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的国家。这同魏文侯（魏斯）的贤明是分不开的。他最大的长处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器重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他广泛搜罗人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许多贤士能人都到魏国来了。
魏国有一个叫段干木的人，德才兼备，名望很高，隐居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想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一天，他坐着车子亲自到段干木家去拜访。段干木听到文侯车马响动，赶忙翻墙头跑了。魏文侯吃了闭门羹只得怏怏而回。接连几次去拜望，段干木都不肯相见。但是，魏文侯对段干木始终非常仰慕，每次乘车路过他家门口，都要从座位上起来，扶着马车上的拦杆，伫立仰望，表示敬意。车夫问：“您看什么呐？”魏文侯说：“我看段干木先生在不在家。”车夫不以为然地说：“段干木也太不识抬举了，你几次访问他，他都不见，还理他干什么！”魏文侯摇了摇头说：“段干木先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不趋炎附势，不贪图富贵，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尊敬呢？”后来，魏文侯干脆放下国君的架子，不乘车马，不带随从，徒步跑到段干木家里，这回好歹见了面。魏文侯恭恭敬敬地向段干木求教，段干木被他的诚意所感动，给他提了不少好建议。魏文侯请段干木做相国，段干木怎么也不肯。魏文侯就拜他为老师，经常去拜望他，听取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魏文侯“礼贤下士”，器重人才。一些博学多能的人，如政治家翟璜、李悝，军事家吴起、乐羊等都先后来投奔魏文侯，帮助他治理国家。
当时，魏国已经建立了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可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意识方面都还存在不少奴隶制的残余。这些东西严重阻碍着魏国的发展。魏文侯决心加以改革，他任李悝为相国，经常同他商讨国家大事。李悝也积极地提出许多建议。
有一天，魏文侯问李悝，怎样才能招募更多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李悝没有回答，反问道：“主公，您看过去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怎么样？”魏文侯说：“看来弊病甚多，需要改革。”李悝点点头说：“这个制度不改，就不可能起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原来，按照“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的封爵和优越俸禄是代代相传的，父传子、子传孙，即使儿子没什么本领，没立什么功劳，照样继承父亲的封爵和俸禄，享受贵族的种种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只因为不是贵族，就被这种制度卡住了，很难得到应有的地位。
李悝把这个问题分析给魏文侯听，魏文侯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又问：“那么如何改革呢？”李悝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必须废除世卿世禄制。不管什么人，是贵族还是平民，谁有本事有功劳，就给谁官做，给谁俸禄；按本事和功劳大小分派职位；有功的一定奖赏，有罪的适当处罚。对那些既无才能又无功劳而又作威作福的贵族，采取断然措施，取消他们的俸禄，用这些俸禄来招聘人才。这样，四面八方的能人贤士就会到魏国来了。”魏文侯听了，非常高兴，叫李悝起草改革的法令，不久就在全国执行了。这项改革，剥夺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增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预政治的机会，为巩固魏国的封建政权创造了条件。
接着，魏文侯又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在经济上进行了改革。李悝算了一笔细账：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种一百亩地，每年收获的粮食，除去交租纳税和自己的口粮以外，就剩不下什么了，如果遇到生病办丧事，或者国家增加苛捐杂税，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必须增加粮食产量。当时魏国大约有几百万亩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只有六百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三斗粮食；相反，就要减产三斗粮食。这样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粮食。所以，他建议实行“尽地力”的政策，就是积极兴建水利，改进耕作方法，以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同时，李悝还创立了“平籴”法（籴音dí）：丰收年景，市面上粮价便宜，为了不使农民吃亏，国家把粮食照平价买进；遇到荒年，市面上粮价昂贵，国家仍照平价把粮食卖出。这样，不管年成好坏，粮价一直是平稳的，人民生活比过去安定，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得到了保证。
李悝还搜集整理了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制定的法律，创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纪》，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魏文侯很赞成李悝的主张和措施，实行了这一套办法以后，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
