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美是人的本能之一。对美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唐宋时期，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技巧，在继承前几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高度概括和抽象化的审美判断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含蓄、凝练、巧妙，以无形写形，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捕捉一种动态的美。刘禹锡《春词》：“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通过“朱楼”“深院”等空间背景写妇人之美；特别是末句，隐含数花之人像花一样，以致蜻蜓之误，描写是极其婉曲的。白居易更是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夸饰杨贵妃之美。王安石《明妃曲》写王昭君之美，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韵”，“低眉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苏轼的《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先从虚处描写，推想画中人之美：“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
又是在这种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明清的诗词、曲剧、传奇，甚至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直接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分别指代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几乎省略了审美对象的一切具象的信息，精练到了极致，却能赋予审美对象以最大的容量和生活空间，在与受众审美期待的暗合中，更具有大众化、普泛化的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逐渐形成的、高度发达的抽象审美判断模式，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常常通过移情于“第三者”实现审美的“增价”，来显现强烈的审美效应。其中的“第三者”，甚至超越了“类”的区别。先前，无论是宋玉赋中“东邻之子”的“惑阳城，迷下蔡”，还是李延年歌中“李夫人”的“倾人城”、“倾人国”，所感知“美”者，均是同类的“人”；而此时，对于“鱼”“雁”“月”“花”“蜻蜓”（蜻蜓飞上玉搔头）等自然物来说，从生活逻辑上讲是无法感知“人”的美的，所谓“王嫱西施，人见则喜，猿见则悲”，正足见这种描写艺术的逐渐完善和成熟，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许多女性形象，城边的静女、月下的姣人、劳动中的少女、出嫁的妇人等。其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是卫风中的《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①写庄姜之美，对她的手、肤、颈、齿、额、眉、目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摹，参照的全是自然界中的物象，春天的嫩茅，凝结的油脂，天牛的幼虫，排列整齐的瓠瓜籽粒，螓、蛾等。豳风中的《七月》，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兮，其黄且陨”来比类少女青春的华美与婚嫁后的色衰爱弛，其中“桑之未落”和“桑之落兮”，喻体本身也均为自然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