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反驳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的，象古籍中所载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巡守考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象‘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因此，司马光的论点是不对的，他的真实意图是想借此讽刺朝廷罢了。”神宗把吕惠卿所举的例子说给司马光听，司马光纠正说：“‘布法象魏”的意思是颁布旧法。古时诸侯有变动礼乐的，天子‘巡守"发现后就要杀头，礼乐不能自己随意变动。至于古时的刑法问题，新建的国家往往采用较轻的刑典，而混乱的国家偏向于采取从重的刑典，这才是‘世轻世重’的意思，不是要变更刑典。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子，旧了就要修整，不大坏就不必重新营造，现在满朝大臣和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三司使是掌管天下钱财的官员，如不称职可以罢免，但不能使执政官员侵犯他本身的职权，现在又重新搞一个三司条例司，不知要干什么？宰相以先王之道辅佐君主，为什么要依例条办事？如果是这样，那就等同于一般的胥吏了，今天，做什么事情都要由中书条例司决定，这又是为什么？”吕惠卿无法回答司马光的责问，便用其他话语来低毁他，神宗制止说：“大家互相辩论是非，为何要用这样的态度。”司马光接着说：“平民拿钱放利息，也能一点点地吃掉更贫穷的农户，更何况是在县官的督责下逼迫他们借债呢！”吕惠卿辩解。“青苗法规定，老百姓愿意借的就借给，不愿借的也不强求。”司马光说：“愚民们只知道眼前借债的利益，不知道将来还债的痛苦，即使没有强求，客观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当年太宗平定河东，立下柴米的法令，当时一斗米换十钱，百姓乐于同官府交换。后来物价腾涨，和籴之法却不解除，便成为河东百姓世世代代的祸患。我恐怕将来的青苗法。就象今天的和朵法一样。”神宗问；“在粮仓门口直接籴米怎么样？”司马光答：“不方便。”吕惠卿说：“柴米一百万斤，就可以节省东南地区的漕运费用，拿这笔省下的钱支付京师的花费。”司马光反驳说：“东南地区钱少而米贱，如果不在那里通过朵米和漕运把钱换成米，那就成为弃优势而不用，取劣势而用之，导致米更贱，钱更少，对农民与商人都造成痛苦。”侍讲吴申从座位上起来说：“司马光的论点，是十分正确的。”
一天，神宗留司马光谈话，神宗说：“近来，民怨汹汹，好象孙叔敖所说的‘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一样。”司马光说：“正是这样，陛下应该明辨是非。今天中书例条司所做的事情，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可能只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宋神宗想重用司马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打着同您讨论问题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收买人心，图谋当政。他所说的都是破坏新法的言论，所交的都是破坏新法的朋友，如果把他放在要害的位置上，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将会助长反对变法的势力。以司马光的才能是不足以危害新法的，但如果授以高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就会以他为中心聚集起来、当年韩信打出汉朝的红旗（赵国的士兵便失去战斗的勇气，今天要重用司马光，就象给反对变法的人立了一杆大旗。”
王安石因为被韩琦上书批评，一度请求辞职还乡，神宗想乘机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谏t说：“陛下看重我的原因，可能是认为我个性狂直，或许能对国家有用。如果只用禄位来使我荣耀，却不采纳我的主张，那就仅仅是一种私思。如果我只享受荣华的禄位，却不能救济百姓的苦难，也不过是沽名钓誉的自私之徒。陛下如果真的能废除例条司，把权力还给提举官，停止实行青苗、助役等法令，就是不用我，我也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恩赐。今天，大家谈论青苗法的坏处，不过是说官使骚扰州县百姓。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而不是今天。老百姓的贫穷与富裕，是由于各自勤劳或懒惰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缺钱少粮，必须要向人借贷。今天由朝廷出钱借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富人就不愿借取。但朝廷的使者以多多出借作为功劳，强行配给，又怕借钱后逃走，便令穷人与富人相互作保。借钱后，穷人无力偿还，只有逃走，富人没法逃跑，却必须替逃跑了的穷人还债。春算秋计，日复一日，穷人都跑光了，富人也变成了穷人。十年之后，老百姓就没有存在的了。青苗法又使朝廷散尽平常积累的钱粮，他日要想再积累，将从哪里收取？富人不存在了，平时的积累也用光了，一旦遇上战争和荒年，老幼妇弱必然饿死于沟壑之中，青壮年必定聚集起来当强盗，这些不幸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司马光一连七八次上书请求废除新法，神宗对他说：“枢密使是掌管军事的，不同的官有不周的职守，你不应该对其他的事情说三道四。”司马光不卑不亢地回答。“我并没有接受枢密使的任命，我还是一名侍从，对朝廷中的事情没有不能议论的。”不久，王安石重新执政，司马光便请求离朝，被放为外任。
九、隋文帝严惩恶子
隋文帝杨坚（41—04）登上皇位后，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勤政爱民，注意节俭。他还特别告诫孩子说：“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我朝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他们分别叫杨勇、杨广、杨俊、杨秀和杨琼。三皇子杨俊在平灭位于江南的陈朝、结束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的过程中立了大功，被封为秦孝王。他既是功臣，又是皇胄，觉得国法是管不到自己头上的，于是就放纵自己，胡作非为。他和他的手下仗势欺人，霸占别人田产，抢夺百姓妻女，而且放债求利，下层官吏和百姓深受其苦。
隋文帝听说三皇子杨俊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查办此事。开始时，他还念及父子之情，只是惩办了杨俊的手下（因此受株连的有一百多人），以为这样可以使杨俊的所收敛。
谁知杨俊恶习难改，他不仅依然我行我素，而且竟依照皇宫的规格来营造自己的王府，奢侈华丽到了极点。同时还从民间搜罗了大量的美女、歌妓，供其寻欢作乐。
隋文帝见杨俊如此奢侈腐化，再也无法容忍了。他深切地认识到，如果再对杨俊庇护宽大，就会有更多的人效尤，以致危及隋朝的长治久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隋文帝断然下令削去杨俊的官职，先将其软禁起来，再依法惩处。
这件事在朝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左武卫将军刘升以为这只是隋文帝的一时气愤之举，等气消了就没有事了，于是就向隋文帝进谏说：“秦王功劳很大，现在只不过是多花了朝廷几个钱把王府修整一下，也算不了什么大错，臣以为可以宽容，教育教育也就算了，还是恢复他的官职吧！”
隋文帝说：“国家的法律是不能违犯的。皇子犯了法，也必须受到惩处。”刘升还是一个劲地为杨俊求情，劝隋文帝恢复杨俊的官职。只到隋文帝脸上显出愤怒的样子，刘升才停止了劝谏。
这之后，朝廷重臣杨素也来进谏，说秦王虽有过错，但不应受到这样重的惩处，请隋文帝仔细斟酌，对杨俊手下留情。隋文帝对杨素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按照您的意思办理，那为什么不对皇帝的儿子特别制定一套法律呢？我倒是想赦免他，可是国法饶不了他啊！过去，周公还诛杀其弟管叔和蔡叔呢，我诚然远远不如周公，但也不能损害法律啊！”杨素听了隋文帝的这一席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三皇子杨俊听说父皇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知道自己罪不能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安，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中给父皇写了封认罪书差人送去，请求从轻发落。
隋文帝对送认罪书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俊儿，他犯的罪国法难容。我惩处他，心里也很难过，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子孙后代有所警惕，不敢再胡作非为。不然的话，隋朝的天下会被很快断送的。”杨俊听了这话，病情加重，不久就死去了。
杨俊死后，隋文帝又吩咐把杨俊的府第充公。
一〇、长孙皇后引典故
唐太宗有一骏马，他很喜欢这匹马，在宫中饲养，一天突然暴死。太宗很生气，要杀了那个马夫。没有人敢替马夫说话。
回宫后，长孙皇后见太宗气色很不好，满脸怒气，于是长孙皇后柔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
唐太宗告诉她说：“朕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朕南征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朕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朕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
长孙皇后想，即使马夫疏于职守导致马暴死，但也罪不至死，她想劝唐太宗，但此时唐太宗正在气头上，恐怕效果也不会好。她突然想起历史上齐景公要杀养马人的故事。
长孙皇后说：“陛下，你还记得齐景公和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话把唐太宗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说：“嗯？说说看。”
于是长孙皇后开始讲齐景公和养马人的故事。
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一天那马突然得了急病死了，齐景公大怒，让人把养马的人拉出去杀了。
当时晏子也在场，晏子对齐景公说：“这个马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死，会死不瞑目。我替您列举出来，让他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让他死而无怨。”齐景公正中下怀，说：“好吧。”
晏子对马夫斥责说：“你知罪吗？”马夫说：“小人有罪。”晏子说：“你的罪名有三条：主公让你养马你却把它养死了，这是第一条死罪。又养死了主公最心爱的马，这是第二条死罪。”齐景公点了点头。
晏子接着说：“更为严重的是，让主公因为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说以后肯定抱怨我们国君，认为国君重畜生而轻人命，导致老百姓离心离德。诸侯听说以后也必然轻视我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这哪里是在数说马夫的罪状啊，这不是转弯抹角在责备我吗？
晏子：“你养死了国君的马，使百姓积怨，使邻国轻视我们，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晏子对侍卫摆了摆头说：“现在把他拉出去杀了吧。”
齐景公长摆了摆手说：“好了，好了，把他放了吧！不要损害我所实行的仁政。”
唐太宗听到这里，知道皇后是在借说故事劝谏自己，说道：“看来，今天要是杀了那个马夫，朕连齐景公都不如了。”于是释放了那个养马人，仍让他为自己养马。
自此以后，养马人更尽心尽职喂马，再没有发生过差错。
一一、御史智断谋反案
唐朝人李靖，曾任岐州刺史。这期间，有个人为了讨好皇帝，便控告李靖有野心，要聚兵谋反。唐高祖得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命令一个御史前去调查，并告诉御史：“如果李靖真的要阴谋造反，可以当场处死。”
这个御史知道李靖奉公守法、体贴百姓，不可能图谋造反。若真有人说他要造反，肯定是在诬告陷害。只是，要如何才能把这件事弄个真假分明呢？
御史思前想后，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他请求那个控告人和他一起去办这个案子，唐高祖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御史领了圣旨，便和那个控告人一起，直奔岐州。
走出几百里地后，那个管行李的随从忽然慌慌张张地向御史报告，控告人原来写的状子丢了。御史大为恼火，用鞭子狠狠地抽打那个随从。随从惊恐万状，只顾磕头求饶，很是凄惨。
看着随从那个可怜的样子，御史不忍心再打了，叹了口气，对那个控告人说：“李靖谋反的事实很清楚，我们奉旨去查办，谁曾想到，随从却把状子丢了，这是要掉脑袋的。我们俩办不成此事，也有和李靖勾结的嫌疑，不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个控告人一听，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忙问御史怎么办才好。
御史又摇头又叹气，表示事情非常棘手，踌躇了半天，说：“要想我们都不受连累，救随从一命，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你再重新写一张状子，权当没有丢，我们还是照常去查办。”那个控告人也觉得再没有第二个好办法了，就重新写了一张状子，给了御史。
控告人哪里知道，这是御史和随从定的一计，状子其实并没有丢，它就在御史的衣袖里。待到他把原状子拿出来和重新写的状子一对照，便发现内容很不相同。看到目的已达，御史便立刻返回京城，向皇帝报告了这个情况。
唐高祖一时间也闹不清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御史便说：“如果李靖造反确有其事，那么控告人无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状子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现在内容出入很大，有些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充分说明是控告人在凭空捏造事实。”
皇帝一听有理，立即命令大臣对控告人进行审讯。经过审讯，发现果然是控告人在捏造事实，对李靖进行诬陷。于是，皇帝便把那个控告人判为诬告陷害罪，杀掉了。
张子臣道：“看来古人说得非常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兵器或武功而言，既可以用之杀人，亦可用之救人。就看使用它的人是善是恶了。我们的说话功夫，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刚才吴老说的故事里，御史就用它来救人。而在和这样的家伙手中，却成为了升官发财的防卫武器。”大家均有同感。
司徒朗说：“我还想起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更为经典的‘局局相扣子母环"那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连环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三国演义》里，王允使用这条计谋，通过‘子母环’式的说话功夫，把吕布与董卓都引入预设的局中，并把一大群人把玩得团团转，还最终把董卓成功除掉，真乃是我们余老师提出的‘局局相扣子母环’说话功夫的绝顶高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