹的半岛去消磨美好时光，意味着在贝尤鲁疯狂购物。我说的是“他们”，也就是说，我不是个上班族。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只是个年轻的邮递员——作为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捷克的，请相信我，我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除了星期天，我每天都去伊斯坦布尔的各种地方投递各种邮件，城市的模样我早已烂熟于心。那些在上班族看来赏心悦目的景色或是名胜，在我看来就是一封封信，对我来说就意味着长途跋涉，意味着为了一封小小的信件坐公共汽车逛遍整个伊斯坦布尔。我不期待星期天，它从不会令我高兴。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我厌恶出行，讨厌在城市里行走。我是个异国人，土耳其语也不熟练，没有朋友，我只能在这间狭小、潮湿和阴暗的地下室里度过一个难熬的星期天。
跟星期天一样，这间小公寓当然也不会让我高兴，你肯定也不喜欢它。而且，我不仅讨厌这间我正居住的地下室，还讨厌整栋公寓楼，它旧、肮脏和落后。公寓楼的岁数和共和国一样大，但如今，和共和国不一样，它已经走到了死亡边缘。当时土耳其想拼命挤入西方文明社会，于是政府大力向西方学习，照着他们的样儿建了一栋又一栋风格单调的水泥建筑，我所在的公寓楼就是其中一分子。这儿的女房东来自西部的农村，她是为了继承她那早逝的儿子的遗产（这栋公寓楼）才来伊斯坦布尔的。尽管来伊斯坦布尔这么久了，她还是顽固地戴着她那条头巾，保持着土耳其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还时不时咒骂那些留着披肩长发的时髦女郎。
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我认为我高兴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事情总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面——我确实是高兴了，而且是非常高兴，从未有过的高兴。在我眼里，它就跟一间会笑的房间一样令我惊奇。它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于是，我可以把一切几率极其微小的事件称为欢笑着的小公寓。
好了，我也不再绕弯子了。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午休时间，大家都应该轻松地休息，所以我决定跟你讲讲我的开心事：
星期天一点也不特别，我跟工作时一样，早早的就醒了：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这是多么无聊的一天啊！我看了看还是在捷克买的表，不过早晨七点过，比平日里晚醒了半个小时。我坐到了床上，发起了呆，想到我实在不能想出打发这无聊时光的好法子时，童年时代的粉红床单似乎又缩小了一圈，还皱了起来。
这时，门敲响了。是女房东催我缴房租了，不对，不是她，距离上次付房租到现在才十天而已。我想到这是跟我一样无聊的人想出的蠢办法，于是不屑一顾地闭上眼继续发呆，准备不去给敲门的那个人开门。门继续被敲着，响声一会儿强，一会儿又弱了下去，音调很不和谐。我听得出，门外那个人很疲劳，手指在木门上已经不听他的使唤了。敲门声总是不如我意，它一直响着，像是一个不屈的战士，永远也不会停止战斗。
没办法，如果你不去亲自堵住战士的枪口，他就会一直朝你开火，如果弹药用完了，他还会拿起枪杆跟你拼命，总之，你必须解决掉他。
我慢悠悠地开了门：是个白净的小伙子，戴着一副秀气的眼镜，头上有一顶帽子，额头上有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被牛皮纸包着的纸制物，衣服很脏。他看起来很没精神，显然忙活了好一阵了。最开始看见他还没有任何想法，不过，这时一个意识在脑中闪电般的掠过：毫无疑问，那副精神面貌，那身装束，他就是我的同行，是一名邮递员！
一股同情心从我心底里像晴朗清晨的太阳那样冉冉升起。
“请问，您知道这个地址吗？我对这里不是很熟悉。”他很有礼貌地问。
我看了看他颤抖着双手递过来的那张被捏得潮湿和皱巴巴的小纸条——那是贴在牛皮纸包装上的，看来被这小伙子不小心撕了下来。
我的确是认真地看了看，然后便会心一笑。是啊，我太熟悉这里了。可以这样说，地址上的这家音像店是我在伊斯坦布尔最熟悉的地方。我为白净的邮递员小伙感到高兴，因为他找对人了。
“您清楚这里吗？”他耐心地向我问，看样子他等了有些久。
可是，不知怎么了，我想立刻开口如实告诉他地址，但我却犹豫了起来。一旦我老实地告诉了他，那么他就会迅速离开了，我难得的拜访者就不会再来了，我那该死的星期天又回来了。我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个冥冥的声音对我耳语，叫我把握住已经到手的快乐和有趣。再说，他额头上不断滴下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到下巴，像是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琴弦，等着我去拨弄一曲呢。
我对着他手舞足蹈的，说了一大堆，告诉了他一些没用的地址，让他到那些地方找找。要知道，那些地址都是离我熟悉的那家音像店越来越远的。他充满诚意地向我道了谢，然后便兴致勃勃地找音像店去了。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已经可以在地下室门口处通过长长的楼梯看见楼外的亮光了。他再次满头大汗地跑到了我的地下室公寓，样子很可怜，眼镜歪戴着，精神愈发萎靡。
“请问，您确认是这些地址吗？我都找过了，全都不是。”他的语气很委屈。
我顾弄玄虚地把那张快被捏成两半的纸条拿了过来，来回看了几遍，故作深思地想了又想。他则倚着门喘息着。等到我认为时间差不多了的时候，我故意惊讶地摊开双手，纸条飘到了地上，我大声说：
“啊，真对不起，我是真的把地址记错了。不是这些地址。”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接下来，我把音像店的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他兴高采烈地又从这里出去了。
我的快乐就此开始了。想到他在听到音像店真实地址后脸上露出的欣慰的笑容，还有他兴奋的那样儿，我的小公寓便开始欢笑起来。上帝啊，我心情愉快地喝了瓶上等伏特加，我不奢望您还能光顾我这里，不过，我倒希望幸运的我能跟天使见上一面。
2．久违的电话铃声
说到底，我的快乐也持续得挺久的，手腕上的捷克本土手表的时针倾斜着指向四点整，现在是下午四时。也就是说，我已经高兴了整整六个小时；这不仅是对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件很罕有的蹊跷事。一个孩子兴奋一整天，那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一个理性的年轻人来说，他为一件事高兴那么久，这正常吗？
和小孩子的快乐不同，我们的理性已经不会再指挥我们对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情感，因为那自始至终都是我们的私人物件。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别人的痛苦，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愈加强烈的窥私欲指使我们为了别人而感到愉悦。我们因为捉弄别人而身心欢愉。
有些人为此感到良心不安，有些人则不然。我呢？我很正经，我当然会觉得愧对那个礼貌、瘦弱的同行老兄，不仅如此，我还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我的良心时刻因为这个不怀好意的捉弄而颤抖。
不过，我还是顽固地高兴着，尽管我是多么的想驱逐它，我的快乐还是不会因为愧疚而自行消散，它的枝叶甚至还更繁茂了。这是有原因的，我明白邮递员被捉弄个许多次，那是十分正常的事，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多久前还被人捉弄来着？不记得了，但事情的经过却记得清清楚楚：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旧城区，到那儿的一栋房子送一封信，接我信的是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样子很可爱。他看见有信来了，显得很开心，接过信后从裤兜里掏出块金币，说是过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金币，但他把它朝着我后面的方向扔得远远的，让我把它拣起来，然后就送给我。这么好的差事，我可没理由不干，于是我一溜烟地跑到后面把金币拾了起来据为己有。我回头一看，男孩已经消失在了门口处，我把金币攥得更心安理得了。然而，后来，当我把它拿给某位专家鉴定时，那专家严肃地说金币是个蹩脚仿品：是的，我被那小孩给戏弄了。
知道被捉弄的真相后，我并不怪小男孩，也没有生气。我知道，小男孩不是为这个戏弄而感到高兴，他只是为自己收到的信感到由衷的开心。至于送我假币呢，那必定是他觉得好玩，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我为什么不陪这些天真的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呢？
邮递员都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所以我坚信，那个礼貌的邮递员才不会为了我的捉弄而恼怒，况且，他还以为我是真的一时记错了地址。而且，就算他知道了真相，他或许还认为我是个孩子王，纯粹是出于好玩呢。
正当我还在细细聆听快乐的余音时，公寓楼前的小房子里那个守门人老大爷又动用了他那个大嗓门，他大声喊：“喂，地下室！有电话！”声音大得仿佛整栋楼都听得见。守门人的小房子里装了一部旧电话，这是为了方便房客与外界联系而专门安装的。老大爷记忆力很差，记不住房客的名字，他喜欢给别人另取名字，因为我住的是地下室，我在他那儿的代号就是“地下室”。
打给我的电话？真难得，我知道那肯定是同样在土耳其的叔叔打给我的，他很爱我，每个星期天——我的休息日——他总会给我打电话，问候我。我看了看表，时间正好。
我急匆匆地来到守门人老大爷的小房子里，样子很狼狈，因为急着接电话。然而，我到房间里的时候，电话的听筒却已经平稳地躺到了电话上，我赶忙拿起听筒，但——电话已经被挂断了。我充满了疑惑，我的电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