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渡河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战术性的行动；但是，关于渡河点的决定问题，与整个战争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关系又是十分紧密的。在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1800年莫罗将军渡过莱茵河的行动，就十分鲜明地证明了这点，通过这个事例，也可以帮助读者们更好地对我的论断进行评价。作为莫罗将军的上司——拿破仑，这位更加高明的战略家，他希望莫罗能率领全军在沙夫豪森渡过莱茵河，以便转移到克赖将军军队的后方，比敌人更早到达乌尔姆，将敌人向奥国的退路切断，同时，将他们赶回美因河。但是，莫罗将军已经在巴勒占领了一个桥头堡，他图方便，主张从敌人的正面渡河，而不愿意迂回到敌人的左翼。在他看来，战术上的利益比战略上的所有利益都更加重要。因此，他宁愿满足于确保局部战争的成功，也不愿意为了追求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而冒险。而就在这同一个战局中，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战例，即拿破仑渡过了波河。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渡河点的选定，对战略来说是多么重要。原来，在基乌泽来之战后，法军预备队可以沿着波河的左岸直指都灵，或者在克莱桑提诺渡河，继而直指热那亚。可是，拿破仑却主张渡过提契诺河，进入米兰，以便与率领两万大军途经圣哥达抵达米兰的蒙塞会合，随后经皮亚琴察渡过波河，原因是拿破仑坚信，这样做比他过早地返回退却线，能更早地走在梅拉斯将军的前面。1805年，还有一个接近这个战争的例子，是在多瑙佛特和因戈尔施塔特渡过多瑙河。而马克将军的军队覆灭的头号原因，正是拿破仑所选择的方向。
回顾中所讲的原理，如果要在战略上决定一个正确渡河点，其实并不困难。不过，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在渡河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的作战问题上一样，有一些决定点属于永久性的或地理上的，另外一些点则属于相对性的或临时性的，这个可以根据敌人的兵力配置情况决定。如果我军选择的这个点，既对战略十分有利，同时又在地形上对战术
有利，这种情况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如果这个点在地形上会形成一个近乎是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么就必须另外再选择一个渡河点；而在另选渡河点时，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要使这个点尽可能地向我军行动的战略方向靠近。而除了上述这些影响选择渡河点的一般考虑之外，我们还要有另外一种考虑，即有关地形本身。下述这样的位置才是最佳的渡河点：当军队在这个渡河点渡河之后，它的作战正面和作战线能与河流形成互相垂直的方向，至少在第一阶段的行军中，军队不会因为被迫分为几个部分，而沿着不同的路线前进。就像拿破仑在埃斯灵那样，这种最佳选择还会让军队避免背水一战的风险。
关于决定渡河点的战略考虑方面，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现在，我们该对渡河问题的本身进行论证了。在研究保障渡河成功措施的过程中，历史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古人能够渡过格拉尼克河，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可是格拉尼克河只不过是一条小河（这条河在小亚细亚，亚历山大曾经渡过）。在这个方面，今人实现的伟大创举才是数不胜数的。
曾经，路易十四在汤尔吉斯渡过了莱茵河，他的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如今，在这个时代，德东将军也有两次渡过多瑙河赢得了胜利，其中一次是在克尔渡过了莱茵河，另外一次是在1800年的时候，他在霍赫施泰特渡过多瑙河。这两次成功，应该算是细节方面的典范，而准确执行这些细节，就是在这种渡河作战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同时，其他三次在多瑙河上的渡河，以及一次著名的在别列津纳河上的渡河，都是这种作战中前所未有的卓越的战例。其中，在多瑙河上的前面两次渡河，实施者正是拿破仑。当时，渡河的地点是在埃斯灵和瓦格拉姆，而对岸的敌人数量达到了十二万，同时，敌人还拥有四百门火炮，他选定的渡河点就是多瑙河的河床最宽的地点。在这里，佩勒将军对这两次
渡河所做的有趣的记述是值得我们读读的。进行详细叙述，我的目的是希望读者可以自行参阅详细资料；在这里，我只是列出几条关于渡河的普遍原则。
（1）首先，我们要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迷惑敌人，目的是让敌人无法发现我军真正的渡河点，这样，他们就不能在我军真正的渡河点集中兵力进行抵抗。而我军除了战略佯动以外，在真正的渡河点附近还应该采取一些佯攻行动，以便使敌人在该处集结的兵力分散开来。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使用一半我军炮兵的兵力，在所有的假渡河点上尽可能地造成巨大声势，以便迷惑敌人。与此同时，在真正准备渡河的地点，我军反而应该完全保持沉寂。
（2）我们应该尽可能首先派遣一些兵力乘船渡河到达彼岸，并驱走那里的敌人，以作为我军架桥的掩护，使其无法对我军形成阻挠。随后，这些到达彼岸的部队，应该迅速对渡口附近的村庄、森林和障碍物进行占领。
（3）将部分重炮部署在前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将对岸的某个目标消灭，同时，还要对试图破坏我军正在架设桥梁的敌军炮兵进行压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保证我军这边的河岸较高于敌人那边的河岸。
（4）如果有一个大岛位于靠近敌岸的位置，那么对我军渡河和架桥作业，都会形成较大的便利。因此，如果有条小河在我军的渡河点附近流入大河，这样也是具有很大好处的，这样我军能够利用这种小河进行船只的集结，并将船只隐蔽其中以便渡河时使用。
（5）如果渡河的地点选择在河流呈现弯曲的地方，这种选择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如此一来，我军的炮兵就可以用交叉火力来对渡河部队的登陆点进行控制，并阻止敌军对我渡河中的部队进行攻击。
（6）我军所选择的架桥地点，原则上其两岸应该有良好的道路，这是因为当部队渡过河之后，就可以十分便利地找到交通线，以及便于我军集
结的路线。因此在河岸的陡壁，特别是在敌方的陡岸渡河的做法应该避免。关于对敌人的渡河进行防御，关键是要阻止敌方实现上述渡河的保障
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轻装部队对河进行严密的监视，以便于随后就能迅速地向受威胁的地点集中兵力。当然，处处设防是十分忌讳的。当敌人只有一部分兵力渡河时，我们应该及时将这部分兵力歼灭。而这一方面就该向1809年旺多穆公爵在卡萨诺和卡尔大公在埃斯灵大规模的行动学习，虽然他们并没能充分利用他们获胜的战果，但是他们的这些行动正是值得我们髙度赞扬和永远牢记的范例。
在中，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在一个战役或战局开始时所实施的渡河，对作战线的方向可能产生的影响。这里我们继续研究渡河后战略移动所产生的影响。
既要对有可能会被敌人破坏的桥梁进行掩护，又要不对自己军队行动的自由产生影响，是军队渡河之后可能会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如果我军的兵力优势远远大于敌军，抑或是我军在获得了大胜之后才实施渡河行动，那么我军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假如我军是在战役刚刚打响，敌我双方兵力大致相等的时候实施渡河，那么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法军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面对的是拥有十万人的德军，它想在曼海姆或斯特拉斯堡渡过莱茵河，那么法军这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三个方向上将敌人击退：第一，要在正前方把敌人逐回到黑森林山脉；第二，要在右方对上莱茵河的桥梁进行掩护；第三，要在左方对美因兹和下莱茵河的桥梁进行掩护。而为了实现这些必要的目的，分散兵力就在所难免。但是，如果想要扭转因为分散兵力而造成的不利情况，把兵力分成三个等份是坚决不允许的，同时，在短期内没有查清楚敌军兵力的集结地之前，是不应派出支队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的是，对一位主帅来说，这种情况的确是最难处理的一种。如果他分散兵力去掩护桥梁，那么在他的这三部分兵力中，有一部分就有可能会与敌人的主力相遇，结果就是这部分军队会被敌人吃掉。而相反的情况是，如果他把兵力集中在一个方向，如果他被敌人迷惑，对敌人兵力的集中点辨识不清，那么敌人就有可能占领或者摧毁他的桥梁，而他也会因此陷入难以取胜的、危急的境地。
最佳方法就是在一个城市的附近架设桥梁，并迅速进一步加强城市对桥梁的防护，然后迅速地以全部兵力展开中已经涉及了，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论述一下，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原因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它们与桥梁位置的关系。
出于某些重要的原因，有时候在同一个作战正面上分兵两路进行渡河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1796年，莫罗和茹尔当就采用了这种办法渡河。这种办法有它自身的优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能让我军有两条退却线；但是另一方面，自然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我军从敌人的正面两端进攻，这样做会迫使敌人向中心集中兵力，从而有将我两路军队各个击破的可能。如果敌方的将领能对这一违反原则的弱点善加利用，那么这次作战的结果就会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
对此，为了将两路渡河的不足减少，我们所能提出的建议是，应该尽量将主力集中在一路，使这条路具有决定性，而在渡河之后，为了避免我军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就应该尽早地把两路军队集中在内线上。如果这条准则被茹尔当和莫罗遵守，并且会合于多瑙佛特，而不采取离心行动，那么他们在巴找利亚取得巨大胜利就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不至于被敌人逼迫，从而退回到莱茵河了。
这个问题属于双重作战线问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进行重复说明了。
退却和追击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一切战争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种行动是退却。闻名遐迩的德利涅亲王凭借他一贯具有的主见曾经断言：“我好像从未见过使用什么方法能在退却中获得成功的任何一支军队。”这种真知灼见是那么真实可信。实际上，如果能够设想到由于交战失败而退却的军队的体力和精神状况，设想到保持退却秩序的难度，以及稍有一点混乱就可能导致覆灭的结果，就能轻松地理解，最有战争经验的将领，要下定实施退却的决心，是多么不容易。
可以为大家提供哪些有关退却的方法呢？是否应该竭尽全力战斗到夜色降临，这样可以在夜色的笼罩下实施退却方案呢？当有秩序地退却成为可能时，是否应该马上撤离战场而不是坚持到最后时刻呢？是否应该为了远离敌人而趁着夜色极力强行军或者做出准备再战的姿态而在半途有秩序地停下来？在这些方法中，每一种方法都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有利，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如果说战争理论表现在某些方面可以用“无能为力”来诠释，那么表现在退却方面的软弱，则是无可争辩的。
如果要一直奋战到夜晚来到，那么可能还没到天黑，便已不剩一兵一卒。而且，如果在夜色沉沉、漆黑一片下被迫开始退却，那么军队对所面临的情况不甚明了，也不知道要采取哪种措施应对。既然如此，应该用哪种方法才能挽救军队于崩溃之中呢？相反，如果不等待转机的最佳时刻，而在
白天就撤出战场，那么就有可能在敌人已经停止进攻时功亏一篑。所以，这种退却会使部队斗志涣散。如果军队将帅不是在十分明确的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实施退却方案的，那么部队一定要对他这一审慎的做法进行指责。另外，又有谁能确定在勇猛大胆的敌人的追击下，如此的退却不会演变为杂乱无章的溃退呢？
在真正开始进行退却行动的时候，采用强行军来争取先敌行动是否应该进行，这仍是一个十分困扰人的问题，因为这种匆忙行动可能导致整个军队覆灭，也可能导致整个军队得救。我所能正式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军队的数量十分庞大，那么采取慢速退却的方法还是适宜的，要分阶段进行，并且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这样可以挤出时间便于组成兵力较多的后卫部队，阻挡住敌人的先头纵队，使他们迟滞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仍然要再来认真研究一下这些准则问题。
根据退却的原因，退却大致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种类。
有时，在还没有进行交战时，为了引诱敌人离开原有位置，从而令其行进到一个更为不利的位置，而自行带兵撤退。如果说这种行动是退却，倒不如说是一种灵活谨慎的机动。比如，1805年，拿破仑为了把联军诱至对他有利的地点，由威绍退往布尔诺。同样，为了这个目的，威灵顿亦由卡特尔布拉退往滑铁卢。最后，在得知拿破仑到达之后，就是在对德累斯顿开始攻击以前，我曾经也建议采取这种机动。我说，为了在迪波尔迪斯瓦尔寻找一个有利的战场，必须向那里运动。但是很不幸，退却的概念把这种想法混淆了，一种骑士式的荣誉感不允许他在战斗还没有发生时就向后退缩，所以1813年8月28日的大祸变得不可以避免也是理所当然的。
有时，即使没遭遇失败，因为要防守在侧翼或退却线上受到敌军威胁的某个点，那么就必须退却。在穷乡僻壤之地，如果运动进展到距离补给中心过远时，为了靠近仓库，有时也必须退却。最后，当某一行动失利或交战失败后，也会被迫实行退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